三年“大跃进”后稳定物价和开始调整物价

2．三年“大跃进”后稳定物价和开始调整物价

1958年中到1961年在三年“大跃进”，是对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发展的认识不正确，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只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因而违反客观规律性的产物。其后果如薛暮桥所说，在“大跃进”中，农业和轻工业相继大幅度减产，基建规模急剧扩大，职工人数猛烈增加，导致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加上财政连年赤字（核实后的1958—1960年的赤字高达170亿元），货币投放过多（1960年的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1．4倍），从1960年下半年起，物价开始猛涨。当时市场商品由国营商业统一供应，对价格实行计划管理制度。商品不足就限量供应，不足部分通过集市贸易购买。多余的货币转向集市贸易，使集市贸易的价格涨至计划价格的7—8倍。在这种情况下，国营商店的小商品价格稳不住了，也纷纷上涨。1961年国营商业所供商品的计划价格比1960年上升5．7％，包括高价、市价等各种商品的零售物价总指数，1961年比1960年上升16．2％。因此，如何稳定物价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薛暮桥指出，在物价政策方面，国务院决定，从1961年起，扩大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降低定量供应的标准，以保持这部分商品的价格稳定，亏损由财政补贴。当时国家规定的定量供应商品有18类。商品定量很低，农村居民的定量更低。对于许多人民必需而又亏损严重的小商品，则略微提价。这些办法自然满足不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不能不在计划供应和计划价格之外，再找一些出路。

当时，有些人认为，既然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加1倍多，而计划价格又不变，那么，多余的货币就必然挤向集市贸易，引起集市贸易价格猛涨，这样，不如将计划价格也提高1倍，集市贸易的价格就有可能下落，因此就作出相应的建议。薛暮桥指出：如果计划价格提高1倍，为了不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那么，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也应提高1倍，工资也应提高1倍，这样，货币发行量也应增加1倍，而市场上的商品供应量则没有增加，而价格已上涨1倍，通货膨胀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他认为，只能让18类重要消费品的计划价格不变，实行定量供应，而对许多管不住的小商品则只好让其稍微涨价。

陈云还提出，在保证定量供应商品的价格继续不变的条件下，在定量之外，出售几种高价商品，既可回笼货币，又可以满足一部分高收入者的需要。在我看来，他说的高价商品有两种：一种是连续生产、每年都有的，如尼龙袜子；一种是库存的、供应一次就难以后继的，如山珍海味。我认为这两种回笼货币是有不同的经济内容的。当时，定量计划供应的商品是市场的主体，高价商品和集市贸易则是计划供应的补充。国家向农民收购农产品，计划内的是平价，计划外的是高价。刘少奇说，农民高价向国家出售计划收购以外的农产品，但用低价购买国家的工业品，这不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他提出对农民应实行“高对高，低对低”两种价格政策。这就是国家按计划收购多少农产品，就按计划价格供应农民多少工业品。农民以高价向国家出售农产品，国家也以高价向农民供应工业品。用这个办法，也回笼了一定数量的货币。上述高价商品，从1961年至1964年供应了3年，大约回笼货币50亿元，占1961年货币发行量125亿元的40％。由于生产逐步上升，需要增发一点流动资金，实际净回笼货币45亿元。这对于减少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从1961年底的125．7亿元减少到1964年的80亿元），对于稳定物价，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货币流通数量减少，加上生产增加，物价就开始下降。1963年，平均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下降39．2％，其中平价商品价格下降0．8％，高价、议价和集市贸易商品价格分别下降40％—50％；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包括牌价和议价，比上年下降6．6％，集市贸易价格经过两年大幅度下降，到年底只比牌价高40％左右，等等。在物价已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有计划地对不合理的价格关系进行调整，就是必要的了。

薛暮桥一直认为，在物价的计划管理制度下，价格往往背离价值，不利于调整各类商品的按比例发展，达到供求平衡。所以，他主张必须对物价不断进行调整。由于当时商品供应很短缺，还不能放弃计划供应制度，只能提倡不断调整物价，不敢大规模地放开物价，由价值规律去调节，也不敢大幅度地进行调整。他虽然有了设想，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调整物价之举只好停止。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中央担心物价发生波动，影响社会安定，决定冻结物价。在这期间，各类产品的成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使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物价的不合理现象比60年代初期更严重了。

从上述可以看出，薛暮桥认为，当计划价格和非计划价格同时存在时，过多的货币就会涌向非计划商品，通货膨胀就会使非计划价格飞涨；主张在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时，以出售商品来回笼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来达到降低物价的目的。至于何谓回笼货币，其流通量能否因“回笼”而减少，以及他在这期间因总结经济工作经验而进一步升华的货币理论，我们留在下面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