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外资论

五、外汇外资论

(一)我国外汇问题

在《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一书，马寅初区分了国际收支与国际贸易进口两个不同概念的作用范畴。指出前者较后者为大，因其“实包括以下两种收支:①贸易上之收支，犹个人之经商的收支，②金融财政上之收支，犹个人之非经商的收支(如遗产租金等)⁽³⁷⁷⁾”。通常所说的中国历年入超，不是讲国际收支的总数，而是讲国际有形贸易的收支，其入超差额数字可靠与否，以海关有关记载统计的准确与否为前提。但我国海关统计遗漏颇多，比如:①陆路上之边境贸易常被遗漏。如昔日东三省的输入日货俄货，西南云南与安南间的贸易往往记录不全。②偷运与货价低报。洋货的自海关偷运进口，有赖于我国关税税率的提高，成正比例的增加，私运货物未被缉获者也不在少数。我国出口货物，商人尤喜以多报少。从本国方面分析，“出口低估之原因有二:一从价抽税的出口货价格以多报少，二从量抽税之出口货，其价值为平均数，此平均数以春夏秋三季之价格为根据，较实际价格为低，且从内地口岸至上海之运费亦不计算在内⁽³⁷⁸⁾”。③外国由我国输入货值较中国向彼输往之货值大。即外国进口货值以金计，中国出口货值以银计，如将外国所进之中国货折成银价，有三种情形使外国所进之中国货值折成银价计算后，大于中国之出口货值:一为外国物价上涨，中国出口价不动，二为“外国银价之低落……外国所进中国货值折成银币，大于中国出口货值”，三为“外国物价与银价均涨”，后者涨幅不及前者之多，则外国进货折成银价大于中国出口货价。中国出口货价不能随之俱涨，因中国出口贸易机关与外国不同，一是中国用银，外国用金，银价涨落与出口价的反应(银价涨出口价低，银价跌出口价高)有时差，必有先后，二是办理出口贸易的近来虽有华商自办者，也是多为洋行买办，轮船保险亦均系外人所办。现在华商保险也是均以国内为限，“因此出口贸易完全为洋商所操纵，外国物价涨或银价跌，皆为出口有利之机会，而中国人不能利用，则坐视洋商取其利⁽³⁷⁹⁾”。④海陆空军用品的输入，此为海关不统计者，虽无从查考，但其数目当不在少数。

因之，“中国实际出口价值之所以小于应有出口价值者，有二种原因:一为出口商之以多报少，一为外国物价涨或银价跌。出口物价因受洋行之操纵，未能立刻发生反应作用，国内物价，必须经过相当时间，方能赶上，反之，如外国物价跌落，国内物价随之降低⁽³⁸⁰⁾”。据此，他认为当时应纠正以往的错误观念，一是中国入超与一般所说入超当然不同，二是中国出口贸易常较外国进口价为低，有若干学者只知与中国入超之多与出口低估有关，却不知洋行把持中国出口贸易，外国物价高涨与银价跌落之差别均为之独占，此亦应该加以更正。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华活动，马寅初尤为关注的是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他揭露自“二十四年(1935)八月以来，华北走私猖獗……据官方报告，自二十四年(1935)八月一日至二十五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关税每月平均约损失八百万元，每年约损失一万万元。另有人统计中国每日损失约五十万元，则较官方报告之损失尤剧”，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北走私系一种经济武器，声援日本对华武力侵略也⁽³⁸¹⁾。”

基此，马氏提出弥补贸易入超的见解。他认为金银报关出口及私运出口，外人在华投资及信用借款，华侨汇款，外人在华各项费用等，均不失为抵补之要项。而其数目尚有讨论的余地。因而以招徕外人来华旅游，华侨汇款及金银输出，外人在华投资为例说明之。美国每年消耗贸易出超额的1/4至1/3用于旅游，中国应掌握住外国人的心理，广事招徕，利用中国地大物博，古迹风景世界驰名，如能使交通便利，“颇可招引外人来华游历，由此每年可得无形出口之收入，为数决不在少……我国何尝不可急起直追乎⁽³⁸²⁾?”华侨汇款因受世界经济恐慌影响，大形减少，且到处排斥压迫华侨，汇款大有减少。“昔日汇回者犹鸡卵，年年可望，今日汇回者乃母鸡，将来汇款必加速的减少，此又可断言者⁽³⁸³⁾。”因此，侨汇换回的资金不可不亟图维持，使投于生产事业，增加出口，以不负侨民之所望。金银输出不出十年亦将无所为继，应实行外汇限制以为补救。“利用外资以兴国者，先例甚多，固非无益。而过去外人在华投资多为直接投资，且有领事裁判权为护符，不受中国节制……亦非出于中国政府之计划，皆由投资国之意志是从。……中国陷于此外资之钳制者，其痛苦已不堪言状⁽³⁸⁴⁾。”英国人借款兴筑沪杭甬铁路，比利时人欲兴筑芦汉铁路即足以说明。而中国对日本之入超并不由中国输出白银抵偿，大都由日本人将入超所得投放中国。自1907年至1930年的二十余年间，日本对中国投资总额为二十五万万三千万日金，同期日本对中国出超累积额为二十四万万二千万日金，相差无几。“故中国入超问题情形之严重，实关国家之存亡，不仅入超本身之数目可惊已也⁽³⁸⁵⁾。”

(二)利用外资问题

马氏在《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一书辟有专章，探讨在经济上，中国欲求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平衡，非利用外资不可。利用外资，依赖国联，可以说是不识时务。向英美借款既有所不可;请求国联担保，向国际举贷，又有所不能。可见利用外资之路无一可通。利用内资，确亦有人主张，可马氏认为国内现有工业都是轻工业，无需巨额资本，为数虽多，不足以实证内资可以利用。如要兴办重工业，建筑铁路，内资不足用，储蓄又缓不济急。且“自为储蓄，利用内资”，言之似易，行之实难。“惟有抱定牺牲精神，实行强迫储蓄，节省日常消费，降低生活程度。至若中国大多数人已为牛马生活，安能再有储蓄⁽³⁸⁶⁾。”如仿行苏俄，人民之困苦更将不堪言状，所以要利用内资，事实上亦不可能。由是，他将思路调整到世界货币市场，并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在融资方面，他处处为国家、为民族着想，当然也少不了为当时的政府着想，精心独到，用心可鉴。

他以英美为例，说明稳定汇价有利于稳定物价，而稳定汇价有待于国际投资之相互关系。而对于我国要防止国际借款过度之害，并以南美诸国(智利、秘鲁、玻利维亚等)、波兰、一次大战后的奥、德、匈、埃及说明之。日本对中国大举投资，其目的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只有货币市场而无资本市场，故长期资金亦多取给于货币市场，现在提倡开辟资本市场者，颇不乏人，章乃器氏与杨荫溥氏主张最力⁽³⁸⁷⁾。”国民政府“财政部亦在计划开辟资本市场，设立各种投资银行”。马氏却另有想法，指出:“此恐非一时所能实现。”

据他考察研究，“英美资本市场亦系逐渐造成，譬如先有银行而后始有银行法，非先定法规而后设立银行也。为今之计，当先就建设银公司，作为投资企业之基础，而后逐渐扩充，造成一个资本市场⁽³⁸⁸⁾”。为防止因竞争，发生滥投资之弊，“今美国对于国外投资且特设一证券与汇兑委员会为之监督(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lssion of 1933)”，中国又当做何考虑。马氏分析了国际投资和借贷过度之害，及其预防。他以为“非加管束不可，管束之法:第一、在使资本市场之组织简单化;第二、经营长期投资之银行，应分工合作，避免竞争;第三、再加政府之监督，如此则过度投资，当可避免⁽³⁸⁹⁾”。此对当时的中国亦该是适用的。在指出中国向英美直接借款不可能，更欲依赖国联时，他说:“亦可谓不识时务者矣。”因为国联已经信用扫地，“有所不能;是利用外资之路，无一可通⁽³⁹⁰⁾”。英国商业银行绝不作长期投资，另有投资银行作长期投资;美国1933年公布的银行法规定，作长期投资银行不能为联邦准备银行的会员，两者界限划分之严，由此可见。欧洲大陆各国银行多兼营商业与投资，因其资本雄厚，不畏风险，且以银行资本经营与利用短期存款作长期投资者有别，对于投资工业必派员监督，故风险亦较小，中国则商业银行亦兼作长期放款、工业放款，以厂基及机器作抵，其价值因折旧而递减，资金因利息而递增，二者背道而驰，放款必至落空。中国的银行多以短存长放与工厂，其危险实大。有人提议将工厂之厂基机器作抵，发行公债，借以吸收社会流资，至公司债的利息由银行作保，如盈余充足可稍作分配。“如此倡导，不难造成一个资本市场⁽³⁹¹⁾。”而英美之投资银行，为数甚少，资力甚厚，且须有极充足之资力，极专门之智慧与经验，对于各国法律习惯及地方情形，必须熟悉，何种投资有利、安全，皆须考虑周详。这在英美已是“久经训练，阅历已深，彼等有鉴于过去投资事业之失败，乃力避竞争，划分范围，各顾一方，以免过度投资之弊⁽³⁹²⁾”。加之专门组织之建立，专门人才之安置，长期投资较前稳健了许多，何况资本市场尚须有健全之组织，投资机关下有掮客与经经人为之推销，在各国设有连号，经过批发，可分散到各地。如上所述，且需逐渐造成，在中国尚须组织银行团合力为之。

在向世界资本市场借款无大希望，利用国内资本又有困难的情况下，只有向世界货币市场设法。利用外资，即国际投资，对于借贷双方各有不同之利。马氏认为，“苟有外资可用，举办各种实业，则人民工作之机会增加，收入可以较多，生活程度必随以提高，要之今日世界，已缩成一个单位，无论何国经济不能离国际而孤立，欲共存必须谋共荣⁽³⁹³⁾”。然而利用外资，最怕投资国半途而废，债权国中止贷款，因债款不能再放，而以前所借之款，又须还本付息，债务国惟有增加出口，以资偿还;债权国深恐本国工业受其威胁，复从而抵制之，于是贬低币值，增加关税，采用定额分配制，使债务国之货物不能进口，债务国既不能再借外债，又不能增加出口以偿还旧欠，故惟有赖账⁽³⁹⁴⁾。经过论证，马氏认为中国应仿行苏俄，向美借短期资金，用以向美购买生产工具(资本物)，效果当与资本同。

比较中国利用外资的两种不同方式，有形、无形的长短。有形者，经借贷双方议定，订有借款条件;无形者，即银行家间套做证券。马氏指出，后者表面上看甚为简单，实则颇为复杂，非专家所不能。具体分析，第一套做者必须熟悉各国证券行市及外汇行市，方能决定有无利益于各国;第二必须熟悉证券在各国市场的情况;第三必须熟悉各国交易所之习惯;第四须知各国证券行市的表示方式;第五须知各国证券行市的单位，套做的目的，只在于营利，将国际间各地资金辗转移动，促使低处买进，高处卖出，以获取利差。套取功效，则在无时无刻不在调剂资金，平衡各国利率。其结果则在于国际经济以分工为原则，如果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则资本报酬必归一律。产业落后地因资本少而工人多，生活水平甚低，资本报酬甚高，若不加干涉，发达国家必愿将其余资输往落后国家，落后国家产业得以迅速发展，资本蓄积大增，利率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际经济可以平衡，“世界大同不难致也”。相反，只主张资本留存国内，国外投资为失策者，则为反进化。当时各国政府对套做证券“尚难加以干涉，其于平衡世界利率，不无相当功效⁽³⁹⁵⁾”。套做利差至为微薄，非多做不能获巨利。套做范围不限于两国对做，即三四国之间亦可辗转买卖，只是其事十分复杂，非知识与经验兼富者，不能做。方式有二，一是合资经营，如英某银行与美某银行订定合同，合资套利，一月一结，损益各半分担;一是独资经营，如委托国外银行代理，损益独自负担，不过须担负代理报酬。套做证券，可不如有形资本之过度借贷，预防过度投资或过度借款，“无形资本之流通，当不至为害，且事实上亦难加以管束也⁽³⁹⁶⁾”。

马氏对于资本市场的研究该说是积极审慎的，他不只限于理论的推导，而且涉猎实务之可行性操作;不只介绍国外先进国家的做法，而且针对中国国情，对症下药;不只有经济头脑，而且保持清醒的政治、民族立场，此种精神和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