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伦理借贷

一、论伦理借贷

在“假贷取息贵得中”条，他首先宣扬“贫富相助”的思想，讲“假贷钱谷，责令还息，正是贫富相资不可缺者。汉时有钱一千贯者，比千户侯，谓其一岁可得息二百千，比之今时未及二分”。这个相资不可缺的观点，北宋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表述得淋漓尽致:“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呰窳(zǐ yǔ，偷生)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民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也。”这种贫富观是建立在宿命论的基础上，人生下来就有愚智勤惰之别，思远偷生之差，在上天的安排下，贫富相依，苦乐不均。所以富人剥削穷人天经地义，贫民向富人告贷以保其生，是富人使穷人免得冻馁以填沟壑，作为富人的代言人，儒家伦理道德的卫道士，他们的思想和认识是一脉相承的。

袁采接下来讲，“今若以中制论之，质库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贷钱月息自三分至五分;贷谷以一熟论，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为虐，还者亦可无词;而典质之家至有月息计而取一者，江西有借钱约一年偿还而作合子立约者，谓借一贯文约还两贯文。衢之开化(今属浙江)借一秤禾而取两秤。浙西上户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然父祖以是而取于人，子孙亦复以是而偿于人，所谓天道好还，于此可见”。在借贷取息标准上，他主张按中等水平掌握，既不取高线，也不按下线，作为取财之道，谨守中制。所谓上线，即无论是贷钱或贷实物，大致为倍称之息，合子就该是这个意思，本利相等，他大概以为这种做法太暴虐，不仁，正儒家伦理道德所不容，而且于自身的平安不利，在《治家》门“刻剥招盗之由”条讲:“劫盗虽小人之雄，亦自有识见。如富人平时不刻剥，又能乐施，又能种种方便，当兵火扰攘之际犹得保全，至不忍焚掠污辱者多，盗所快意于劫杀之家，多是积恶之人。富家各宜自省。”这种处世之道决定了他不按最高标准取息，为了自饶。他相信这是互相资助、支持，当然也不甘心取下线标准计息，等于他吃了亏，只要做到取之不为虐，还者亦可无词，他便心安理得，此正中制之妙处。在借贷方式上，宋代的民间借贷，据袁氏讲大致有质库、借贷两种，借贷又有钱谷之分。质库的利息低于钱谷借贷。质库的月息是二分至四分，钱谷的月息三分至五分，两者相差一分，即相差20%—30%。利率高限各地不同，无论是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八十，尽管《宋刑统》规定月息是六分，都为袁氏所不能采纳，或者说不能容忍。这就构成了袁氏的金融伦理思想底线。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要仁者爱人，《论语·泰伯》记载，曾子讲:“仁以为己任”，即士，也就是君子的分内责任，是不可推卸的道德使命和责任，所以要“克己复礼”，努力付诸实践，变成自己的行动。真正的儒不该违背自己的信条，在放贷取息上，自然也不能允许倍称之息，自己不做，自己的家人和后人也不允许追逐倍称之息。义利不两立的命题，到了宋代遭到质疑，李觏就明确提出“利欲可言”，一反儒家“何必言曰利”的传统思想，王安石则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提出了“理财乃所谓义”的主张。叶适则提出“以利和义”的命题，朱熹则干脆提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⁸⁴⁾”，“天理人欲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得人欲消尽。义之与利，不待分辨而明⁽⁸⁵⁾”。突现出对于“理”得“心”安的道德实践的自觉意识，更强调内圣的境界。在这种义利交争，新的挑战形势下，经世致用的儒家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了，在金融方面，袁采也不会放弃利息，或寻求最低标准，而是“藏之笥箧，不如收息以利众”。这就构成其金融思想伦理道德的新境界。南宋最激进的功利主义者陈亮(1149—1194)，在放债取息问题上，与袁采一样，认为低息借贷，“贷之下民，量取其息⁽⁸⁶⁾”是贫富之间交相养，“有无相通，缓急相救”，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