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官营借贷主张

一、《周礼》的官营借贷主张

《周礼》，原名《周官》，又称《周官经》，相传周公所作，近人认为是战国时代著作⁽¹⁸⁾。古代典籍十三经中的一部大经，全书现有四万五千余字，三百六十余职官，存在问题和难点最多者之一。全书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全书融儒、法、阴阳五行的思想于治国治民，理财和治官诸方面。在理财方面，为中央集权服务，强调中央对经济资源、劳动力和社会财富的控制和占有，强调对经济的干预。它的治国思想集中于十条，其中九职(社会上九种职务)、九命(官爵九个等级)、九赋(古代九种赋税)、九式(财政九个支出)涉及理财。按吏部对天官，户部对地，礼为春，兵为夏，刑为秋，工为冬。天子下有大宰，大宰统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六官之下有三百六十属官，严密领隶，体大思精，结构缜密。西汉刘歆因《冬官司空》早佚，补以《考工记》，王莽托古改制，改《周官》为《周礼》。《周官》一书乃根据先秦礼制而加以扩张，亦即根据一统规模之理想而设计。它不完全是实录，是根据实录而理想化的著作(杨向奎)⁽¹⁹⁾。作为理想化的政治模式，为后人神往、追逐。王莽篡汉，宇文周革典，王安石变法都奉此书为圭臬，努力把它变为现实，最终昙花一现，惜未成功。

它关于官营“赊”、“贷”两种信贷业务的主张，见于《周礼·地官·泉府》，写道:“泉府……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祀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计算)其出入而纳(入)其余⁽²⁰⁾。”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

一是关于“赊”。赊是指个人赊买与国家赊卖。赊不同于贷，集中表现为计息与不计息。赊一般不计息，贷则必须计息;在约期内赊买无须计付利息，只有违约逾期者才须计付利息。赊销范围的规定只限于治办两件事，一件是祭祀，一件是丧事所需用物品，不足时才能从泉府获得赊买的权利，泉府也才有责任提供赊销。赊销的期限，祭祀不过10天，丧事不过3个月。

二是关于“贷”。《泉府》讲:“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按现代人的解读，以为民是贾人，需贷款者，与有司辨明所贷钱物的多少及利息之数，贾人依所在地区的赋率到期还本付息。这种坐收利息的办法，是战国时所流行的，也是泉府收入来源之一⁽²¹⁾。细审泉府与有司辨而授之的意思，绝非那样简单，否则大可不必两家会商，共同辨别认定授予的过程，想来当对被贷对象、申贷人，及至有无抵押担保，到期能否清偿的确认等相关问题的明确和手续的处理。所以泉府要会同地方长官“辨而授之”，即审查抵押品的品质数量，折价后才能贷放，或是审查举债人的劳动态度和人品状况，即信用状况，能否如期如数全部偿还并支付到期的利息;或是审查其生产经营状况，是否游闲懒惰，能否按期偿还本息等，并不随意行事。审查后再决定贷与不贷，贷多贷少，贷的时间长短。如若认为经营可信，勤快努力，就可予以贷放支持，否则就不能贷放。并参照国家征收地税的比率计付利息，据《载师》说，农田可按二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三、十分之二和二十分之五五个档次计纳，利息当以此标准计取⁽²²⁾。举贷时要具结文字契约(赊销也不例外)，发生债务纠纷时则根据文字券书裁断。没有文字凭据，赊贷不能发生，即便发生，一旦产生纠葛，据说“抵冒不偿，或偿不如约，及未予而诬贷，已偿而妄索，以此成讼者，并以券书之有无真伪决之⁽²³⁾”。否则官府将无从受理裁定，合理的正当权益亦将无从判断和无从维护。

《周礼·地官·泉府》有关赊、贷的设想，在中国，乃至人类货币信用思想史上应占一席之地，因为这是官办信用的最早方案。在《周礼》作者的设计方案中，泉府是政府官制地官的一个下属机构，专管官营信用机构，有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虞八人，徒八十人，计128人，机构庞大，组织严密，业务繁杂。赊贷业务是“王政”的内容之一，统治者以信用活动经营者的身份亲自参与，在古代世界独树一帜。这是其一。其二按照利息的不同来源来确定利率的有无与高低。据说祭祀、丧祀所需赊购只要按期归还就不计取利息，政府对于这类非生产性信用的支持，说明它的举债人绝非普通百姓。诚如马克思所说的，借债人“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²⁴⁾”，那些并不富裕或者已趋衰败的贵族世家，他们既要维护等级制的尊严，讲究“礼”制，又囊中羞涩，需要取得官府支持，而官府为了本阶级政权的稳固也情愿出面维持这种局面和尊严。因而这实质上是为贵族阶级特设的优惠信用。可它既非生产性信用行为，就不会创造财富，增加盈利，自然不该计息。倘若计息，势将加重生产者负担，对政权稳固不利，大概正出于这种考虑，期内赊贷不计取利息适足说明《周礼》作者的思想可取之处。对于生产经营者的贷放，按征税率计息。这类借债人多为小生产者，即“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²⁵⁾”。当时我国也是这样，包括经营农、工、商、虞(山泽)各业的手工业者，主要还是居于首位的农业。各业利润率不同，利息率也不该一样。“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偿，其国出(chī，细葛布)葛，则以葛偿⁽²⁶⁾”。根据不同行业来区分不同的还贷方式和计息比例，“盖贷息轻重，不能一率，自当随民间所便。但其等衰，约区五等，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五，以此为限，明不得逾溢耳”(孙诒让)。划分出五个档次，差别有序，区别对待，分别计息。这种考虑，在当时该说是先进的、合理的。

其三，官营信用的发展是对民间高利贷活动的限制。高利贷以高出标准利率为特征，它“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²⁷⁾”。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利率水平相差甚远。我国古代高利贷活动异常猖獗，《管子·治国》说:“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所谓倍贷，贷一还二也，利率高达100%;甚至还有“取十倍之息”，利率高达1000%的⁽²⁸⁾。例如贵族官僚兼地主孟尝君就是其中佼佼者，“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冯……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²⁹⁾”。他食客三千，客奉不给，派人到薛地大放高利贷，一年所得利息有10万钱之巨，其剥削之沉重可想而知。还有富商大贾兼营高利贷，放款千贯，“亦比千乘之家”，其中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富至巨万，“贳(shì，贷)贷行贾遍郡国⁽³⁰⁾”。高利贷占有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³¹⁾”。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了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对于战国乃至以后的古代社会，对于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崭新勃发的社会制度来说，它不啻是威胁，而且纯粹是破坏。在新兴的古代政权及其目光远大的谋划之士面前，可供选择的出路是或者堵，或者导。前者是官府采取严厉禁止办法，从理论、政策和立法上都采取严厉抵制、反对和制止行动，这在古代希伯来人、印度人、希腊和罗马都曾实行过。后者则是采取疏导的办法，开办官营信用来抑制民间高利贷的恣虐横行，给生产者以喘息的机会，保证他们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不被掠夺，不致转死沟壑，以维护古代政权的长远根本利益。《周礼》作者开出的正是这样一剂良药，在我国古代社会照此方抓药的大有人在。新始建国二年(10)王莽实行五均六(管)，企图以此抑制富商大贾对农民的过度剥削，限制高利贷的恣意吞噬和兼并活动，保证古代国家根本利益不受妨害。为此规定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城和成都六个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来管理市场。凡民祭祀和丧葬所需用款，可向钱府告贷，不计付息;生产经营所缺本钱也可取得低利(取纯利年息1分)借贷。北宋王安石推行熙宁新法，其“市易法”规定，在城市由官府借钱给小商作本，或者向他们赊销商品，半年出息10%，一年加倍，逾期不还每月加收2%的罚款，以图活跃市场，打击豪富巨商和高利贷者的盘剥。

其四是利息收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有机构成之一。平时国务开支可向泉府领取，年终泉府尚有结余则上交“天官职币”(“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自然利息收入作为古代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的构想，在世界财政思想史里足珍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