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周礼致太平论》

《周礼致太平论》

时间:2022-08-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七、《周礼致太平论》李觏写出的《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共十卷,曾在皇祐四年出版发行。著作写成后,李觏自己感到很满意,他也把这些著作送给了一些朋友,并写《寄周礼致太平论上诸公启》作推介。著作出版之后,他还把书寄给了朝臣孙沔,并附信说:“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十卷,此乃愚心所自喜,可以备乙(一)夜之观者。”

七、《周礼致太平论》

李觏写出的《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共十卷,曾在皇祐四年(1052年)出版发行。该著作是作者有感而发,而非注解经书。李觏反复地强调著书的目的不在于“解经”,而在于为了述“天下之理,由家道正”,并使“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并分为六类,对于各类的论述,他都是有目的的。他说:

女色皆祸,莫斯之甚,述《内治》七篇;利用厚生,为政之本,节以制度,乃无伤害,述《国用》十六篇。备预不虞,兵不可阙,先王之制,则得其宜,述《军卫》四篇。刑以防奸,古今通义,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纲纪既立,持之有人,天工其代,非贤罔猜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贤?教学为先,经世轨俗,能事以毕,述《教道》九篇。

著作写成后,李觏自己感到很满意,他也把这些著作送给了一些朋友,并写《寄周礼致太平论上诸公启》作推介。他在信中谦虚与愧疚地表示,他福浅志不能伸,对上没有骏马驰骋千里的能力,在下纵然是铅刀一割之效也没有,只好退隐于穷乡僻壤之间,一天天地老去;吃着农夫种出的谷子,穿着妇女织出的布料,虽然没有死去,但总无益于他人;一生没有什么长技,只会写点文章,十多年来,写了一些没分量的文字,汇集起来就成了献给大家的《周礼致太平论》。这些著作是他多年的心血,自己十分爱惜。著作出版之后,他还把书寄给了朝臣孙沔,并附信说:“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十卷,此乃愚心所自喜,可以备乙(一)夜之观者。”李觏把自己的著作献给那些人,其目的是希望那些心系天下,治国理政的名公巨儒能稍稍用点时间读一读他的著作,明白其意所归;更希望“圣人在阼,贤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有补于万一也。”

1.关于《内治》

李觏所说的“内治”,即内宫之治。内宫之治很重要,稍有不慎则有乱国的隐患,因为贤惠而能辅佐君王治理天下的嫔妃并不是代代都能出现,相反扰乱国家的嫔妃则时常出现。在李觏看来,首先要加强对内宫人员的教育。帝王之妃掌管妇道的教授,教育嫔妃们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帝后为后宫中的至尊,不能不接受教导;女御侍地位低下,也应教育她们。在王宫中的女人们不可以不懂得礼仪。如果教育好了这些人,她们知礼仪,品行端正,各人都勤于自己的分内事,那么君王统治天下的仁义之道也就形成了。他说:“如使后、夫人、九嫔、世妇、女御皆受教,皆知礼,德皆正,言皆顺,无冶容,无废工,无侈服,无邪道,则闺门之内,何有不肃,溥天之下,何有不化?……王道安得不成乎?”此外对于后宫也要严格考核绩效。后宫是君王的家,嫔妃也就是君王的家人,对于他们的管理也就是君王的家事。而后宫之外又是国家,他们的事就成了国家之事。对于家事与国事应有不同的处理办法与方式,应区别对待,但两者关系又应处理得当,相和谐。这样一来嫔妃们主要职责在后宫之内,但又与国家紧密相连。于是她们应当严格遵守法令,也应当认真考核其绩效情况,从而使她们对勤于自己的职分,后宫就能因之而井然有序。

在李觏看来,自古贤惠的妇人不容易找到,这样从小就要教育她们。女孩一生下就应让她睡在地上,以教导她懂得尊卑;让她穿裼衣,以此教导她懂得正与偏;让她玩陶制品,以此教导她干活。待其长大后,十五时为她举行成人礼,二十岁把她嫁出去。出嫁的前三个月,如果祖庙未毁就在官府里接受教育,如果祖庙毁坏了就在宗室里接受教育,教育她们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等,把她们教育成一个贤惠的女人。

在内治方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则是继嗣。它既是皇家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甚有宠之人,或不宜子,非广其礼,将无及也。”从历史上看,汉代大将军霍光想使上官皇后能拥有昭帝的子嗣而受皇帝的专宠,使后宫里的其他嫔妃不得宠,可谓是费尽了心机,昭帝却还是没有生下子嗣。成帝时,掖庭宫中得幸生子的妃嫔都被赐死,饮药坠胎者更是无数,由是三代而绝后,最后王莽篡得了帝王位,这都是爱出了偏错。由于偏爱而生怨女,只有内无怨女,而子孙众多,君王才会有继承人。李觏同时认为,“先王之所以重婚礼,为其主祭祀也。”祭祀的礼节也不只是在宫里上些供品,或在庙里祭拜等等,而是王后要率先垂范。“王后之尊而为妇道”,是为表率,那么天下的妇女也应该像王后那样“承先祖共祭祀”,这也是彰显君王以孝治天下的一个方面。

李觏还认为要用“礼”来规范后宫,这是“王化之基”。夫妇之道是重要的人伦,然而这种人伦往往为宗室所扰乱,于是应以“礼”来禁止这种破坏人伦的行为。后宫是否符合礼制,这由礼官负责,首先要看她们的视、听、言、貌、思等是否合乎礼制,如果这些都合乎礼制,再看她们是智是愚还是贤或者不肖。这当中王后又是最重要的,她的行为一定要合乎礼制。“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当然,“礼”也是约束天下夫妇的,“有夫有妇,然后为家,上得以养父母,下得以育子孙。生民之本,于是乎在。”这样,王宫、天下的妇人都能遵守礼制,天下人就都能立家立业,妇女能学她们所应学之技法,做女工,而长官加强对她们的检查与督促,这样百姓不富庶则是闻之未闻的事了。

2.关于《国用》

“国用”即国家之用,可以说是立国之本,因为“人所以为人,足食也;国所以为国,足用也”。于是李觏对于“国用”提出了以下意见:

要积贮。李觏认为,“天不常生,其生有时;地不遍产,其产有宜;人不皆作,其作有能;国不尽得,其得有数。一谷之税,一钱之赋,给公上者,各有定制。”但国家的开支众多,如果不能够量入为出,不能“节用而爱人”,这则是乱世之政。于是“国家闲暇,要有多积,积贮之道,天下大命”。这样,“凡其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费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国安财阜,非偶然也。”国家不仅要积贮,还要节用。李觏认为,皇帝不能有私财,常常积攒大量的金银财宝作为自己私人的财富,这是衰落动乱时代的君王的习惯做法,而不是古代君王的法制;所以君王的用品、财物、祭祀用品、纳贡物品、备用赏赐他人的物品,等等,对这些的管理都是大府的职责,大府要清点好,做好账款。贰司年终对这些物品进行核验,该报废的报废,该添置的添置。这样就不会造成浪费,能有效节用。

人各其事。在李觏看来,天生我才皆有能,有了能力就应干活,然后才能吃上饭。如果不劳而得食,那是百姓的祸殃、政治的弊病。所以圣明的君王统治百姓,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根据他们的能力大小,让他们干自己干得了的事,太宰授予他们一定的职权,闾师按职权要求考核他们的业绩。国家建立并推行一整套政策,农、圃、工、牧、商、嫔、衡、虞等各工种的人都各司其职,各干其事,“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兴材征,以济经用”。这样,“无惰而自安,无贼于粮食,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

众人皆耕。在李觏看来,如果人们认为井田制的好处在于“均则无贫,各自足”,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重要的是“均田”之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人人都在耕种,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庄稼,粮食增多了,百姓富裕起来了,国家财政也充足了。国家应按照《周礼》把田分为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等。他说:“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贾田,在市贾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若余夫、致仕者、仕者、贾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则是人无不耕。无不耕,则力岂有遗哉?”这样也可有效地解决历史上兼并之祸,解决好一些社会突出的问题,如贫者想耕种而无地可耕及富者有地而没有人能耕种的问题、荒废土地的问题、国家租税减少的问题,等等。对于有田不耕、不养畜等人都要进行处罚,“空田者,罚以三家之税粟。”有田不耕者,罚“死后祭无盛”,“不畜者,罚之死后祭无牲。”丧葬、祭祀之礼是人生大礼,于是李觏主张从葬礼、祭礼等方面对这些人进行处罚,这也是古代“圣人驱民以反本之术”。

修水利。水利对于农业生产很重要,水利不兴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如果农民因时因地制宜进行耕种,但是没有一个好收成,其原因就在于水旱灾害所造成的。虽然水旱之灾是自然灾害,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修水利来控制的,即通过开通沟渠,疏通水道,能排能灌。这样,即便是大洪水袭来,水也能疏通,成水患的情况也是极稀少的。古代圣明的君王都重视兴修水利,如果水官不重视,川泽沟溪则无人修缮,一些善于钻营的人从中谋取利益,日久天长,这些地方往往淤塞不通,大雨一下就容易涨水,天一放晴就容易干涸,看起来是天灾,其实是人祸,都是因为不修水利而造成的。

不厚敛。在李觏看来,“一夫之耕,食有余也;一妇之蚕,衣有余也。”但是衣食有余而家庭并不富有,那是因为在家庭内部有红白喜事的开支,家外要交纳上级收缴的费用。更重要的是因为支出没有节制,上级的收缴没有准则,于是就出现受冻挨饿的局面。他考察历史上的政令与民情,觉得人们的习惯是“奢则以为荣,俭则以为辱”,甚至不顾家中有没有,都迫不得已地盲目地跟风从事。对这些都应该禁止。要做到地里收成好多用,地里收成不好就少用,由此,百姓知道爱惜财富。官员则往往损下益上,贪功以求上级的赏赐,不体恤百姓困苦与贫乏,都急切地以自己的利益为先。于是要考察社会实情,“虽器械、六畜、山林、川泽、必知其数,如此,吏不敢厚敛矣。”总之,天下做到了“民皆知惜费,吏不敢厚敛”,那么天下百姓的温饱问题也就解决了。

置平准。李觏提出了要平准物价,为什么呢?李觏认为,要分析地上所产的东西,区别哪些是地里能产的,哪些是地里不能产的。这些情况都应该上报。虽然是地里所产的,但生产有时节,地里所没有的,还没有生长出来的,这些是不可求得的。如果地里已产的,官府不征用,那么物价就便宜,如果地里不产的,官府反而征用,那么物价就贵。于是有人买贱卖贵,巧取豪夺,使得一些商贾大发其财,而国家可没有得到半点好处,百姓由此家也败了,业也毁了。这样,就应学习汉代桑都尉平抑物价的办法,置平准。“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如此,富商大贾就没有办法牟取暴利,各种物价也不会飚升直涨,也就不会给百姓造成过大的损失。天下也就有了“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的局面。

什一税。李觏主张收取什一税,因为什一而税,不多也不少,恰如其分,也较容易收取。然而耕种收成是丰收还是歉收是没有定规的事,如果不幸遇上了旱灾或水灾,或者虫害,即使农民尽心尽力地耕作,也无法获得丰收,如果这时还要按往常一样去收税,那是不合情理的。于是要根据年成的好与坏制定税收的比率,丰收之年正常收税,也不多收;如果是歉收之年,则减少收税。

理财。如何理好财,关键是处理好“赊”与“贷”。在李觏看来,赊就是在百姓祭祀和丧葬活动时,把钱赊给他们,不收取他们的利息。贷,就是把钱借给百姓让他去进行生产,产生利益,然后,从百姓所得的利润中收取一定的税。如果是种地贷钱一万,则收取利息五百,其它即可仿此收取。“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财,而不自治,治之者君。”君王不理财,则财权落在商人的手中,商人就会操纵市场,垄断货源。百姓往往有一些轻重缓急之事,需要支出,产品就可能会不论贵贱都得出卖。物价低贱也不得不卖时,其价就被砍去了一大半。价格再贵也得买时,其价可是原本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此,一般百姓又如何能承担得了呢?所以,百姓没有售出的货也可收缴,百姓需要买不合时令的东西也可卖给百姓,把物价标示出来让百姓知道。对于百姓赊东西置办礼品,贷钱来发展生产,都应大力支持,这样有利于消除贫困,也有利于抑制兼并。这就是使百姓休养生息的好政策。

建义仓。因为世间有饥穰,这是大自然界的正常现象,即使是尧舜时代也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天下有穷困、鳏寡孤独者也是正常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对于他们也要实施求助,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不能坐视他们等死。所以,应该在丰收之年积蓄粮食放在仓里,动员百姓将剩余的粮食储藏起来以备歉收之年。颁行命令,号召各地储备财物以待国家之急用。这样有备无患,等到每年君王巡视朝野时,就可以此救济百姓于艰厄之中,以君王的名义施于天下。

平徭役。李觏还主张“平徭役,不专取”。他认为,田都可以耕作,桑都可以养蚕,材都可以整饬,货都可以流通,因之而富裕的人是花费了一番心血。他们“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才变得富有起来。然而,他们却受到了别人的不满。对他们不满了,就会给他们加重负担,向他们索取更多,派他们更多的劳役,收他们更多的租税,如此富裕者不久也会变成贫穷者。如果天下人都变成了贫困的人,这对于君王也没有一丝好处。所以以前圣明的君王对他们“平徭役、不专取”。用这种办法来安抚他们。

3.关于《军卫》

这是李觏军事思想的重要部分,李觏认为,“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后世有兵而未尝足兵。”他提出了由“乡军之法”解决这一问题。怎么解决呢?他说:

凡民在乡则五家为比,家出一人,故在军五人为伍,比长因为伍长。五比为闾,故五伍为两,闾胥因为两司马。四闾为族,故四两为卒,族师因为卒长。五族为党,故五卒为旅,党正因为旅帅。五党为州,故五旅为师,州长因为师帅。五州为乡,故五师为军。乡大夫为军将。

这样就建立起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士兵不用特别挑选,都由当地的百姓充当,将领也不用另设,都由当地的地方官担任。一旦有战事就召集他们来行军打仗,没有战事的时候就使他们归之于农事。这种办法,“无招收之烦而数不阙,无禀给之费而食自饱。”这也就是所谓的“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垒壁以聚之,仓库以生之,群眠类坐而不使补死填亡之不暇。”这也就是所谓的“后世有兵而未尝足兵”。

要重视兵士的操练。春夏秋冬季节,根据时令的不同对他们施行不同的训练。春天教兵士“列阵”,如分辨鼓铎镯铙等在军中的作用;夏天教他们“草止”,如辨号名的作用;秋天教他们“师出”,如辨旗物的作用;到了冬天进行军训的大检阅,察看军事实力。

要重视皇家子弟的军事教育,重点对他们进行“道艺”教育,“道艺,谓三德、三行、六艺也。”而所谓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所谓的“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所谓的“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因为王者之师并非直接来自于民间或者来自于世族,他们是宫中各吏的子弟,公卿、大夫、元士的弟子,他们因为祖辈贵且富,因而应有报效君王之心;况且通过学习德行道艺就能更加懂得忠孝的美好。太子将来要接任君王,其他王子则要成为臣子,所以他们在君臣名份还没有确立时就应接受这些教育。

李觏还认为,兵器应“其作巧,其试明”,身上穿着的没有不坚固的,手中拿着的没有不锐利的。用这些武器来打仗没有不能取胜的,以这些武器来防守没有守不住的。

4.关于《刑禁》

《刑禁》这一部分主要体现了李觏的法制思想。李觏认为国家实行刑禁的目的不在于杀人,而是“欲民之不相杀”;不是让老百姓畏惧,而是“欲民之自相畏”。难人可贵的是,李觏提出刑禁应多听百姓的,“民言杀,杀之;言宽,宽之。”同时,法是国家与百姓的共同之法,因而天下应一致于法,“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他提出“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他说:

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谓民也。赏庆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

慎“赦”。刑禁是天下人的刑禁,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因而“赦”则必须慎重,不然,“杀伤之者无以惩其恶,被杀伤者无以伸其冤。”赦与不赦不应只听朝中意见,还要听取民间意见,这样可做到“赦者非王赦”,是他实际情况可以“赦”;不赦也“非王不赦”,而是他的实际情况不能“赦”。如此,老百姓无不服从、政令也无不畅通的。

5.关于《官人》

在这一部分中,李觏主要谈的是吏治问题。解决吏治问题也是他的一贯之主张,他在其他的著作也曾谈及。他认为,任官要贤,但怎么掌握这些官员贤与不贤呢?有些人表里不一,这就要长期考察,才能了解真相。在考察的方法上既要听长官的,也要听百姓的,两者要结合起来,才能看到该官员贤与不贤。这样就能选出真正的好官员,官员之间也就没有相互间的流言蜚语,官道清明。

对于官员的任用要看其能与不能,如何看他能与不能?则是“试之以事”。他说:“德,谓贤者。能者,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以爵,得禄食也。”对于官员的升迁也是要看他的实绩。任职三年应对他们进行论功行赏,有功绩的立即给予他们奖励,没有功绩的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如果不这样,而以他们任职时间的长短为标准,三年升迁一次,只要不死,谁都可以做到公卿一级的官员。

有意义的还有,李觏在这里提出了吏与民应“相知心”,官民应是一条心。为什么要“相知心”呢?他说:“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则政平矣;民知吏心则信,信则令行矣。”当吏不知民心,民不知吏心,则吏以其所治之域为旅舍,而民以为过客,吏不理政,民不服吏,这样就不能治理好一方。

6.关于《教道》

《教道》主要体现了李觏的教育思想。李觏认为,教育的作用很大,“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育可以“移风俗,敛人才”。前代明君要求教育百姓从善,引导百姓从善,以至于不迷失方向。通过教育可以“家可使得孝子,国可使得忠臣矣”。如果不建立学校,不推行教育制度,百姓不知道什么人可以担当老师,什么“道”可以学习。这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即教人什么的问题。在李觏看来,应按照《周礼》教育百姓,他说:

故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物,犹事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矣。知,明于事。仁,爱人以及物。圣,通而先识。义,能断时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刚不柔。善于父母为孝。善于兄弟为友。睦,亲于九族。姻,亲于外亲。任,信于友道。恤,振忧贫者。礼,五礼之义。乐,六乐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节。书,六之品。数,九数之计。

仅教六德、六行、六艺等内容还不够,还要教育百姓懂得如何为人之子,即要懂孝悌,行孝悌。他要求,“教天下之为人子”、“教天下之为人悌”、“教天下之孝悌”,只有这样,“尊人之长,以及吾长,养人之老,以及吾老,”天下的长者才能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天下的老人才能都得到赡养。

此外,还要教育百姓明宗族之礼。在李觏看来,五服(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身五代)和三从(从曾祖、从祖、从父)是人伦的重要制度。然而从上到了高祖,旁系到三从,除此,高祖再远一点的已经忘记了,旁系出了三从之外再疏一点的也忘记了。所以要“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则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亲也。”于是又要教育百姓懂得丧祭之礼,丧祭主要是祭祀已故的亲人,人虽有贵贱、富贫,却没有谁没有亲人,事逝者如事生者,所以百姓也应掌握丧祭的基本礼节。如果丧礼、祭礼被废除了,“则人不如禽。”有意思的是,李觏强调礼仪制度的实施还要在财力的允许情况下进行,不能超越财力去行礼仪。比如服饰这一礼仪,既要有上下尊卑的区别又要有节制;即便是百姓富有了,穿着打扮也不能奇奇怪怪,不然人人都可以僭越上级。如果下级与上级一致没有区别,那么朝廷也就没有了尊严。如果家家户户都大把大把地去花钱,而没有节制,那么财力就会匮乏;如此不能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行使礼仪,就很有可能发生动乱或招来祸患,礼制也就可能衰亡。对于音乐也是如此,应多些激越昂扬之声,而少一些淫、过、凶、慢之声。因为“淫声,若《郑》《卫》也。过声,失哀乐之节。凶声,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慢声,惰慢不恭也。”

李觏写完了《周礼致太平论》后,似乎不再见他写有长篇大作,《周礼致太平论》也不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周礼致太平论》中所体现的思想与他本人的其他著作有相承的一面,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著作之一;但也要看到其内容有很多地方与其从前作品相重复之处,特别是与《庆历民言》《富国策、安民策、强兵策》等多有大段语言文字的重复。当然,这些也说明李觏对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的重视,不厌其烦地去讨论,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一再去重申,去强调。这点也是难能可贵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