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及其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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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及其战略转变1823年3月，太平天国攻克南京。不久，宣布在南京建都，并更名天京。这一决策引起了太平天国前期战略上的重大转变。本文拟对建都前后太平军的战略指挥作一些比较研究，考察定都和战略转变的整个客观历史进程，力图引出符合史实的结论。太平军取得了多次重大的战役胜利。因此，太平军应当实施战略防御。

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及其战略转变

1823年3月，太平天国攻克南京。接着，连下镇江、扬州。不久，宣布在南京建都，并更名天京。这一决策引起了太平天国前期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史学界对这一转变十分关注，论述颇多，且有争议。本文拟对建都前后太平军的战略指挥作一些比较研究，考察定都和战略转变的整个客观历史进程，力图引出符合史实的结论。

一、定都天京前的太平军战略

从金田起义直到攻克南京，是太平天国兴起时期，这一时期太平天国的战略，以永安突围为标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1.从金田到永安的单纯防御阶段：1820年11月4日—1822年4月4日(www.guayunfan.com)这一阶段，太平军曲折迂回，在广西中部转战了五个战场：金田/江口墟、东乡、中坪、新墟和永安，历时217天，其中固守防御计486天，用于战场间突围转移的时间31天。各战场都呈现了典型的防御战局。

各战场的战略指挥基本相似：太平军开辟和控制了一块狭小的战役基地，在有利地形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要塞，在基地内纵深配置全部兵力，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全军消极固守在防线内，等待清军围剿和进犯，并在有利的地形和阵地上展开会战，挫败敌人，粉碎围剿，保卫立足存身的基地。这种会战在各战场反复出现，如蔡村江会战歼灭伊克坦布部主力，牛排岭会战打败向荣，三里墟会战重创周天爵，马鞍山会战挫败乌兰泰……太平军取得了多次重大的战役胜利。清军进攻一次次被粉碎，被迫实施战略封锁和包围，与太平军在各战场上拖时间，拼消耗，形成长时间的战略相持。结果，囿有狭小的基地，太平军有限的军资给养消耗殆尽，补给乏源，再坚持消极防御，势必影响生存。于是，经常在缺粮、缺盐、缺弹药的困境里，被迫暂时放弃单纯防御战略，组织突围，转移到新的基地，获得补给，又开始了新一轮防御战局。最初从金田到永安的五个战场，都是按照“单纯防御→突围转移→单纯防御→突围转移……”的战略模式，反复出现类似的循环。与此相应，清军则采取“战略进攻→包围→追击→再进攻→包围”的对策，尽量集中兵力，把太平军限制在狭小的基地内。

双方力量对比，就战略上说，太平军处于劣势；但从前线力量对比看来，太平军并不比清军实力弱。因此，太平军应当实施战略防御。可是，一般地说，单纯防御战略是任何军事指挥员都不宜采取的。太平军当时的力量完全可以实施积极防御战略。就是说，在获得防御会战的重大胜利后，应该及时利用战场上出现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取胜的军事态势，趁清军溃败，组织适当的战略反攻，歼灭更多敌人。同时，在挫败清军主力后，适当分散太平军的兵力，向敌军虚弱的内线运动和发展，开辟和扩展基地，从敌占区获得人力和物力补给，以利于准备和组织新的会战，力求再次歼敌和继续逐步发展。这样，通过多次会战和相应的基地扩展，将前线清军逐股歼灭，借以夺取战场主动权，控制较大的战略基地，以保证军资给养的补给和供应。而由于丧师失地，清军战略后备必然遭到削弱。这样，太平军的历次战役胜利的成果能够逐步积累起来，转化为战略上的平衡和未来的优势，继而发动全面的战略反攻。经过若干次战略决战，就能夺取军事斗争的最后胜利。

太平军当时恰恰违背了积极防御战略的根本原则：重在歼灭清军与扩展基地，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因此，在战术实施上，太平军虽然重视会战，并取得多次胜利，但是，却放弃了前线的战役优势，没有乘胜组织反击，也没有实施任何运动发展，以扩展基地，开辟军资来源。太平军株守原来狭小的基地，多次战役胜利的成果在消极待战中渐渐消失，不能通过适当的进攻和发展积累、转化为战略成果。于是，持久的阵地战总是在太平军狭小的基地内展开，太平军处在封锁包围之中，消耗着有限的后备，或者遭到战火破坏，而清军后方广阔，交通线畅通，补给源源不绝。相形之下，前线的力量对比逐渐拉开差距，太平军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军资匮乏而放弃基地，突围与转移他方。经过一年半的转战，太平军还是未能改变前线的军事态势，始终处在优势清军的围困之中，既没有一片足资供给的战略基地，也不能壮大自己的队伍和力量。

2.从永安到南京的积极运动阶段：1822年4月2日—1823年3月19日

这是太平军凯歌行进的重大战略发展时期。从永安突围，围攻桂林一个月，第一次集中全军对省城实施攻坚。撤围后，太平军杀出广西，欲以湖南为家，将长沙作为战略目标，在蓑衣渡、永州，两经挫折；又在湘南道、郴一带游移徘徊。之后，萧朝贵督偏师奔袭长沙，继之，洪、杨率全军围攻，前后达81天。因久攻不克，乃撤围欲往常德。至益阳获船，改由岳州进图武昌，围困攻坚，终于攻克第一座省城。1823年初，决定沿江东下，迭克九江、安庆，3月19日，胜利攻占南京。这一阶段，太平军转战两湖、三江，攻克大小城市三十几座，彻底改变了在广西中部农村山区迂回辗转的单纯防御战局，征程达数千里，声势震惊中外，全军人数由三四万猛增至数十万，能战将士由万余发展至近10万人，由单一的步兵组建成拥有步兵、水军、炮兵、工兵、骑兵的多兵种的强大兵团。给养充裕，装备良好，基本改变了在广西那种军资匮乏、缺源的局面，战略力量对比起了剧烈变化。清军惯用的封锁与围困战略无法适应太平军的巨大战略转变，敌人防守薄弱的内线和腹地在太平军集中兵力、运动攻击下，陷于瓦解崩溃，与广西时期对比，完全是明显不同的战局。这一阶段历时320天，其中围城攻坚107天（如包括萧朝贵部围长沙则为122天），防御城市126天，运动转战117天，与第一阶段军事行动时间数据截然不同，充分说明了太平军战略的一大转变。

咸丰帝发现了太平军的这一战略转变，警告钦差大臣徐广缙等说：

（湖北）省沿江直下，经九江至安庆，瞬息千里，防不胜防……北由孝感，西由荆州、襄阳，则河南震惊。贼势慓急，所陷城市掳掠即行，并不似永安、道州，尚为久踞之计。其心叵测，若再迁延，只事尾追，贻祸何可胜言？！[1]

看来，太平军从第一阶段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失误中吸取了军事教训，开始了逐步的战略转变，虽然在湘南动摇徘徊，但在益阳之后，实施了积极运动的新战略：避开前线优势的清军，向空虚薄弱的敌人后方积极运动发展，对大城市实施攻坚，用较小的代价赢得显著战果，沿途取得充裕的军资补给，发动群众扩充部队，这种避实击虚的运动战略，在当时是收到显著成效的正确战略选择。

但是，太平军这一战略也存在某些缺陷：

（1）流寇主义倾向。对流血牺牲攻克的城市一概弃而不守，白白丢给尾追的清军，殊为可惜。太平军只得到一座南京城，后来，又攻下镇、扬，还是没有一个较为广阔和巩固的战略后方。

（2）贪攻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倾向。结果是桂林、长沙久围难克，战略计划遭到挫折。

（3）不重视在运动中歼灭清军。太平军虽运动转战，但近10万敌军主力未遭粉碎性打击，一路追击太平军，收复所弃的城市。向荣则率主力，追至南京城下，继续包围太平军，战略后备的优势仍然在清军一方。

二、建都决策与双方力量对比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一方面乘胜实施战略发展，先后取镇、扬，控制了北上和东进的两大战略据点，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另一方面，领导集团内部展开了一场关于建都问题的战略讨论，这又影响和制约着太平军的战略决策。

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建都的地点主要存有两种分歧意见：河南或南京。若立业河南，太平军势必挥师北伐，转战中原，以河南为中心开拓基地；相反，建都南京，则应立即改变运动战略，转入防御首都，并适当发展，开辟江南基地。讨论结果，领导集团内部统一了意见，决定建都南京，并改名天京。

许多同志认为，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只有立业河南才是正确的战略决策。他们把洪秀全等在建都后的战略错误与建都南京的决策完全混淆起来，断言建都后太平军的一系列失误乃是建都决策产生的必然军事后果。这种论断我们不敢苟同。相反，我们认为，太平军建都后的若干战略失误不能归结为建都的决策。建都南京后，太平军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打法，避免以后所犯的战略错误，开创新的战争局面。

我们主张从客观存在的军事实践进程出发，实事求是地考察太平军在建都后的整个战略转变过程，认真剖析这一转变中各个阶段的主要得失利弊，厘清建都决策与其后战略失误之间的真实关系，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研究军事史，首要的工作是弄清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其兵力部署、配置，这样，考察前线的军事态势，双方的军事意图和动向才有可靠的材料依据。

先看清军的兵力数量及其部署，如下表：[2]

表1　清军兵力数量及其部署

再就上述各路兵力的具体配置进一步加以考察，并探讨清军的军事战略意图。

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统率，8 000人围攻镇江，并防堵太平军进军苏南；2 000人驻守太平（今安徽当涂县）、芜湖，护卫粮台，防堵太平军进向皖南；水师约1 200人，炮船70余只，其中，上游28只，驻泊南京小河口，下游40余只，驻泊圌山关；7 000人围攻南京，防堵太平军由东路增援镇江，策应镇江邓绍良军。可见，清军江南大营主力集中在南京东郊至镇江、丹阳一线。向荣、许乃钊疏奏的战略方针是：

不如缓攻金陵，先从水上去其船只，使江宁、镇江、扬州三城之贼，首尾不能兼顾，然后可以制其死命。查三城形势，镇江最为扼要。盖京口与瓜洲遥遥相对，而京口又为上海兵船进攻必由之路，先复京口，则扬州、江宁之贼，应援自多中阻。[3]

可见，向荣给江南大营规定的战略任务异常沉重：肃清江面，先取镇江，切断南京与扬州之间的交通线，然后再取南京，同时防卫苏南、皖南。问题是江南大营的区区兵力、兵士较差的军事与政治素质根本不能胜任这一任务。

其一，太平军拥有强大的水军，船只万千，控制了南京、扬州、镇江之间的长江江面，并将清军水师截断，向荣部只有70余只炮船，居然大言不惭地宣称，消灭太平军的水军，肃清江面，夺取水上优势，无异痴人说梦。

其二，镇江太平军有1万兵力，南京则有2万（麦华陀称：镇江3 000，南京3万，此说大体符合实际）。太平军步兵数量居于明显优势，而且，控制水上交通线，南京、镇江之间随时可以互相支援，并拥有以资增援的机动兵力。江南大营兵力不足，欲取二城，岂为易事！

其三，防堵太平军进军苏南也是空话，当初向荣等曾在广西多次围困太平军，防堵太平军运动发展，屡遭破产。而今，太平军居于优势，如果出动万名劲旅挺进苏南，向荣根本不敢全军追击，因为太平军主力仍在宁、镇，如果向荣分兵追击，则削弱了南京城外的兵力，容易遭太平军歼灭。

其四，向军形成宁、镇两个军事重心，分散了有限的兵力，而且向两个坚城发动围攻，显然违背了集中兵力、逐个进取的战略原则。

所以，向荣手里没有战场主动权，更没有优势的精锐兵力，只能对太平军采取武装监视和牵制的战略，既无力进攻，又难于防堵。他的奏折只是向咸丰帝吹牛，安慰这个年轻性急的皇帝。

江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统帅，战略任务是夺取扬州，阻止太平军渡江北进。名义上有17 000名军队，实际还有数千人未到前线。琦善、陈金绶、胜保集中7 000人围攻扬州，而沿浦口—六合—仪征一线港汊颇多，必须处处设防，尚余的数千兵力根本不敷分布。江北大营缺乏水军和船只，士兵多来自北方，不能适应在沿江水网地区作战。琦善也陷入与向荣同样的处境。他们向咸丰帝叫苦说：（1）“江宁以迄瓜洲一百余里之江面，竟无堵截之船”；“浦口、六合、仪征等处设不添兵严防，未免重南轻北”，[4]难以阻止太平军渡江北上。（2）扬州城内太平军不下万人，防守之严不亚镇江，清军“进剿兵单，不能剋期奏效”。[5]咸丰帝急令慧成增援，后者却迟至2月底才行抵高邮，兵丁“不满二千”，对扬州城并未构成威胁。[6]江北大营清军素质还不如向荣部队，士气低落，纪律极坏，琦善本人“抵扬州后，即居北门距城二十余里之袁姓花园，终日取乐”。扬州城亦未合围，“西南一面滨临运河，绝无一将一兵，贼终日打开南门，出入自由，船只络绎与江宁之贼声息相通，一切米盐食物市易纷纭，琦善佯为不知，犹大言贼已被我围困……而转令东南西北三面各营将领间日用炮轰城，炮远不能及城”。[7]琦善声称他采取“缓图”战略，消极怠战，胜保、陈金绶表示反对，发动几次进攻，但琦善不出兵配合接应，对扬州城威胁不大。

漕督杨殿邦原来受命防守扬州，但他“并未到扬州城”，而在“距城五里之北码头”驻泊，“岸上设空账房十数架以饰耳目，一闻运司、府县逃走，即连夜开船逃至清江浦躲避”。[8]后来，他又南抵淮安，声称进兵，实际上“十数日之久……一筹莫展”，“竟将高邮一州、宝应一县置之不问。且清江所募乡勇亦不足恃。若贼分股北窜，则自扬州直达清江顺风二日可到。毫无布置，办理之谬一至于此”。[9]运河河防十分虚弱，太平军如果乘虚北上，清军难以堵截。

山东巡抚李僡负责东段黄河河防，他比较认真，把所部清军沿河分段驻守，划为五个军事集团：清江浦，由杨以增遏阻于前，又拟派托明阿部3 200名前赴增援，与杨殿邦声势连络。清江之北的王家营，由奕经部2 000名驻守，策应清江，以为犄角。这样，清江附近清军兵力达7 000人，重点防堵太平军沿运河渡黄北进。桃源县重兴集，驻总兵百胜部2 000人。宿迁县顺河集，驻总兵郝光甲部3 000人。宿迁县城由李德率兵1 300人守戍。[10]这样，黄河东段兵力计划为12 300人（不包括杨以增部），后来，计划有了变化，实际兵力为6 000人。[11]由于河防比较扎实，李僡受到咸丰帝的褒奖。但是兵力还显得分散薄弱，能否堵截太平军于黄河之南并无充分把握。

周天爵驻扎宿州，主持安徽淮北的防堵军务。他仅截留了200名山东兵，又在淮北镇压捻军，诱降了1 200名，其后，共拼凑了3 000余名壮勇，自称“虎勇”。如此薄弱兵力守御广袤的淮北地区显然力不堪任，周天爵只好提心吊胆，欲图侥幸。淮南则由新任安徽巡抚李嘉端防守，此人两手空空，枯坐庐州（今合肥）衙斋，更无力对付太平军可能发动的攻势。

河南巡抚陆应谷在太平军克武昌前后，十分紧张，仓卒组织防御。当太平军进向江南，他松了一口大气，琦善率重兵挺进前线，河南变成战略后方。咸丰帝认为该省是通向京师的锁钥，上谕严加防堵，不能松懈，但又抽不出兵力。陆应谷只好自行安排。河南与前线尽管隔着皖北，但这一地区兵力薄弱，陆应谷乃将本省主力部署于豫苏皖三省边界，集中在归德、永城两地。这样，东与李僡部衔接，构成横向河防体系，南与周天爵部联结，形成纵深防御体系。但4 000名清军要想阻止太平军进入河南，守住黄河西段防线显然不易。因此，陆应谷只好截留李僡、慧成的续调之兵，并不断向皇帝请求添兵增饷。

综合双方力量对比和全局军事部署，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

（1）清军仍然恪守其传统的围困和封锁战略，将较强和较多的兵力集中配置在南京、镇江、扬州三城周围，江南和江北两大营作为主要的包围和进攻力量，战略重点放在夺取三城和围歼太平军上；其次，防堵太平军向苏南和苏北运动发展。但是，由于兵力不敷，士气不振，没有取得江面控制权，清军无法完成其规定的战略任务，前线形成了双方相持的战局。

（2）清军第二线防御薄弱，战略重点是黄河河防，故而部署兵力较多。其他地区如皖南、皖北、南京上游江西、湖北、湖南广大地区十分空虚，苏南、浙江守军也极其薄弱。这一态势为太平军的战略运动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3）太平军攻克南京后的总兵力当在10万，集中防御三城和控制江面交通线，对付第一线32 000名清军的围攻，兵力过剩。如果不及时使用多余的兵力，组织战略运动和发展，就会造成兵力浪费。因此，这批相对过剩的兵力正是太平军能够实施战略转变的内在力量依据。

这样，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双方力量对比具有双重的军事意义：其一，从全局的战略后备比较，清军仍然居于优势，它控制着整个中国领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继续运转，正在缓慢地实行战争动员，将全国经济、政治转入战争轨道。汉族的中小地主正处在惊慌失措的恐惧状态，还没来得及动员和组织起来，地主阶级经世派开始积极活动，欲图施展，但尚未得到重视和任用，没有大的实权。经世派与中小地主结合的趋势还不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将日渐增强，潜在的力量因素可能转化为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太平军只据有三城，仍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没有广阔巩固的战略后方，不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获得补给，因此，难以承担持久的战争消耗，时间越长，物质后备就越起作用，越能影响和制约战局。其二，从前线军事力量对比看，太平军稍居优势。太平天国深得民心军心，指挥集中统一，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效率很高。太平军素质较优，处在胜利高潮中，兵力相对集中，机动性较强。此时，它们握有战场主动权。如果洪秀全等抓紧战机，以三城为根本，利用和发挥前线的力量优势，实施逐步的稳健的战略发展，就能在歼灭敌军和扩大基地的基础上，一步步地扩大前线优势，缩小全局的力量差距，最终将导致整个战略力量对比的逆转，以迎接全面的战略反攻。可见，如何实施正确的战略转变是洪秀全等建都南京后的关键战略环节。

三、定都南京后太平军的战略转变

简又文先生肯定，建都天京之后，“天朝制定全盘军事计划。（一）中央军由北王指挥，主持江南北军事，罗大纲守镇江。（二）北伐军以李开芳为统帅，林凤祥等副之，分三路北上，直捣北京。（三）西征军以翼王任统帅，胡以晃、赖汉英、史贞祥等副之”。[12]不少同志赞成这一意见。简先生所云的战略计划，主要是根据太平军建都之后的军事实践推导得出的，接着，他又发挥了裨治文的猜测，描绘了太平军未来统一全国的宏伟战略规划。

在历史研究中，根据实践的经过和结局去推导动机不一定会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只有从史实出发，认真求实地考察建都后太平军战略转变的整个动态过程，进而探索促成这一转变的基本契机，才能对太平天国建都决策与建都后的战略之间的联系有一个较为辩证和符合史实的看法。

根据上述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太平军具备实施战略转变的力量和多种客观的有利条件。这样，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抓住可贵的军事时机，充分发挥太平军的优势和有利的客观因素，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将关系到太平天国未来的发展前途。

据我们考察，从建都南京到北伐、西征的展开，太平军的战略转移大致经历了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各具特征的战略阶段。

1.建都之初的单纯防御战略（1823年4月）

史实表明，太平天国建都之初并没有简又文所云的西征与北伐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实施这一计划的军事动向。整个4月份，太平军一直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态势，以长江为联系纽带，控制宁镇扬三城近郊的有利地形，构成坚固的城市防御工事和要塞，使三城联结成一个严整坚强和机动的防御体系，以抵御和挫败两大营清军的战略围攻。就是说，太平军终止了攻克南京等三城前的积极运动战略，恢复为军兴伊始的单纯防御。

太平军攻克镇江之后，向荣自称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将大营主力放在南京东郊，“悉力赶紧进兵，若日内能夺占钟山，即可进攻省城，谅分股之贼，必然缩回”。继派李瑞督兵2 000人，与杨文定等镇江败兵汇合，防守常州，以杜太平军东进常苏之路。向荣则在南京城郊发动攻势，以牵制太平军东进。4月上旬，清军先后攻破通济门外、七桥瓮和钟山一带的太平军营垒，获得若干军事进展。但此后双方进入相持的阵地战，没有展开大的军事行动。江北大营更是消极怠战。琦善奏称几次发动攻势，实际上围而不攻，整个4月没有较大战事，一些人指控他养敌自重，克扣军饷，蓄意不发动攻势。其实，江北清军无力攻坚，琦善狡猾心虚，缓攻坐看向荣动作，使太平军集中江南战场，以减轻江北清军的压力，因此，扬州太平军并未承受大的军事负荷。向荣当然不愿上当，后来也消极下来。于是，三城周围战场相对沉寂，没有发生战略性的会战，太平天国10万大军只是消极固守三座坚城，也没有实施任何战略运动。

这个月内，太平军派遣了多起侦探，潜入各地搜集清军情报。叶桂称“有四十多人在江北一带打探”，“白总制往太平打探信息去了”，还“或六人、或五人分路往凤阳”，刺探敌情。[13]

我们分析，洪秀全等在建都之初采取单纯防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建都伊始，百事待举，政务纷繁，影响和干扰了对未来战略方针的商定。既然一时不能确定全盘战略计划，只能暂时实施单纯防御作为战略过渡。（2）建都南京，立业江南，势必要守卫首都及镇、扬二城，洪秀全等把南京视为天国根本重地，必然把防御首都上升到战略地位来考虑，这是导致由运动到防御之战略转变的直接原因。（3）敌情不大明确，全盘战略计划缺乏情报依据，需要时间侦察、搜集、辨析与判断。之后，才能根据客观军事态势，制定和实施新的战略。（4）洪秀全等背上了首都的军事包袱，存在着消极保守思想，而且满足于大城市的享乐生活，进取心有所衰退，对战略发展考虑不多。他们又看不清敌弱己强的前线力量对比，意识不到战场主动权的所在，而盲目地“最畏忌向荣”，[14]不敢与江南大营展开战略会战，不能主动发动攻势，相反，采取了起义初期的陈旧和失误的单纯防御战略，消极保卫天京。

我们认为，洪秀全等实行由运动到防御的战略转变是客观军事态势的产物，也是建都南京的必然战略过渡，因此，这种转变是必要的，也是正确和合理的，它与建都决策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否认这一点是不客观的，也不符合正确的军事逻辑。但是，需要强调指出，防御战略有两种类型：积极防御和单纯的消极防御，洪秀全等在实施转变的时候，完全有选择的自由。前面已经分析，根据当时前线力量对比和诸种有利因素，太平军应该也能够选择和实施积极防御。即在防御首都的同时，集中优势兵力与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军展开战略会战，逐次歼灭围城之敌，以夺取战略发展、开拓疆土的良机，把1826年击破两大营的会战提前至建都之后，这样，战局就会与既成事实大不一样。但是，洪秀全等却计不及此，错误地采取了单纯防御战略，把10万大军全部置于消极守城的单一战略指导下，浪费了兵力、军资，贻误了战机，一月之中，毫无军事作为，闲置了手中的战场主动权，给了咸丰帝调整军事部署、加强动员和调集兵力与后备的喘息时间。洪秀全等在战略转变中的失误不能简单归结为建都决策本身。建都与战略防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它与单纯防御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洪秀全等选择了正确的积极防御战略，必将别开一番新的战局。

2.防御天京与分兵运动相结合的战略

政事粗定，情报掌握，洪秀全等基本摸清了清军的大致部署。一个月的军事实践表明，江北大营比较虚弱，但北方各省清军及关外马队正在向南调集，如不牵制和遏制这一趋势，将使江北大营加强实力，引起前线力量对比的逆转；江南大营气焰甚嚣，是构成对宁、镇安全的主要军事威胁，必须设法牵制和分散江南清军的力量，以减轻首都正面的军事压力。

一个月的单纯防御，造成了兵力浪费。洪秀全等看出了己方兵力过剩，又具备强大众多的水师，可以利用长江交通线展开适当战略运动，他们握有进一步转变战略的实力基础。

再说，都城虽奠，“小天堂”已定，但毕竟只是一座孤城，洪秀全等需要开疆拓土，拱卫天京，并且解决长远的物资供应问题，这是他们继续转变战略的重要契机。

基于上述原因，洪秀全等在4月下旬开始准备，制定和实施新的军事战略，以替代没有多大军事效益的单纯防御，这就是在防御天京的军事前提下，采取分兵运动的战略机动，消极沉静的战场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简又文所记载的新战局。

为了适应战略的新转变，洪秀全等作了一系列的认真准备，主要军事步骤是：

（1）收缩防御战场，加强江防，保障水营基地的安全和江面交通线的畅通。在南京城东南近郊，太平军“先后自焚（营盘）已三十余座，东南贼垒十去其九，即西南隅之木城，亦复自行烧毁，惟于各城门口外深沟高垒为退守计”，但在城北下关附近却加筑东西土城各一道，以保卫各码头水营基地。[15]对清军攻城，“总不出柜，已于二城门之外挖壕筑垒，排列大炮。为负固计”。[16]这样，既缩短了防线，保障了首都安全，又腾出了一定的兵力物力，可资机动。

（2）调出扬州部分守军。2月7日，太平军将扬州城外营垒自行放弃，当夜直至明晨，胡以晃、林凤祥“裹胁兵民共数万，并赀重米石，装船数千只，由瓜口渡江”。[17]

显然，这支军队是用于战略机动的主力。

（3）选择战略运动的进军方向。太平军运动和发展的一贯军事原则是“避实就虚”，洪秀全等照例遵循这一原则，避开江南、江北两大营清军重点防堵的苏南、苏北，选择并确定虚弱的皖北和南京上游的江西为将要实施的战略运动的方向。

久历戎行、世故狡猾的向荣看出了太平军分兵运动的战略目的，上疏云：

惟元恶大憝，盘踞金陵，该逆旁窜分我之力，以负固老我之师，以久据糜我之饷。恐大兵稍一挪移，则东南半壁，更难支持。[18]

英国领事密迪乐（T.T.Meadows）同意向荣的判断，他也认为：“太平天国当时的目的，不在大举进攻北京，而只是作为牵制之师，以图分散清军北方兵力，使其不能大举南下进攻。如此则北伐之役实是成功的——即完成其牵制之任务也。”但是，简又文对此说表示怀疑。[19]

事实上，洪秀全等在制定和实施新的战略转变时，基本前提是重兵防御南京等三城，这是太平军战略计划的根本出发点。为了配备和支持保卫天京，他们决定在扬州、南京抽调部分守军，与水师混编，组成北伐和西征两支战略机动部队。这两支部队无论就人数、规模和初期活动情况看，战略目的都是有限的。

先说北伐，据称有“九军”，按太平军军制计算当有十几万人，但实际人数是，“正贼不过千人，裹胁虽有两万，号令实不能行”。[20]可能徒有九军番号，或者是由九个军中抽调拼凑成军，扬州、南京的老百姓被征发从军，要想立即拿下北京或天津谈何容易。林凤祥，杨秀清要他率九军人马过黄河，李开芳则说，要攻下天津，扎住不动。[21]

杨秀清的诰谕则明确指示“至到北京之日，即与监军袍帽，光宠其（指信差彭福兴等——笔者）身”。[22]将帅所云各执一词。看来，北伐军最终战略目标是北京，第一步行动计划为渡黄河，而且要抓紧时机，“速急统兵起行，不必悬望”，[23]将战场转移到敌人的心脏地区。这样既可牵制和分散清军兵力，把敌人主力引向北方，使清王朝首尾难以兼顾；又可减轻首都正面清军的压力，更加有利于保卫天京的战略方针之实施。为此，北伐军一路避实走虚，积极运动，由皖北突入河南，深得捻军和饥民支持，人数急剧增加，挫败了陆应谷的防军，6月中旬抵达黄河南岸。咸丰帝惊恐万状，除了在北方诸省调兵防堵外，还迭谕江南、江北两大营抽兵驰援，江北大营先后抽调了西凌阿、胜保部北上追击，兵力约2 000人，李僡军营派出托明阿部3 000人参加，连江南大营也派遣翟腾龙部2 000人驰赴鲁豫增援。可见，北伐军第一步计划完成比较出色，牵制和分散了南京正面7 000名清军及其他南下的敌人。但在渡黄河时大受挫折，影响了以后战局。至于第二步进军北京、遭到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力量对比悬殊，洪秀全等前期曾获得成功的积极运动战略中的军事冒险主义和流寇主义的错误倾向断送了北伐军。但就第一步战略计划和军事进程检验，向荣与密迪乐的判断是正确的、有根据的。

根据向荣调查，西征军“号称十军，皆镇扬两处胁从及金陵奸民图利，与贼潜通贸易者，迫令登舟，约二千余人，其中真正长发贼每船中不过两人，徒以船多，张大其势”。[24]

与北伐军情况相似，而且力量更弱。西征军开始攻克和州，经太平、芜湖，下安庆，但都未驻军防守，而是随即放弃，“意在直扑南昌，牵制江南大军”。[25]但因上游空虚，咸丰帝还是令向荣移兵扑灭，向荣先派福兴率兵勇3 000至太平、芜湖，后来，他判断“金陵系逆首巢穴，所有强悍多半聚集此间，其意在固守根本”。[26]乃将福兴所部调回大营，西征并未达到分散江南大营力量的军事目的。但由于控制江面交通线，西征给天京带来了粮食军资。当围攻南昌不克，1823年9月，石达开主持西征军务，他开始改变原来专攻南昌的战略，实施夺取沿江城乡，设官据守，开辟和建设上游基地的新的发展战略。

通过上述分析和比较，不难看出，这种防御与分兵运动结合的战略比单纯防御略胜一筹，军事效益也较显著，新的战略改变了消极被动、浪费兵力物力的军事状况，使用了过剩兵力和战场主动权，运动到敌人后方开辟战场，消耗和夺取敌占区的后备，发动群众，壮大自己，既分散了敌人兵力，打乱了清军围困封锁的战略部署，使清廷上下陷入普遍的惊慌混乱之中，又将革命推向北方，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但也有严重的弊病：（1）不敢发动战略会战，以击溃和歼灭南京周围的清军。分兵运动不是为了消灭清军有生力量，而是只运动同时消极避战。两大营清军继续盘踞南京周围，威胁首都安全。（2）犯了两个拳头出击的错误，同时北伐、西征，开辟了两个战场，摊子铺开，兵力缺乏，导致北伐全军覆没，西征形成拉锯战局，战果不能巩固。毛泽东同志说：“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27]

太平军违背了这条战略原则。其实，太平军完全可以采用朱元璋式战略，既防卫首都，又出兵运动，将战略重点放在歼灭向荣、琦善兵力和开辟沿江基地上，这样，就有可能取得朱元璋那样的战果和胜利。看来，洪秀全等在战略指挥上确实比朱元璋稍逊一筹。这也雄辩地证明，建都南京的决策本身没有什么战略错误，问题是建都之后实行战略转变时，洪秀全等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而朱元璋则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因此取得了和太平军不同的战果，我们的结论是，建都决策与建都后的失误实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原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注释】

[1]《上谕徐广缙》，《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

[2]《户部折》，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87—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向荣奏稿》卷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92页。

[4]《琦善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32。

[5]《胜保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36。

[6]《慧成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36。

[7]《清单》，宫中朱批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76—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清单》，宫中朱批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76—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雷以诚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779—7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李德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1124—1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