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高利贷法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说

一

大约200年来,经济学家和实业家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一国有特别好处,而贸易逆差则有严重危险,如果后者引起贵金属外流,则危险更大。但在最近100年内,意见却有很大分歧,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实业家还是忠于旧的学说;英国虽是相反意见的发源地,但即使在英国,政治家和实业家效忠旧学说者还占一半。相反,几乎所有英国经济学家都认为替这种事情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Absolutely Groundless),目光短浅;国际贸易机制会自动调整,凡是设法干涉这种机制的行为不仅徒劳无功,还会使本国贫乏,国际分工的好处将因此丧失。我们可以遵照传统,称旧学说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称新学说为自由贸易(Free Trade)。但这两个名词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读者要参照上下文理解。

一般说来,近代经济学家不仅认为国际分工的好处足以超过实行重商主义所可能取得的好处,而且认为重商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头脑不清,一团糟。

举一个例子:马歇尔^[7]提到重商主义时,总不能算是毫无同情,但他从未尊重重商主义的核心理论,甚至没有提到过他们论证中的真理成分。^[8]至于这些真理成分是什么,我在以下再讨论。同样,在当代论战中,赞成自由贸易(Free-trade)的经济学家虽然在鼓励幼稚工业(Infant Industries)、改善贸易条件等方面肯对重商主义者作理论上的让步,然而这些无关宏旨。关于财政政策在20世纪开头25年内有许多争论。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在争论中肯承认:保护政策也许可以增加国内就业量。用我自己写的东西作为例证应该是最公允的了。1923年,我还是古典学派的忠实信徒,对这个问题曾经毫无保留地说过:“假使有一件东西保护政策是束手无策的,那就是医治失业,赞成保护政策的理由有很多,其中有些是因为基于可能得到的,但可能性不大的种种利益,因此无法作简单答复。但如果保护主义者认为保护政策可以医治失业,则保护主义的谬误可以说是到了最荒唐、最赤裸裸的地步。”^[9]当时关于早期重商主义理论也没有好书可读,所以追随先辈相信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说。古典学派的支配力真是达到了无孔不入、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

二

让我先用自己的话说出(我现在认为的)重商主义学说里面含有的科学真理成分,然后再拿来和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实际所用的论证相比较。当然,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一国而不会惠及全世界。

当一国财富急剧增加时,在自由放任条件下的这种幸福状态会因从事新投资的动机不足而中断。如果决定消费倾向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国民特性都是既定不变的,那么根据前述理由,国家要维持继续进步的状态,这种投资引诱(Inducements)必须充分。引诱可来自对内投资,也可来自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的积累);二者构成总投资。在总投资量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的条件下,国内投资机会在长时期内由国内利率的高低决定,而对外投资量要视贸易顺差的大小而定。如果在一个社会内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那么,政府在经济方面关注国内利率和国际贸易差额自然是相当合理的。

假定工资单位相当稳定而且不会自动大幅度改变(这个条件几乎总是满足的),又假定流动性偏好状态的短期变动平均数也相当稳定,而银行所遵守的惯例也没有大的变化,那么,利率的高低要看国内有多少贵金属(用工资单位计量)可以用来满足社会的流动性偏好。如果在一时代内既无大量国际借贷,又极少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则贵金属数量的增减主要看贸易究竟是顺差还是逆差。

因此,当时的政府当局关注贸易顺差实在是一箭双雕,而且也只有这个办法。当时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的其他引诱,增加顺差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的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贸易为顺差时贵金属内流,这又是政府可以降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的唯一间接办法。

然而这种政策的效果也有两种不可忽视的限制。首先,国内利率降低时投资量会增加,以致就业量冲破一定界线后工资单位上涨,那么,国内成本增加,对国际贸易差额开始有不利影响。增加顺差的各种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归于失败。其次,国内利率下降后比其他国家的利率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超过顺差额,则可以引起贵金属外流,这种情况的变化导致前功尽弃。国家越大,其国际地位越重要,则这两种限制的危险性也越大;如果每年贵金属的产量相当小,那么一国有贵金属内流,就有其他国家有贵金属外流,重商主义政策推行过度,不利影响不仅来自国内的成本上涨、利率下降,也来自国外的成本下降、利率上涨。

一国的国际贸易会因贵金属太多、工资单位上涨而遭毁灭。15世纪下半叶及16世纪的西班牙经济史可以提供证据。20世纪内,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验可以说明,如果对外贷款以及在国外购置产业过分方便,往往会使国内利率不能下降,于是充分就业不能实现。如果一个国家的流动性偏好太强,以致即使贵金属长期大量内流,都不足以使利率下降、实际财富增加,那么,国家会经常处于贫乏状态,印度在这方面是典型实例。

虽然如此,假定有某一社会,其工资单位、决定消费倾向的国民特性以及流动性偏好都相当稳定,其货币制度又以贵金属为基础,在货币数量与贵金属数量之间经常保持一个稳定关系,那么政府当局为了维持繁荣,必须密切注意贸易差额。如果贸易为顺差而又不太大,那么就有相当的鼓励作用;如果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但并不是限制进口越严,国际贸易的顺差就越大。早期重商主义者很重视这一点,因此常常反对贸易限制,他们认为把目光放远些,贸易限制是会不利于顺差的。在19世纪中叶英国所处的特殊环境中,实行自由贸易恐怕最能够促进当时英国的贸易顺差,就当代经验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都设法限制贸易,增加顺差,而结果适得其反。

读者不要因为各种理由就轻易认为我将主张什么实际政策。除非有特殊理由可以为之辩护,否则一般说来,贸易限制的确是很可以非议的。国际分工的好处虽然被古典学派过分夸大,但毕竟是真实的,也是很可观的。而且,一个国家从贸易顺差得到的好处往往就是其他国家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很明白这一点),尤其应当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要使得一国贵金属数量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况且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度,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大家都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10]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私人利益、行政无能以及事情本身存在困难等原因,结果可能和初衷背道而驰。

因此,我所批评的重点是我以前师承而且拿来教人的自由放任学说,其理论基础不够充分;我所反对的学说是利率与就业量会自动调整到最合适的水平,所以关注贸易差额是在浪费时间。倒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犯了冒冒失失的毛病,把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东西当作是庸人自扰。

在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之下,伦敦的金融界逐渐设计了一个危险到无以复加的办法来维持均衡:那就是一方面严格维持外汇汇率,另一方面让银行利率涨落。这就使得国内利率和充分就业彻底分崩离析了。因为事实上不能不考虑到国际支付差额,于是设计了一个办法来管理;这个办法,不仅不保护国内利率,反而把国内利率牺牲在盲目势力(Blind Forces)之下。最近,伦敦银行界得到了许多教训,我们希望从此以后,英国不再重蹈以往覆辙:因为要保护其国际支付差额,所以要提高利率,从而引起国内失业。

古典理论在解释单独一个厂商的行为以及解释使用一特定量资源所得产物的分配办法方面自有其贡献,功不可没。在这几个方面如果不利用这套思想方法,简直无法澄清思路。请不要因为我说他们忽略了前人学说中的有价值部分,就以为我否认这一点。但政治家所关注的是如何使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全部资源最适度利用(Optimum Employment)。在这方面,16、17世纪的经济思想倒获得了处世智慧(Practical Wisdom)的一鳞半爪,而李嘉图不切实际的抽象思维,反而把这些一鳞半爪先遗忘后抹杀了。重商主义者从禁止高利贷、维持国内货币数量、防止工资单位上涨等方面竭力设法压低利率;如果国内货币数量因为不可避免的贵金属外流、工资单位上涨等^[11]出现不足,则不惜诉诸货币贬值弥补不足。这种种都表示出重商主义者的智慧。

三

也许有人会说,早期的经济思想先驱者只是偶然获得了一些处世智慧,而并不了解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要把他们的理由以及建议都作一番简短的检讨。这件事情现在容易办到,因为海克雪尔(Heckscher)教授的著作《重商主义》已经把两个世纪的经济思想提纲挈领地写了出来,可供一般的经济学读者参考。以下所引的主要是录自该书。^[12]

(1)重商主义者从来没有认为利率会自动调整而达到适宜的水平;相反,他们反复申述利率太高是抑制财富扩张的主要障碍;他们甚至知道利率是由流动性偏好以及货币数量决定的。他们所关注的是一方面降低流动性偏好,一方面增加货币数量;其中有几人还明确指出,他们之所以要设法增加货币数量,是因为要降低利率。海克雪尔教授把重商主义者的这方面学说总结如下:

在某种限度以内,敏锐的重商主义人士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和在其他方面一样非常明确。在他们看来,货币用现在术语说是一个生产要素,与土地处于同等地位;他们有时把货币看作是“人为的”财富,以别于“天然的”财富。利息就是租用货币的代价,性质一如地租。在这一时期,探讨决定利率高低的客观理由的重商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总认为货币数量决定利率。这方面材料很多,此处只选几个典型例子说明这一观念如何根深蒂固,历时弥久而颠扑不破。

在17世纪20年代早期,货币政策以及东印度贸易引起了一场论战,但论战双方的领袖对这一点意见完全一致。杰拉德·梅林斯(Gerard Malynes)说:“货币充足可以减少高利贷”,又举出详细理由维护这句话[《商法》(Lex Mercatoria)以及《维持自由贸易》(Maintenanceof Free Trade),1622]。其劲敌爱德华·米赛尔顿(Ed Ward Misselden)也说:“医治高利贷的办法,也许是让货币充斥[《自由贸易或使贸易兴旺之道》(Free Tradeor the Means to make Trade Flourish),同年]。”半个世纪以后,重要作家之一切尔德(Child)是东印度公司的万能领袖,又最善于为该公司辩护。他竭力要求由国家制定最高利率;他还讨论了(1668)假使荷兰人把钱从英国提走,则对于法定最高利率将发生什么影响。他觉得要对付这个威胁,最好用债券作为通货,随便转让,因为如此一来,则“至少有一半我国所用现款,将因此而得到弥补”。还有一个叫配第(Petty)的作家是超然于党派之争的,他也和别人一样认为利率之所以由10%下降到6%,是因为货币数量增加[《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1676],他认为,如果一国铸币太多,那么放款取利就是合适的补救办法[《货币略论》(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1682]。

这种想法当然并不限于英国,几年之后(1701、1706),法国商人和政治家都不满意当时的高利率,而都诿罪于货币稀少;他们想通过增加货币流通量而设法降低利率。^[13]

洛克(Locke)大概是把货币数量与利率关系用抽象语言表达出来的第一人。这见于他和配第的争论之中。^[14]配第主张由法律来限定一个最高利率,他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的规定一如规定最高地租一样不切实际。他说:“货币会从利息方面每年产生收入;在这方面,货币的自然价值(利率),是由当时在一国流通的货币总量以及该国的贸易总值所决定的。”^[15]洛克解释货币有两种价值:①使用价值,其大小由利率定,在这方面,货币的性质与土地相同,不过一种收入称为地租,另一种收入称为利息而已;②交换价值,在这方面,货币的性质与商品相同,货币的交换价值由货币的多少以及商品的多少所决定;与利率无关。因此洛克是两种货币数量说的鼻祖。第一,他认为利率由货币数量(顾及流通速度)与贸易总值(Total Value of Trade)之比决定;第二,他认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由货币数量与市场上商品总量(Total Volume of Goods)之比决定。但他一只脚伸在重商主义世界,一只脚伸在古典学派世界,^[16]对两种比例的关系却弄不清楚;而且他完全忽略了流动性偏好状态也有变动的可能。但他竭力说明,降低利率对物价水平并不发生直接影响,“只有当利率的改变引起货币或商品的进口或出口,以致商品与货币的比例与前不相同时,物价才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利率的降低引起现金出口或产量增加,那么物价将改变。但是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进一步作真正的综合研究工作。^[17]

在重商主义者心目中很容易分辨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不同,这一点可从洛克引自“与友人谈高利贷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Friend Concerning Usury,1621)的一段文字中得知:“高利息使商业解体。利息既然高于商业利润,于是富商停业而放款取利;小商人则破产。”福特雷(Fortrey)在“英国的利益和改良”(England’s Interest and Improvement)一书中也认为降低利率可以增进国民财富;而且他更强调这一点。

重商主义者并没有忽略流动性偏好太强会把内流的贵金属都囤积起来,则利率得不到好处。也有人[例如孟(Mun)]因为要增加国家威力,主张由国家囤积金银;但别人率直反对(frankly opposed)这种政策:

例如施若特(Schrotter)用重商主义者常用的论证,认为假使国家大增库存,则流动中的货币将搜刮殆尽,其结果不堪设想。他还认为在寺院中库存的金银和贵金属出超(Export Surplus),二者性质完全相同,而后者他认为是最坏的东西。达芬南特(Davenant)解释东方国家之所以极度贫困(当时人都相信东方国家所积存的金银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是因为金银在国库停留不动。如果由国家来囤积金银,还至多是瑕瑜互见,且常常危险甚大;那么私人囤积金银,自然应当避之唯恐不及了。重商主义者攻击私人囤积金银者不计其数,简直没有人独持异议。^[18]

(2)重商主义者知道物贱之病,也知道过度竞争会不利于一国的贸易条件。例如梅林斯说“商法”(1662):“不要因为要增加贸易就比别人降价出售以致损害本国利益:毕竟贸易并不因物贱而增加,物品之所以贱,是因为货币稀少对物品的需求不大;反之,则是货币充足,对物品的需求加大,物价上涨时贸易反而扩大。”^[19]海克雪尔教授把这一股重商主义思想总结如下:

这一观点在一个半世纪内一再提出,而提出这一观点的人都说:如果一国货币比别国稀少,则该国一定“卖价便宜,买价昂贵”(Sell Cheap and Buy Dear)……

这种态度,在“公共福利的谈话”(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一书初版中,即在16世纪中叶时已经很明显了。海尔斯(Hales)曾经说过:“只要外国人肯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东西价格定得很低,而让他们把他们的东西(其中有我们要向他们购买的)价格提高呢?假使他们出售自己东西时索要高价,从我们处买进东西时出低价,那不是他们得利我们损失吗?不是他们致富我们变穷吗?我宁可采取现行办法,他们抬价时,我们也抬价。当然有人因此受损,但受损的人数要比采取其他办法少。”几十年以后(1581),该书校订者对这一点完全赞同。在17世纪的时候这种态度一再出现,并没有明显改变。例如梅林斯相信,这种不幸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外国人把英国汇率定得太低。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以后这个观念仍继续出现。在《哲理录》(Verbum Sapienti)一书中(1665年作,1691年出版),配第相信:“要等到我们所有的货币,不论是在绝对方面还是在相对方面,都超过任何一个邻国所有者时”,我们才能停下来不再努力增加货币数量。从以上所引书着手写作以至于出版这一时期中,考克(Coke)说过:“只要我们所有金银比邻国多,则即使减少到现有量的1/5,我也不在乎(1675)。”^[20]

(3)重商主义者还是“货物恐惧”(Fear of Goods)的创始人,认为货币稀少是失业的原因;两个世纪以后这一观点被古典学派斥为荒谬:

用失业现象作为禁止进口理由的最早实例之一见于1426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英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至少可追溯到1455年……1466年的法国法令虽然建立了里昂的丝织工业,而且以后虽颇负盛名,倒不太饶有兴味,因为并未实际抵制外国商品;但该法令也曾提及,成千上万的失业男女可能由此而获得工作。可见这种论据在当时如何风行……

最初对此问题(其余社会经济问题亦然)进行热烈讨论的是英国,约在16世纪中叶或更早些,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两个朝代。这里只能提些书名,著作年代大概不会晚于1530～1540年;其中有两种大概出于克来蒙特·阿姆斯壮(Clement Armstrong)的手笔……依照他的说法,则“洋货每年进口,充塞英国市场,不仅引起货币稀少,而且破坏了手工业,于是有许多平民无从谋生,不得不闲散,从事乞讨、偷窃”。^[21]

据我所知,重商主义者对这种情况的典型讨论,当推1621年英国下议院关于货币稀缺问题的辩论为最佳实例。当时非常不景气,布匹出口业尤甚。国会中声望最高的议员之一爱德文·桑迪斯(Edwin Sandys)爵士把当时情形描写得很清楚;他说农工几乎到处受到打击,布机停而不织,因为国内货币不足;农民被迫违约,“倒不是因为土地出产不足(感谢上帝),而是因为货币缺乏”。于是发动了详细调查,到底货币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如此奇缺。凡是有出口贵金属嫌疑的人,或者虽没有出口贵金属,但其在国内的活动足以使贵金属消失的人,都受到许多攻击。^[22]

重商主义者也意识到,他们的政策用海克雪尔教授的说法,有“一箭双雕”(Killed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之妙,“一方面可以出清过剩物资,解除失业;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货币数量”,^[23]压低利率。

重商主义者从实际经验中得到许多观念;我们在研究许多观念之后不能不感觉到在人类史上,储蓄倾向总有强于投资引诱的长期趋势。投资引诱的薄弱,总是各时代经济问题的要害。现在这种引诱之所以薄弱,主要原因恐怕是现在资本数量积累得太多了;但在以前却是各种风险因素也许比较更重要。而结果是一样的。私人可以从节约消费中增加个人财富,但要国家财富增加,则必须由雇主真正雇用工人从事制造持久性资产,然而私人的储蓄意愿总是大于雇主所感觉到的投资引诱。

(4)重商主义者心里很明白,他们的政策是有民族主义色彩(Nationalistic Character)的,而且会引起战争。他们承认其所追求的是国家利益以及国力的相对强大(Strength)。^[24]

重商主义者接受国际货币体系下必然产生的后果而漠然无动于衷,这一点固然可以批评。但当代也有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主张采取国际金本位制,对于国际借贷则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并且相信只有这种政策最足以促进和平。两相比较,还是重商主义者的现实态度要高明得多。

如果在一经济体系内,有货币契约以及风俗习惯的存在可以历时甚久而轻易不变,而该体系的国内货币流通量以及国内利率主要都由国际支付差额决定(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情形),那么除了争取顺差、由邻国输入货币材料(贵金属)以外,当局实在没有正统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历史上还没有设计出一个比国际金(以前为银)本位更有效的办法使得各国利益避免冲突。在国际金本位之下,一国的国内繁荣与一国争取市场以及争取贵金属的成绩有直接关系。如果幸而金银的新供给相当丰富,那么这种争夺会稍为减缓。财富日益增加而边际消费倾向渐减,则此种冲突就越发尖锐和猛烈。正统经济学家的逻辑既有毛病,其常识又不足以纠正其逻辑,于是一错到底,糟不可言。有些国家在暗中摸索,想寻找一条出路,使得国内利率自主,就抛弃了在金本位之下的种种义务,正统经济学家就教导我们说,要有通常的经济复苏,第一步先得恢复以前的这些桎梏(Shackles)。

事实刚好相反。采取利率自主政策不受国际关系支配,再采取一个全国性的投资计划,使得国内就业量达到最适度的水平,这倒是利己利人之道。各国都同时采取这种政策,然后国际间的经济健康以及经济力量(用国内就业量或国际贸易量来衡量)才能恢复。^[25]

四

重商主义者感觉到问题的存在,但其分析还不能将其解决;古典学派则根本忽视了这一问题。根据古典学派的前提,这个问题不会存在,于是古典理论所得结论与常识所得结论之间就有明显的裂痕。古典理论的卓越成绩就在于能克服常人所相信的东西,而同时自己却是错误的。海克雪尔教授说:

假使从十字军东征一直到18世纪,常人对于货币以及币材金属的基本态度始终不变,则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可见一斑。18世纪以后,这种观念还继续存在,不过不到“货物恐惧”的那种程度而已……除了自由放任这一段时期以外,各时代都未能摆脱这种观念。自由放任学说那样卓尔不群,坚韧不拔,也不过是把常人的信念暂时克服了一下。^[26]

在货币经济之下,“货物恐惧”是常人最自然的态度,要对自由放任学说有绝对信仰才能摆脱这种态度。但自由贸易主义对许多明显因素否认其存在,所以当自由放任学说不能再维持其往日信徒的人心时,也必然遭常人唾弃。^[27]

我记得波纳·劳(Bonar Law)在经济学家面前又恼又怒,因为他们不肯承认很明显的事实,他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如果把古典学派经济学说的力量与某种宗教相比较,恐怕比宗教力量还要强大,因为要让常人否认明显的事实,比让常人相信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要困难得多。

五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种相关但不相同的学说。千百年来,社会舆论都认为这种学说明白无误,不可怀疑,但古典学派则斥之为幼稚,所以值得旧事重提,加以尊敬。我指的是这样一种学说,认为利率不会自动调整到一种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水平;反之,利率常有太高的趋势,而开明当局(Wise Government)应当用法令、风俗习惯甚至道义制裁加以抑制。

有记载的经济法令如防止高利贷法要算是最早的实践之一了。流动性偏好过度以致摧毁投资引诱,阻碍财富增长,这种弊端在上古以及中古时代就已很显著;因为当时有种种生活上的风险,一方面降低资本边际效率,另一方面增加流动性偏好。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人都觉得不安全,则除非该社会用尽各种方法抑制利率,否则利率总会太高而投资引诱不会充分。

我以前接受别人的学说,觉得中古时代教会对利率问题的态度从根本上是荒谬的;中古时代许多分辨贷款报酬与投资报酬之间差异的讨论只是些诡辩,无非是想从谬论之中找出一条实际出路而已。我现在再翻阅这些讨论,觉得他们倒是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能把古典学派混为一谈的东西分辨清楚,那就是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我现在觉得,经院学派讨论的目的就在找出一种对策提高资本边际效率表,同时用法令、风俗习惯以及道义制裁等压低利率。

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禁止高利贷法的态度也还温和。他知道个人储蓄不一定用于投资,也可以用于放债(Debts)。他赞成较低的利率,因为这样可以使储蓄用于新投资的机会多些,用于放债的机会少些。因为这些理由,所以他主张把高利贷法作温和的运用。^[28]边沁(Bentham)对这一点则严加攻击。^[29]边沁的主要批评是说亚当·斯密不愧为苏格兰人,过分谨慎,对“创办人”不免太严厉了一点,如果规定最高利率,则凡负担正当的、对于社会有利的风险者,其所得报酬将太少。边沁所谓的创办人(Projectors)范围很广,“凡以追求财富(或任何其他对象)为目的,拟获得财富的资助,设法寻求新发明途径者都属于此类……这些人确实以进步改良为志向。规定最高利率,则这些人最受打击……总之,凡人类聪明才智的运用需要依靠财富资助的都会遭到打击”。当然,如果法令可能妨碍人民负担正当风险,则应当加以抗议。边沁继续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深谙世故之士不再选择创办计划的优劣,因为他根本不想创办什么。”^[30]

边沁这里所说的是不是亚当·斯密的原意倒颇成问题,难道边沁是用19世纪的口吻(虽然该文作于1787年),向18世纪说话吗?因为除非是在投资引诱最强的时代,否则不会看不到在理论上存在投资引诱不足的可能性。

六

这里不妨提一个很离奇的、被人过分忽略了的先知——西尔维奥·格赛尔(Silvio Gesel1,1862～1930)。在他的著作中的确有若干真知灼见之处,可惜仅仅是昙花一现,没有能够直达问题的核心。在战后几年,他的信徒拼命把他的著作寄给我,但是因为他的论证显然有缺点,所以我当时并未能发现其著作的长处。等到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得到自己的结论以后,才发现他的著作的重要性;大概未经彻底分析的直觉都会遭遇同一命运。在当时,我和其他学院经济学家一样,把他非常有独到见解的种种努力看作是一个怪人的异想天开。我想本书读者知道格赛尔的重要性者大概不多,因此我多给他一些篇幅。

格赛尔^[31]是一个成功的德国商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商。19世纪80年代^[32]后期的经济危机在阿根廷特别严重,因此引起他研究货币问题。他的第一本著作叫《币制改革为走向社会国家之桥》(Die Reformation im Münzwesen als Brückezum sozialen Staat),189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同年,他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了他对于货币的基本观点,书名为《事物精华》(Nervus Rerum)。此后一直到他退休,又出了许多书和小册子。1906年他退休到瑞士,此时家道已相当殷厚,不必为谋生操心,晚年便致力于人生最愉快的两件事情:著书立说和农业实验。

他的代表作(Standard Work)的第一部分1906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书名为《全部劳动产物权的实现》(Die Verwirklichung des Rechtes auf dem vollen Arbeitsertrag);第二部分1911年在柏林出版,书名为《利息新论》(Dieneue Lehre vom Zins)。合订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6年)在柏林和瑞士两地同时出版,在他生前一共发行了6版,书名为《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达到的自然经济秩序》(Dienatürliche Wirtschaftsordnung durch Freiland und Freigeld),英译本称为《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1919年4月,格赛尔加入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内阁当财政部长,此后受到军法审判。生前最后10年,他在柏林、瑞士两地做宣传工作,取代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地位吸引了一批具有宗教热诚的信徒,被尊为一种教义的先知;信徒分布于世界各地达数千人。1923年,瑞士和德国的自由土地自由货币协会以及其他各国的类似组织在瑞士巴塞尔城举行第一次国际大会。从他1930年作古以后,像他这类学说所能引起的特殊热诚,又转移到其他先知身上;据我看来,后者没有像他那样卓越。布奇(Büchi)博士是英国这种运动的领袖,但其文献又似乎是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地方零趸贩卖而来。该运动的主力现在在美国。在学院经济学家之中,费舍尔(Irving Fisher)教授是唯一认识其价值的。

格赛尔的信徒把他装饰得像一个先知,但格赛尔的主要著作还是用冷静的、科学的语言写出来的,但全书不免充满了对社会正义感的热诚与崇奉,似乎(也许有人会觉得)与科学家的身份不符。他从亨利·乔治继承下来的一部分,^[33]固然是该运动所以发生力量的主要源泉,但倒完全是次要的,没有多大兴趣。全书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Anti-marxian Socialism),又是对于自由放任学说的一种反动(Reaction Against Laissez-faire)。他所根据的理论基础和马克思不同。第一,他否认古典学派的前提,而马克思是接受的;第二,他主张解除妨碍竞争的桎梏,而不主张取消竞争。我相信后世学者从格赛尔处获得的要比从马克思处获得的多。读者只要读一读英译本《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序言,即可领略格赛尔的道德品质。要回答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还得从该序文所指示的路径中去寻找。

格赛尔在货币与利息理论方面的特殊贡献在于:第一,他把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分得很清楚,他说利率限制了实际资本的扩张速度;第二,他指出利率完全是个货币现象;货币利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货币有个特征,即货币持有人所负担的保藏费微不足道;凡是有保藏费的财富,其之所以也能产生收益,是因为货币有收益,货币定下了一个标准。他用各时代中利率的相当稳定作为佐证,说明利率决不是决定于纯物质因素,因为后者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所经历的变迁,比利率的变迁不知要大多少。用我的术语来说,利率是由变化不大的心理因素决定的,因此相当稳定;至于变动极大的资本边际效率表,则不是由其利率决定的,而是由在一特定利率下的实际资本扩张速率决定的。

但格赛尔的学说有个大缺点。他指出,因为有货币利率存在,所以出贷商品也能取得收益。他利用罗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和另一陌生人的假想对话来^[34]说明这点——这是经济学上最经典的寓言之一。但他在举出理由说明与其他商品利率不同的货币利率不能是负数以后,却忘了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货币利率一定是正数;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决定货币利率高低的并不是(像古典学派所说那样)生产资本上收益的大小。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流动性偏好这个概念;因此他只建立了半个利率论。

因为理论的不完备,所以他的著作并未受到学术界注意。但是他已经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实际建议。他所提的方案可能无法推行,但倒不失为对症下药。他说货币利率限制了实际资本的扩张,如果把这个限制去掉,则近代实际资本将迅速扩张,在相当短时间内利率恐怕就要降到零点。因此第一件要紧事情,就是降低货币利率;他认为只要让货币和其他不能产生收益的商品一样有保藏费用,就能降低货币利率。于是他想出了著名的“加印”货币(“Stamped”Money)方案,他也因此而得名。费舍尔(Irving Fisher)教授对此也相当赞许。依照此方案,则流通的现钞(当然必须包括几种银行货币在内)像保险单一样,必须每月加贴印花,才能保持其价值。印花在邮局出售,至于印花的费用自然可以酌情而定。按照我的理论,应当先确定何种新投资量能与充分就业并行不悖,然后求出该投资量的资本边际效率,印花费用的多少应大致等于货币利率(不把印花费用计算在内)与该资本边际效率的差额。格赛尔自己提议,应该每周贴0.1%,每年贴5.2%。在现在的情况下,这个数目似乎太高,但正确数目到底是多少,只能通过试错来寻求;而且也必须常常更动,而不能一成不变。

加印货币所代表的思想倒是健全的。而且也许真可以找出方法把这个办法小规模付诸实施。但是还有许多困难格赛尔没有设法解决。其中之一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货币并不是唯一有流动性收益的物品,其他物品也有这种性能,只是在程度上差别而已;货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货币的流动性收益要比任何其他东西大些。因此,如果用加贴印花的办法去掉流通现钞的流动性收益,则有一大串替代品将代之而起,例如银行货币、即期债务、外币、宝石、金银,等等。我在上面说过,以前也许有过一段时期,不管土地的收益如何,大家都想持有土地,因此把利率抬高。但在格赛尔体系之下,因为土地国有,这个可能性倒可以免掉。

七

以上所讨论的各种学说,大致都是针对有效需求的原因之一,即投资引诱不足的。然而把失业的问题归咎于另一个原因,即消费倾向不足者也由来已久。后一种对于当代经济病症的解释,在16、17世纪还不占重要地位,至近代才逐渐开始得势;但这种解释也并不为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赞同。

对消费不足的指责,在重商主义思想中虽然只占有非常次要的地位,但海克雪尔教授也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奢侈有利(Utility of Luxury),节俭有弊(Evil of Thrift),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俭之所以被认为是失业的原因,有两个理由:第一,公众相信一定量货币不进入交易,则实际所得就会同量减少;第二,公众相信所谓储蓄就是把货币从流通过程中抽取出来。”^[35]1598年,拉费马斯(Laffemas)在《置国家于繁华的金银财富》(Les Trésors et Richesses Pour mettre I’Estat en Splendeur)一书中对反对使用法国丝织品的人大加非难,理由是凡购买法国奢侈品的人都为穷人谋生计;那些吝啬守财之徒倒使穷人贫困至死。^[36]1662年,配第为“穷奢极侈,建造凯旋门等”辩护,说这些费用,还是要流回酿酒师、面包师、裁缝、鞋匠等的钱袋中去的。福特雷(Fortrey)也曾为服饰华丽(Excess of Apparel)辩护。范舒特(Von Schrötter,1686)不赞成节约消费,希望服饰等还是要多讲究一些。巴尔邦(Barbon)在1690年说过:“挥霍这个缺点,对于个人虽然不利,而对于商业倒不然;贪财这个缺点则对于个人和商业都不利。”^[37]加莱(Cary)在1695年说:假使每个人都多花一些钱,则每个人的收入都要多些,“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舒服一些”。^[38]

巴尔邦的思想经贝尔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一书宣传后大为流行。该书在人文科学史上以声名狼藉著称,英国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官们在1723年曾宣判该书为败类。据说只有一个人曾为该书说过一句好话,那就是约翰逊(Johnson)博士。他说,该书没有使他觉得大惑不解,倒让他对于现实世界开了眼界。该书的歪理邪说可从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本国人名辞典》对该书的提要中窥见一斑:

曼德维尔招惹众怒的这本书用巧妙的似是而非之论,以宣扬一种含有讽刺性的道德观而引人入胜,认为促进经济繁荣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此说也可列为迄今尚未绝迹的经济邪说之一。^[39]他从两点出发:第一,他接受消极遁世者的看法,认为人类的欲望大致是坏的,因此会产生“自私的恶劣品质”;第二,他又接受一般人的看法,认为财富是“公众之福”,从这两点,他很容易推出:有文明,就有恶习……

“蜜蜂的寓言”是一首寓言诗,内容是说:有一个很繁荣的社会,忽然其中公民都决定放弃奢侈生活,国家也削减军备,大家都致力储蓄,结果却弄得一团糟。

因为大家都崇尚节俭,

于是奢侈品无人过问,

原有奢侈品如华丽的服饰、车马、宫殿之类,

或变卖偿债,或任其荒芜。

结果是土地、宫殿等价格大跌,

靠供给奢侈品为生者无法谋生;

又因各行业都人满之患却也无法改行。

由此所得教训是:

仅有美德不能使国家繁荣昌盛;

想恢复黄金时代者,

致力于俭朴时,

也要顾及到民生。

寓言诗后面附有评语,选择摘录两段以表明该诗也并非没有理论根据:

因为在私人家庭之中处处节俭打算,从事储蓄,的确是致富之道,于是有人就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厚薄,假使每个人都实行这个方法,则国家也可以致富。例如有人以为,假使每个英国人都择其节俭邻居而从之,则英国人比现在还要富。我认为这是错的。^[40]

相反,曼德维尔下结论说:

使国家兴盛、人们幸福之道主要是给予每人以就业机会。为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应当做的是,第一,提倡各种制造业、技艺业、手工业,凡人类聪明才智所能表现的,都给予提倡;第二,奖励农渔业,使各部分土地也像人一样出力。要靠这种政策,国家才能伟大幸福(Greatness and Felicity);用一些琐碎规章来限制奢侈,提倡节约,是于事无补的。金银的价值可以任其涨落,社会享受的多少是由土地的出产以及人民的劳动决定的,此二者联合起来就是可靠的、真正的无穷的宝藏,那些巴西之金、普托西之银何足道哉。

这种歪理邪说,无怪乎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道学先生及经济学家的一致抨击,这两种人自己有一套严肃的学说,认为除了国家和个人都实行极度节俭、极度经济以外,别无良策。因为有这种学说,他们自觉胜人一筹。继配第的“穷奢极侈,建造凯旋门等”之后而起者,是格拉斯顿(Gladstone)锱铢必较的国家财政,国家既然“无力举办”医院、广场、高贵建筑,甚至不肯出钱保存历史古迹,更别谈提倡音乐戏剧了;这些只能让私人慈善事业来举办,或让奢华浪费成性者来慷慨解囊。

经过一个世纪以后,曼德维尔的观点才又在上流社会重新出现。马尔萨斯晚年正式用有效需求不足这个概念来解释失业现象。我在《论马尔萨斯》一文中^[41]已有详细论述,此处只就该文所引述的最能够代表马尔萨斯思想的段落,摘录一两段:

世界各处几乎都有大量生产力搁置不用,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实际收入的分配方法有欠恰当,以致继续生产的动机不够充分……我认为如果人们想积累财富,而且想积累得很快,那么不生产的消费必然大大减少,于是生产动机就会受到巨大的伤害,而财富的扩张也在时机未成熟时就遭到遏制……但是假设努力积累财富的动机可以在劳动者与利润之间划下一条鸿沟,以致未来积累财富的动机与能力几乎全部遭到破坏;而日益增加的人口也无法就业谋生,那么我们还能够说这种过多积累财富的动机或储蓄太多对国家无害吗?^[42]

问题是:如果生产增加与地主及资本家不生产的消费不成适当比例,以致资本停滞,随后又引起劳动力的需求停滞,我们能够说,这种情况对国家无害吗?假使地主及资本家不生产的消费从一开始就与社会过剩物资作适度配合,所以生产动机继续不断,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既没有先过度扩张,也没有骤然缩减,这种情况不是比前一种情况更乐观、更富裕吗?假使如此,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节俭也许对生产者不利,但对国家不会不利呢?又怎么能够说,生产动机消失时,增加地主和资本家不生产的消费,无论如何总不是适当对策呢?^[43]

亚当·斯密说过:资本由节俭而增,凡生活节俭者,都是公众的恩人,又说财富是否增加要看生产是否超过消费。这些命题大致都很对,不能怀疑……但也显然不能无条件限制都是正确的。如果储蓄过度,也足以摧毁生产动机。假使每个人都吃最简单的食物,穿最朴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房屋,则决不会再有其他种类的食物、衣服及房屋存在……这两个极端都很明显,因此在两个极端之间必然会有一点,若把生产能力以及消费意志二者都计算在该点之内,则财富的增加将受到最大的鼓励。只是恐怕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还不能确定此点在何处。^[44]

聪明睿智之士所发表的议论很多;我所见的,则以萨伊的学说立论最不健全,又最与事实大相径庭。萨伊说,用掉或毁掉一件物品就等于堵塞一条出路。这一观点是从商品与商品的关系立论,而不从商品与消费者的关系立论。我倒要问,假使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一切消费都停止半年,那么商品的需求将变成什么情形?商品会堆积如山,但出路何在?何处是庞大的市场?^[45]

但是李嘉图对马尔萨斯所说的情况充耳不闻。等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讨论其工资基金说时,^[46]这场论战又回光反照(Controversy)。穆勒是在这场论战中熏陶出来的,他的工资基金说在驳斥马尔萨斯晚期思想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继穆勒之后不接受穆勒工资基金说的人,却忘了穆勒之所以能推翻马尔萨斯全赖此说。此后这个问题就不成为论战对象,也不在经济学讨论的范围之中,倒不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是经济学家们都不提了。凯恩克劳斯(Cairncross)先生最近想从比较次要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之中,^[47]寻求这个问题的遗迹,结果发现比预期要少得多。^[48]消费不足之说一直蛰伏着,直到1889年,又在霍布森(J.A.Hobson)及穆莫里(A.F.Mummery)合著的《工业生理学》(The Physiology of lndustry)一书中出现了。50年以来,霍布森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热诚,著书攻击正统学派,然而没有用。该书是第一册,也是最重要的一册,今天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但在一种意义上说,该书的出版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划时代的。^[49]

该书是和穆莫里合著的。霍布森叙述写作该书的缘由如下:^[50]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异端经济学说逐渐形成。亨利·乔治攻击土地价值,各种社会主义团体暴露工人阶级被压迫的情形以及两位鲍斯(Booth)先生发表的伦敦贫困状态,这些在我的情感上都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都不足以破坏我对经济学的信心。我对经济学的信心发生动摇可以说是偶然引起的。我在爱克塞特(Exeter)城一个中学教书时,认识了一位名叫穆莫里的商人,此人在当时及以后都以爬山著称。他发现了一条新路,可以上马特宏峰(Matterhorn),不幸在1895年爬喜马拉雅山的南加帕巴峰(NangaParbat)时殒命。当然,我和他交往不在这方面。此人在智力方面也像爬山那样登峰造极,总是不顾一切学术权威而自辟蹊径。他和我辩论储蓄过度这个问题,他认为储蓄过度是商业不景气时资本和劳动两者都不能充分利用的原因。有很多时候我用正统经济学上所有的武器想来驳倒他的论据;但最后他说服了我,于是我们二人著书发表储蓄过度论,书名为《工业生理学》,于1889年出版。这是我公开踏上异端之路的第一步,当时完全不知道此事后果严重。那时我刚辞去中学职务而开始一项新事业,在大学课程普及部担任经济学与文学讲师。第一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伦敦大学课程普及委员会不让我再教经济学,因为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出面干涉;此人读了我的书,觉得该书的荒谬简直和要证明地球是方的企图不相上下。本来嘛,储蓄的点点滴滴都会用来增加资本结构,增加工资基金,然则储蓄的有用数量怎么可能会有限度?储蓄既是工业进步的源泉,那么遏制储蓄就是遏制工业进步,因此理智健全的经济学家,对储蓄可能过度之说不能不深恶痛绝。^[51]以后又经历了一件事情,使我自己觉得好像犯了什么罪。我虽然不能在伦敦教经济学,但牛津大学课程普及运动要自由宽容一些,还允许我任教,让我下乡演讲,不过限制我只讲关于工人阶级生活的实际问题。当时有个慈善事业协会正在计划一套系统演讲,专门讲经济题材,请我担任一门。我已经表示愿意接受,但是聘约突然撤回,也不加解释。然而在那时我还没有觉察:因为我怀疑无限制节俭的美德,所以罪无可道。

在这本早年的著作中,霍布森及其合著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要比他晚年的著作来得更直截了当些。因为这个理由,又因为该书是他第一次把他的理论表达出来,因此我专从该书引录,指出这两位作家的批评与直觉多么有道理,多么有价值。两人在该书序言中说明他们所攻击的结论是些什么性质:

储蓄不仅使个人致富,也使社会致富;消费不仅使个人变穷,也使社会变穷。这句话等于是说,爱钱是一切经济福利的源泉,不仅使节俭者本人致富,而且可以提高工资,让失业者有业可就,恩泽普及各方。从报纸到最新的经济学巨著,从教堂讲坛到国会议院,这句话说了又说,一再申述。现在要对这句话发生疑问,简直是像亵渎神灵。然而一直到李嘉图出版其著作时为止,有识之士以及大部分经济思想家都否认这种学说,其最后之所以被人接受,只是因为没法驳倒工资基金说。现在工资基金说已告破产,而这种学说还巍然独存,这个道理只是因为作此说者声望太高了。经济学批评家只敢攻击这个学说的枝节,不敢碰这个学说的主要结论。现在我们想指出:第一,这些结论不能成立;第二,储蓄习惯可能行之过度;第三,行之过度则会社会变穷,工人失业,工资降低,整个工商界变得阴暗惨淡,这就是所谓不景气……

生产的目的是为消费者谋效用与便利。从处理原料起,直至商品到消费者手上变成效用与便利时止,生产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资本的唯一用处既然在于帮助生产这些效用与便利,那么所用资本的多少,自然随每日或每周效用与便利的消费量的改变而改变。储蓄一方面增加现有资本总量,同时在其他方面又减少效用与便利的消费量,因此,如果储蓄习惯表现过度,则累积下来的资本数量将超过实际需要数量,于是发展为一般的生产过剩。^[52]

以上所引用的最后这句话,似乎是霍布森错误的由来。他认为,假使储蓄过度,则真正累积下来的资本会超过实际所需数量。假使真是如此,倒不过只是预测错误所产生的一点次要祸害。主要祸害在于,如果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储蓄倾向大于实际所需资本数量,那么,除非预测有错误,否则充分就业就不能实现。但是一两页以后,霍布森把问题的一半说得非常精确透彻,不过他还没有注意到,利率的改变以及商业信心状态的改变可能产生些什么影响,他似乎假定这两个因素不变:

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说所根据的基础,即每年的产量是由该年可用的自然资源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三者的总数量所决定的,实在是错误的。反之,这三者的总数量只规定了产量的最高限度;产量当然不可能超过这一限度,但若因为储蓄过度,以致供给过多而影响生产,则产量可以而且真的会比这一最高限度低很多。换句话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正常情况下是消费限制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消费。^[53]

最后,霍布森也注意到,他这种学说与正统学派用来维护自由贸易的种种论据是否正确大有关系:

正统经济学家常用自由贸易的种种论据斥责美国以及其他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为白痴,不懂生意经。现在不能再作这种斥责了,因为这种种论据都是建立在“供给不能过度”这个假定上的。^[54]

霍布森在该书中所用论据当然不能称为完备,但这是第一次明白说出:资本不是来源于储蓄倾向,而是来源于需求。需求则又来源于现在的和未来的消费。下面一段引文,是杂凑起来的,可以窥见霍布森思路之一斑:

如果社会商品消费量在未来不会增加,则在现在增加该社会的资本必然无利可图……储蓄与资本每增加一次,而且增加后不再减少,则最近未来的消费量必须作相应的增加……^[55]当我说未来消费时,所谓未来并不是指10年、20年或50年以后;而是指离现在很近的那个未来……假使因为节俭和谨慎动机加强,因此人们在现在多储蓄一点,那么他们必须得肯在未来多消费一些^[56]……在生产过程的任何一点,合乎经济原则可以利用的资本数量,以提供当前所必需的消费量为限^[57]……很明显,我一个人的节俭并不影响社会全体的节俭;而只决定此全体节俭之中的某一部分到底是来自于我还是来自于别人。我们以后要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实行节俭,可以导致别人入不敷出^[58]……大部分现代经济学家都否认消费有不足的可能,我们能够找出一种经济力量可以引起社会犯这种毛病吗?假使可以找得出来,则商业机构可以提供有效的遏制吗?以下要指出,第一,在每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而使节俭过度;第二,一般认为商业机构所能提供的遏制之道,或者完全不起作用,或者不足以防止严重后果^[59]……李嘉图用来答复马尔萨斯以及切尔莫斯(Chalmers)两人的论证,措辞非常简单,但后世经济学家似乎都接受其说,认为充分。李嘉图说:“用以购买产物的总不外乎产物和劳动,货币只是交易媒介而已;因此当生产增加时,购买能力以及消费能力也随之相应增加,没有生产过度的可能(李嘉图:《经济学原理》,第362页)。”^[60]

霍布森与穆莫里二人知道利息只是使用货币的代价而已。^[61]他们也很清楚,反对者会说:“利率(或利润)会下降到足以遏制储蓄、恢复生产与消费之间正常关系的程度。”^[62]二人在回答时指出:“如果利润下降而可以引诱人民少储蓄一些,则路径无非两条:或者引诱人民多消费一些,或者引诱他们少生产一些。”^[63]至于第一条路径,二人认为当利润下降时,社会的总收入也减少,“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说:当平均收入正在下降之时,因为节俭可以得到的报偿也在减少,所以人民会增加其消费量”;至于第二条路径,二人则说,“我们决不否认,若供给过度,利润下降,则生产将受遏制;反之,承认有这种遏制的存在,正是我们论据的重心所在”。^[64]但是,两人的学说并不完善,主要是因为两人没有一个自己的利率理论,因此,霍布森(尤其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不免对于消费不足可以引起投资过度(意指无利可图的投资)这一点过分重视,而未能说明如果消费倾向相当薄弱,则可以引起失业,因为一个相当薄弱的消费倾向,需要但得不到充分的新投资量以资补救。固然有时因为有过度乐观之误,此种大小的新投资量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一般说来,因为利率定了一个标准,而利润低于利率时此种投资量根本不会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消费不足之说纷至沓来,其中以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少校的观点最为出名。当然,道格拉斯少校的观点之所以得势,大部分还是因为正统学派对他所作的致命批评无法解答。但他的详细诊断,尤其是所谓A+B定理,有许多只是故意玄乎其词。如果道格拉斯少校所谓的日常支出只包括企业家所提出的折旧准备金,而现在还没有用作维持和修理,那么还算言之成理。但即使这样解释,我们还得要考虑到其他方面的新投资以及消费支出的增加可以与这种折旧准备金相抵消。道格拉斯少校比正统学派较胜一筹的是他至少没有完全遗忘当代经济体系的主要问题;但是他不能和曼德维尔、马尔萨斯、格赛尔、霍布森等相提并论——他在勇敢的异端军中,大概只是一名小兵,不是少校。后面这几个人宁愿依凭直觉对真理作一知半解的窥测,也不肯信任逻辑而知错不改;逻辑是容易的事,推理固然很清楚,固然前后一致;但无奈其所根据的假设与事实不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