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生物武器

第六节　禁止生物武器

销毁和不扩散生物武器的机制是由1972年制定的《禁止研究、生产、储存细菌(生物)和有毒武器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所规定的。

生物武器有细菌制剂(细菌、病毒等)，以及它们所作用的有毒生物产品(毒素)，表现形式为弹药中的粉剂、悬浮体，以及借助疫病中的活的传染性带菌病毒进行传播，其目的是引起人类、牲畜以及植物的大规模疫病。生物武器的媒介物可以是在这些疫病流行之后遗留下来的细菌制剂和源于自然的毒素，例如炭疽、霍乱、天花、鼻疽等。

然而，为了提高生物武器的效力，也使用专门研制的用于作战的细菌和毒素媒介物。生物工程和遗传工程的成就不仅可以用于和平的目的，也可用于旨在提高现存作战用媒介物的生命力和杀伤力，或用于以机体组成部分为基础、借助其遗传密码的变化，制造新的媒介物。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中国进行过使用生物武器的试验。1991年“沙漠风暴”战役结束之后，在伊拉克发现了生产这种武器的计划。《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规定，缔约国应放弃生产、储存和使用生物武器。根据这个公约的条款，部署有这类武器的国家，必须将它们销毁，而其他国家则应不生产、不购买这种武器。然而因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签署于冷战的高潮时期，因此公约具有严重的缺陷。它没有规定建立一个以监督公约缔约国放弃生物武器为使命的组织，也没有建立一个检查履行义务情况的系统。因此，20世纪70—80年代，曾经多次发生过关于破坏《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指控和反指控事件(特别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

形势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公约的缔约国保留了旨在防御可能出现的生物威胁而进行生产的权利。一方面，这就要求保留一种作战用的生物媒介物以供疫苗的研制，保存防治这些疫苗的措施和方法。另一方面，在研究生物防治方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可能的对手生产进攻性的作战用媒介物新品种的可能性。这在客观上即使不是推动了实际的生产，那么也至少是加强了对研制进攻性的作战用生物媒介物新品种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

冷战结束以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国为巩固不扩散生物武器机制作出了努力。在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框架内，根据对公约和已经建立起来的专门小组的行动的审核，开始着手制定《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补充协议书》。这个协议书的使命，是确定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未来组织的功能，建立检查各国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条款的系统，明确被禁止的和被允许的活动之间的界限。

但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和在美国散发装有炭疽胞囊(复制品)的匿名信事件之后，华盛顿提出了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未来补充协议书更加严厉的要求。一些专家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美国为完善生物防治的一个庞大计划，出于担心泄露关于生产更加可怕的进攻性生物武器的可能方法的信息，他们不准备向国际核查人员公开这个计划。在专门小组的范围内，在为审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效力于2001年底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公约的缔约国未能就补充协议书的最终措辞达成协议。

由于上述原因，禁止和不扩散生物武器机制是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机制中最为薄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