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一起被联合国认定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的科研和发展备受世界的关注。生物武器无声无息。不但可应用于前线战场，也可在后方使用。如果说一欧洲作家所描绘的法国生物战图像纯属科学的虚构的话，那么前苏联019部队生物战实验基地的事故则是活生生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73l、石井四郎的恶行，虽已成为历史。但却时刻昭示着人们：警惕生物战!
石井四郎与生物战
在生物战的历史上，有一名臭名昭著、被世界人民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他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细菌战制造者石井四郎。石井四郎是军国主义的怪胎。他在发展日军生物武器方面，为日本侵略者立下了犬马之劳，杀害了无数亚洲人民。全世界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怪胎自有怪才，他在生物武器方面的活动，也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在本地的私塾“池田学校”上学时，便聪敏过人。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头天学过语文之后，一夜之间便能全部记在心头，第二天就能倒背如流，使老师大为惊讶。私塾出师后，他顺利升入千叶中学。
石井四郎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地主。四郎是其石井家第四个男孩。千代村有个小村落，名叫加茂。这是石井家孩子经常玩耍的地方。这里在他们的童年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石井四郎从千叶中学以优异成绩升入高中，然后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他作为军官候生进入陆军，后来又作为军队委派的学员进入帝大研究生院。这使得这个年轻人在军队培养下，选择了军人的职业生涯。
石井四郎天生残忍，性格怪僻，学生时代就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毒气战拍手叫好。他特别崇拜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法国拿破仑。有趣的是，他在喜欢这些人物的同时，又非常注重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生物学。这在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中是少见的。正是因为他才华出众，赢得帝大校长的宠爱，最后竟招他为自己的东床快婿。
从帝大研究生院毕业后，石井简直是青云直上，1927年完成关于防疫学的学位论文成为医学博士，1931年晋升三等军医主任、少校军衔并成为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同时是陆军兵器总厂教官。石井在这一时期，有两件事对他的未来有深刻的影响：一是欧洲之行，二是“石井式滤水器”。前者可以说是科技指导思想的启迪，后者则是科学硬件之创新。
1930年春天，石井四郎前往欧洲考察。这次考察对他的影响深远，使他从幼小萌生的法西斯发明家梦想，向日军的研究细菌武器现实过渡。石井在欧洲逗留期间，考察了各国，特别是德国的化学工业、化学武器以及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进展情况。回国后他在考察报告中说：“日本如果还不在这方面赶快付诸实施、进行基础研究的话，就可能错过时机，被甩在时代后面。”正是这种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打动了当局。当局决心按石井之建议，弥补日本无此类设施(细菌武器研究)之缺陷，在陆军军医学校内部建立起以石井军医主任为首的所谓防疫研究室（即日军细菌武器研究室）。
石井在成立研究室之前，就特别重视鼠疫菌的研究。早在军医学校当教官时，他就曾与助手做过许多实验。据说有几个从事细菌研究的助手，皆因受到细菌感染而死亡，其中包括感染上鼠疫而死亡。石井关心重视鼠疫，虽早就如此，但从德国返日后，才从理论上坚定下来。他认为应当把欧洲各国排除在外的鼠疫空白，由日本独自研究进行填补。这种选择在科学上是合理的。欧洲，包括德国在内，之所以要把鼠疫菌排除在武器之外，是因为欧洲对于14世纪鼠疫在本地区的猖獗，记忆犹新，谈虎色变。当时1亿人的欧洲，被鼠疫夺去了1／4的生命。欧洲越是恐惧鼠疫，石井越想对其进行挑战、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石井有一种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的思想。这在科学研究上值得重视。
谈到石井滤水器，这是石井初出茅庐之作。所谓石井滤水器在石井刽子手生涯中与其杀害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罪恶勾当相比，只是雕虫小技，然而它却是石井进入仕途、引起上层注意的敲门砖。石井滤水器是在石井以防疫研究为课题时的产品，应该说那是真正用于防疫或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但若用在远征军进行侵略则另当别论。野外行军、作战、生活，包括平民百姓，往往任意饮用稻田、河湖池塘之水而生病。为解决这个问题，石井采用硅藻土，将其研碎，加水成型，然后烧成瓦罐状或其他形状，再附加以引水、导流及储水的器具，便成为石井式滤水器。这种滤水器效果良好。它使经过瓦器的细微粒子过滤之后的河水能达到普通水的饮用标准。
当时日本出于作战考虑，迫切需要一种野战净水装置。石井不失时机地带着器材到陆军参谋部去作推销表演。表演开始，石井叫三名士兵与他一起如厕，令一士兵持一烧瓶。三人不解其意，长官意志，唯有服从。片刻，3人站到台上，一人手举烧瓶，向陆军参谋部官兵证实，烧瓶之内的黄色液体确系石井四郎军医主任之尿液。接着石井亲自操纵，使尿液流入石井式滤水器。经过滤后，一股清水流出，只是温度稍高于室温。石井将此过滤之清水一饮而尽，博得大家一阵掌声。石井滤水器从此便闻名遐迩。
石井滤水器最初服役于日军与苏军、蒙军作战的诺门坎布尔德地区。由于地域辽阔，车马行动自如，因而作战时，前线部队配属防疫供水班，每班10人，每班配置一辆装有石井式滤水器的供水车，随部队行动。据说这种大型滤水装置可以保证一个百人连队1周用水。经过过滤的水储存于木制的大型水箱之中。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石井式滤水器便活跃在中国的大陆及东南亚的深山密林之中，成为日本远征军官兵在防疫上的有力器材。
前面讲过，这些只是石井的开端。为了进行细菌研究，石井四郎似有尚方宝剑在手。要钱有钱，这一点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参加731部队工作的，即使是青年人，也能轻而易举地经常接触到奥林巴斯名牌光学显微镜，而这种显微镜在一个中学却难得有一台让学生使用。要人有人，石井为部队搜罗了一切有医学才能的人入伙731，这里有教授、医学博士、理学博士，其中不少人是从石井母校中选出来的，即使有些人不愿意从事这种勾当，石井也总能利用种种手段将其网罗进来。最后是上司支持，首先是全力支持石井在细菌战方面的一切设想及科研活动，其次，为石井的种种错误(贪污、嫖妓等)开脱，再次是大力提拔奖励其“工作”成果。有了这些使石井完全沉浸在种种细菌杀人的设计之中。 以石井为首的731细菌战部队发明创造了不止一种细菌战武器。
石井认为研究最充分的是50型开花弹。下面是原731部队的证词：“1944年2月的一天上午，在哈尔滨平房村装上约40多个中国人以后，我们的汽车便驶出哈尔滨市，朝着齐齐哈尔方向开去，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里一直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达安达特别实验场。这个试验场并无围墙，周围几百千米荒山野岭空无人烟，试验的人员不可能逃走。安达试验场是用来对被俘的中国人‘马路大’进行细菌战活人试验的地方。40多名‘马路大’下车了。他们虽然穿着棉衣，却依然冻得发抖。当长官一声就位令下达之后，士兵们便把他们一个个绑在了十字架形的立柱上。当时立这种十字架柱子并不费事，先是把积雪往旁边一扒拉，把柱子朝中间一立，然后用水一浇就行了。安达的气候，即使白天也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浇上的水很快结冰。立起来的十字架柱子相当结实，光用人力是拔不掉的。按照试验要求，每隔30米竖一个柱子，40根十字架形柱子一字排开，长1千多米，而在这一排十字架的正中，也就是距两端五六百米的地方，放着一颗鼠疫菌炸弹。所谓鼠疫菌炸弹，就是731部队研制的一种开花弹，或称‘50型宇治式’炸弹。它的内部是先用一根根细长的圆铁筋扭出麻花棱，然后再将它切成1厘米长的小条条，最后再往这些麻花棱的缝里抹满鼠疫杆菌。这样的处理方法，一是使细菌容易黏附靠挂；二是其不光滑的表面能够掖藏更多的细菌。开花弹就是将这些弹心装料，装进一个稍大的弹壳之中，然后利用炸药的力量使它炸开，弹心装料便四散出去并击中人体。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变性菌。它的毒性比一般鼠疫菌高出10倍。 开始试验之前，试验场的风袋指示着方向，在离绑着‘马路大’的十字架3千米远的上风处，二三十名队员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一切。此时，我们给全体‘马路大’戴上铁帽，套上用铁板做的护胸，以便使‘马路大’不致被炸弹硬件直接穿透头部和胸部，从而影响炸弹软件的效果。一句话，一切便于细菌试验，让他们顺利染上病菌。”
这种炸弹是石井的得意之作。石井主张，要把细菌战从过去那种利用少数敢死队的间谍谋略战的狭隘方法中解脱出来，把它放在现代战争正面作战的位置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飞机、大炮，特别是用飞机投掷细菌炸弹。
考虑到这里存在许多问题，石井反复思索，反复研究。首先，投掷飞机低飞，如被击落有可能自受其害，而飞得过高，跳蚤可能会因空气稀薄而死亡。其次，炸弹爆炸产生高温，跳蚤难于承受而死亡，如何既使炸弹爆炸，又使跳蚤不死，这就是上述用“马路大”反复试验的目的。“一天半夜，石井忽然命令值星人员呼喊全体队员集合。大家都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听了集合后的训话方才得知，原来是石井队长想出了一种使用陶器制造细菌弹的方法。”一名731部队队员作证说。这样有了麻花弹的特殊装料，又有了陶制的特殊弹体，一个完全的石井式特制细菌弹完成了。“50型宇治式炸弹”设计结构十分精细。炸弹由3部分组成：装有定时引信和炸药的弹顶、装有内含麻花钢筋的陶制容器弹体和控制炸弹下落的弹翼。炸弹空重约25千克，容量10升，弹体自飞机投下后，定时引信在距地面300米左右引爆，紧接着分散药起爆。“50型宇治式炸弹”弹体长700毫米，直径180毫米。炸弹弹体壁厚8毫米。炸弹总重35千克。
细菌炸弹大体可分3种类型：①装有带菌鼠、蚤的炸弹；②装有细菌溶液并可散布成细菌气溶胶的炸弹；③附着细菌，爆炸后可广泛飞散的榴霰弹型炸弹。
此类细菌武器，不管是哪种装料类型，都要谨慎操作。石井说，陶制的炸弹弹体即使受到极小的震动，也很容易破碎，不能像对待普通枪炮子弹那样粗鲁。但是如果提高陶制容器的壁面强度，又难于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细菌炸弹“在空中粉碎而不留痕迹”的目的；另外，还会因增加爆炸所需火药量而使细菌及其载体蚤虱等死亡。
在研制中，石井确实为此费尽苦心。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都是经过石井独立思考而解决的。所有这些设计特点都使美国、英国等从事这类研究的国家专家惊叹不已。 石井所执掌的731部队还研制过“100型宇治式”、“A型”、“B型”、“C型”、“D型”、“旧宇治式”等细菌弹。在20世纪生物武器的发展史上，人们对石井四郎的罪恶活动始终铭记心头。创造性应该发挥，发明应当鼓励，但谁也不愿意再次看到石井式的罪恶发明、兽性创造出现在21世纪的文明史上。
生物武器踪迹难觅
2002年5月1日，法国巴黎，暮春，气候转暖，天空蔚蓝如洗，街头绿地花坛、树林中一片鸟语花香。据国家气象台预报，气温将逐渐增高，到5月中旬，最高可达20℃。
清晨，马路两侧人行道上，咖啡厅前的空地上，便已经出现了一批身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孩子们举着五彩缤纷的气球穿过街道。从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附近不时传出了乐队的演奏声。所有这一切都向市民表明，节日已经来到，整个城市将沉浸在欢乐中。
然而，在巴黎火车站的一个售报亭前，一位30岁上下的男人在买了一张《费加罗报》以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竟一屁股坐在了一个台阶前。
“喂!你怎么啦?”报贩轻声地问道。
“我感到浑身难受，不舒服。我想，我要赶快回家。”
这个男人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蹒跚着离开了报亭，消失在行人之中。 “我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报贩对周围买报的顾客们说，“你看!今天一大早，这样的人已经出现三个了，甚至还有一位身穿黑上衣的先生曾一头栽倒在地上，别人好不容易才将他搀扶着起来，送往医院。”
“说的是呀!”一位妇人搭了腔，“刚才，我上汽车时，正碰上一位女邻居下车。她出去连东西都没买就空手回来了。她说她身体感到不适。在另一个车站，我甚至看到了一个军士冻得发抖，像是在冬天一样，真奇怪，都春天了，怎么会冻成那个样子，脸都青了，真是少有。”
这类现象从清早起，就在巴黎几个区发生了。一些病人在头天晚上已有感觉，于是便早早地去睡觉了。
各个医院已接待了第一批留院观察的病人，但仍有病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药房的阿斯匹林成了热门货，人们争相排队购买。更使卫生专家迷惑不解的是，中午以后，从里昂到圣艾蒂安，从马赛到瓦朗西安，乃至所有法国城市，传来了几乎与巴黎情况完全相同的消息，各地都有不少同症状的病人出现。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5月2日，厂矿企业的缺勤率迅速上升。铁路、航空与纺织部门缺勤率之高为法国历史上罕见。《法兰西晚报》称此为瘟疫；《世界报》通栏标题是《流感席卷全国》；《自由报》更带有讽刺意味地报道：“瘟疫示威，禁止工人上班。”5月3日，法国鲁瓦西机场发生的恶性事故尤其使人们不安。一架波音737客机驾驶员在着陆前突然晕倒，飞机一下子失去控制，偏离跑道，冲上公路，造成160人死亡。就在同一天，一些城市发生了骚乱。人们开始加深了思索，法国人固有的幽默消失了。人们感到此事的沉重。保健站、药房和医院受到了各种干扰与冲击。染病的人心情暴躁，未染病的人想不惜任何代价接种疫苗、注射预防针，而有些卫生机构又没有这些药品，因而冲突不断。病人还在增加。社会活动开始受到影响。人们议论着关闭学校、工厂和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一些市民已感到势头不对，正悄悄地收拾行李，想离开闹市去乡村暂避，甚至还有不少人盘算着旅居国外，但又听说欧洲其他城市也受到疾病侵袭。布鲁塞尔感冒流行，洛桑、日内瓦和慕尼黑同样发生大量疾病病例。这些地方正在考虑封锁边界，因为法国是病源国。
3天过去，到了5月4日清晨，法国议长受总统委托，在巴黎爱丽舍宫召开紧急会议。查理·杜利叶这位反对党议员和老政治家，几年前已退休，从没想到会有一天要他行使总统职权。但是，按照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他必须接受这项使命，因为让·路易·道拉特总统病倒了，在总统康复之前，他要主持爱丽舍宫的政务。早晨6点多钟，临时代总统乘车到达爱丽舍宫。门卫因为稍感突然，礼节不甚周到，在连总统、总理都病倒了的时候，没人再计较这些。查理·杜利叶慢慢走近总统的病床。总统私人医生站在一旁，神态严肃而沉重。总统看到议长到来，勉强站起来迎接：“政府总理刚睡下。”这位总统低声对其代理人说道，“他发烧40℃，睡着之前还在说胡话。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简直不可思议。”
临时代总统耸了耸肩，然后开始对部长们讲道：“先生们。我们的责任是立即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这种疾病已蔓延了几天。我们的形势非常严重，共和国现在处于危机时期。”内务部长没有患病。他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加强公民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保护，保证公共设施和资源设备的安全。在危机中，他有权强制公民服从某些规定。内务部长的作用非常重大。卫生部长必须负责有关全国民众的疾病预防和制订处理措施。
混乱从5月3日就开始了，整个法国都有麻烦。内务部长决定请调军队干预，特别要让宪兵出来行动，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各类警察的力量。采取这项措施，在众多警察因病缺勤的时候尤其重要。然而，即使军队投入也不见得能控制住局面，因为病人的数字在巴黎已有几十万，而其他城市中也有几万人。到目前，除了鲁瓦西机场的非直接死亡之外，尚未发生死亡事件，但是人们惧怕染病，惧怕死亡。就感冒而言，欧洲人十分清楚，1918年—1919年的流感中，世界死亡人数达2 000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双方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恐怖导致许多不理智的行为发生。人们像害怕接触鼠疫病人一样，互相躲避。病人被家庭亲人和朋友遗弃，无人照管，任其听从命运摆布。极其自私之人则拿着手枪或匕首，随时准备对接近他们的人行凶。
接近中午时分，政府对报界代表发布简短的疫情公告，许诺在近日内进行疫苗注射，并要求公民保持镇静。然而政府的号召并未奏效。当天夜晚，边境便发生了冲突。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相继关闭了国境。
在这种暴力、恐怖和紧张的气氛中，谣言比疾病传播得还快：难道这种流感是自然形成的吗?会不会是敌对国家的恐怖集团在搞鬼?这就是现代生物战吧?
谣言和猜测不胫而走，有时居然还能得到一些验证或根据。2天来，人们纷纷质问国家科学和军事顾问处，要求公布国际背景。因为生物武器不同于其他武器，它完全可以由一个有经验的特遣行动小组，实施放毒恐怖作业以后，迅速离开。当生物战之后果即疫情发生时，他们早已逃之夭夭，远走高飞，躲在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幸灾乐祸地静观事态发展。而入侵部队只待瘟疫在敌国军队中蔓延以后才会出动，占领这个国家。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就要从最坏处着想，因为敌人使用的病毒，肯定是经过选择的。它会使现行一切预防措施都无济于事，使用一种能抵御现行任何杀灭办法的疫菌。
医生和专家彻夜不眠地查阅资料、档案，终于找出一种似乎可以进行注射的疫苗。他们赶快报告卫生部长。到了部长官邸，出来回话的是一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夫人或秘书，说不能惊动部长，因为他在黄昏时突然肚子疼得难忍，脊椎骨发麻，躺下一试体温，高烧40℃……1小时之后，医生们又驱车来到内务部长家。感谢上帝，他还健在，没有受到疾病袭扰。医生向他汇报了形势。经过简短协商，部长决定采取措施。每个防疫地段、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不管是行政长官，还是卫生厅人员都要执行他的指示，一切可动卫生设施都要交付医生使用，以便严格隔离病人，疾病极易传染，凡是与病人有关接触者，要尽快进行注射。
但是，这样的措施并不容易执行，很难对所有人隔离。医院床位爆满，部分医务人员病倒缺勤，很多病人仍在家中，时刻威胁着亲友和邻居。
法国才找到的疫苗即使有效，也只能满足极少部分人员注射。有些地方有药，但医务人员奇缺，不够分配。况且，对那些精神上近于崩溃、丝毫不能保持镇静的众多居民进行注射，也不会收到良好效果。
政府无奈之下，宣布法国处于紧急状态：白天禁止3人以上人员聚会，夜晚严格执行宵禁，病人强制不准外出。5月7日，第一批患者死亡。这一消息突然诱发了一场真正的骚乱。治安警察无力控制局面。法兰西全国一片恐怖。首都巴黎，夜晚有一群歇斯底里的闹事者冲进巴斯德医学院。几名警察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勉强保护人员不受捣乱分子伤害。在暴力面前，科研中心和医学院守门人悄然离去。不到半夜，一座楼房起火了……人们整夜忙于救火、抢救危险和贵重物品。邻近的几条街发生了殴斗，有人甚至听到了枪声。
更多的医生病倒了，再也不能为别人注射、服务，自己再注射也没用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处于绝望之中。在这前一天，爱丽舍宫中的代理总统查理·杜利叶第一个注射了疫苗，其他的部长、国务秘书们也进行了同样的预防措施。但是，共和国总统失去了这种机会，病魔严重缠身，他已奄奄一息。在弥留之际，他用无限悲伤的目光，看着他的医生、妻子和几位政府同事。上帝留给总统的时间不多了，几天，也许最多还有几小时。他的妻子和同事都怀着依恋的心情看着他。所有这一切，使这个装饰富丽堂皇的大厅显得格外肃静，而大厅之外的法国正陷入一片混乱和喧嚣之中。
5月8日，巴黎埋葬了瘟疫的第一批死者。如果疫情持续下去，不久可能连进行殡葬事务的人员乃至掘墓人都难以找到。公共运输已经瘫痪，城市的各种供应也已中断，生活开始发生困难。
到了5月9日晚，临时支撑共和国大厦的顶梁柱倾倒，代理总统由于夜以继日的操劳而晕倒。命运对现实进行了尖刻的嘲讽：查理·杜利叶代总统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代理人竟然比被代理的总统早几小时死去。5月10日凌晨4时，共和国总统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当天上午，政府总理也在马提翁地区逝世。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宪法再也不发生效力，政权自然落到军人手中。流行感冒的死亡率已高达30%，乐观的专家预计将达到50%，而持悲观论调的专家认为，最终会达到70%。
2个星期后，情况终于真相大白。这年年初，即2002年元旦刚过，有一个十几人的组织在巴黎租赁了一处住房。他们行动诡秘，有时甚至是昼伏夜行。其头目登记注册说是推销医疗器械用品，而下面又有人声称是行医治病。他们住在地下室内，对气溶胶雾状病毒进行处理、分装。一切准备就绪后，这些歹徒便于4月18日开始四出活动。他们在一些大商店、超级市场和建筑物的空调进气孔处，在地铁车站的墙壁以及旅客周转量在10万~20万的火车站进行细菌、病毒的散布。他们无处不到，甚至还借口观赏花卉，在爱丽舍宫、马提翁等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政府、军队营房、戏院、舞厅、酒吧以及影院等地及公共场所进行布毒、污染。通常使用的媒介是通道、门把手、电梯开关等。同样的活动还在法国各省城展开，一直到5月初。但是，事情明白得太晚了。1个月的动荡，也就是敌人行动后的1个多月后，法国已完全处于毫无抵抗能力状态之中。而野心或恐怖势力或许是敌对国家的军队，他们经过特殊疫苗预防措施处理后正整装待发，准备接受这个欧洲大国的投降，实施占领，先迎接那悄悄到手的生物战战果，然后再迎接联合国为谴责侵略而进行的挑战。
这就是法国化生战专家笔下的可怕景象，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人希望这类事情发生，但确有一些人在进行此类行动的研究，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就是一例。因此，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神秘019
一辆福特牌大型轿车沿着美国华盛顿近郊的波托马克河畔飞驶，几分钟后便到了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车子刚在这座城市般的大型建筑前面停下，便从车内下来两名美军文职人员。他们夹着皮包，穿过长长的通道，来到了主管外军情报的一个办公室。上司模样的人一进门，就让下级把皮包里的图片打开，拼好，自己则走到一个写字台前按了一下电话机旁的电钮……
这是第三次由国防部调阅卫星图片。半年前，美国的一个监视卫星——“守卫者”号初次在亚欧两大洲交界的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发现情况。接到报告后，国防部要求严密监视、继续扫描这一地区。前两次的卫星图片都因摄影装置和地区大气环境欠佳，而没能得出可读性强的照片。最近一次的照片冲洗得非常清晰，分辨力很高，明显地看出一些异常景象，所以他们立刻赶来汇报。
两三分钟过后，一名上校在两名助手陪同下走了进来：“哈罗，今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上校一边寒暄，一边走到会议桌前。“感谢上帝帮助，我们终于获得成功!”一名文职官员拿起教鞭式的指示棒，几个人的目光即随着它转到卫星照片上。“在东经60度，北纬57度，即前苏联乌拉尔山麓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发现一处特别建筑：长长的围墙，密密麻麻的通风管道，类似动物室的一排排小屋以及这一堆堆的各种铁笼，似乎是一个研究单位的表面特征。这片空白地是试验场，但很少有人活动。建筑物以东是一个砖厂，这边是居民楼……”
“有情报说，这是苏军019部队。”另一人插话，“但军人很少外出活动。这个小型建筑是配电站，高压输电线从这里通过。我们怀疑这是一支B字生物战部队，但检查其通信，未截获到明显的证据。”“请将这些情况输入计算机储存。”上校指示助理人员记录下来。突然，上校走到对面的地图下，将一个红星标在了前苏联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的位置上：“我们对此很感兴趣。然而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只从一个症状就确诊疾病，我们还要继续工作，谢谢诸位!”几个人包括两名文职人员很有礼貌地退了出去，上校一个人还在那里琢磨着……半年过去了，卫星依旧从西向东在原轨道上运行着、窥视着，但却没有送回更新的信息。可是在此半年内，美国政府的海外谍报人员却默默地从东向西送来了来自前苏联移民的宝贵情报：1979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苏联乌拉尔山东边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了一次爆炸，声音虽然不很大，但却打乱了这个地区的宁静生活。
爆炸后的第二天凌晨，医院门前突然排起长龙。他们当中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也有士兵。这些人披着毯子、穿着大衣，有的连被子也抱了出来。大家都在等着挂号。急诊室内挤满了男女老少。两名夜班护士忙得不可开交，而从患者手中接过来的体温计几乎个个都超过38℃。走廊里也站满了人，仍有病人不断地向医院拥来。街上的气氛也非同往常，平时亲戚朋友熟人见面，总要寒暄一阵，现在只是点一下头，甚至连微笑都露不出来。
历来很少光顾医院的019部队人员，这时也不得不打破深居简出的惯例，三三两两地跑来看病。他们之中，有的甚至连工作服也没来得及换，就直奔医院而来。这些人在街头的出现，给已经笼罩的恐怖气氛又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前往看病的都被留下治疗，床位已经占完，只好腾出居民楼来收容病人。一两天后，医院太平间门前便有了新的车印。自从发生七八名人员死亡之后，穿军装的医务人员便接管了全部医疗工作。军队医务工作者从接诊病人到最后宣布死亡，乃至遗体的火化全部承担了下来，不许地方人员插手。建筑物顶上架起了通讯天线，这个地方与莫斯科的联系突然频繁了起来。
最使人吃惊的是，病人被收容住院后，便不准再与亲人见面，不准探视，既不准取回病人的衣物，也不准给他们捎东西。病人就是死了，也不把遗体归还亲属。一名砖厂工人说：“我的祖母住院两天后去世。全家人要求按照东正教习俗与死者见上一面，祈祷几句，亲上一亲。这些都没能做到。这种时候，通常都是由军人主持，举行一个简单的葬礼，就匆匆忙忙在士兵监视下火化。即使在葬礼中，死者的脸也总是遮盖着。”
从4月5日开始，1个月内每天有三四十人死去。死亡的原因都是呼吸衰竭。死者的病状极其相似：剧烈咳嗽，高烧42℃，耳朵和嘴唇出现紫绀。军人们除了主管医疗救护工作外，特别兵种的人员还在这一地区开展了卫生、洗消消毒活动。在一条道路上，一些士兵还戴上了面具、手套。喀什诺小村的街道重新铺上一层沥青。掘土机神经质地将足球场等一些地方刮去一层地皮。飞得低低的直升机在房顶和树梢上喷洒药剂。像油罐车一样笨重的军用车在各个大小街道喷洒着路面，进行消毒。居民应召进行注射。鸡鸭等家禽虽未发生死亡现象，但也进行注射。至于猫狗等动物则全部斩尽杀绝。一时之下，鸡飞狗叫，不时还从村里传出人们的嚎哭声。
村镇苏维埃组织了党团员会议、干部会议，在此之后，还召集居民和儿童讲话。当地报纸《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闻》发表文章。电台播送卫生讲话稿。所有这些，其内容大体都是解释这些令人不安的现象，解除人们心头的困惑。一个负责人在广播中提请人们：“保持镇静，这个地方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要大惊小怪。在近日的生活中，要特别警惕西伯利亚溃疡病(肺炭疽病)的发展。”而卫生部门的文章则写道：“这种疾病只在很小地区发生，而且很快就会过去。”在召集的居民大会上，政工人员要求这一地区的苏维埃公民，对外谈话要按统一口径，不要擅自回答问题，更不要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不安的情绪。
像这样的情报从移居英国、西德的前苏联人口中大量传出，有的还把材料发表在地下刊物上。当材料搜集到足够分量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那名上校又从计算机的储存中，将卫生侦察资料取出。多名专家、学者研究，讨论了这些材料，然后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前苏联违反日内瓦协定，加紧生物战，即细菌战准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可能是一起细菌战工厂或仓库的爆炸事故，病菌外泄，形成瘟疫。
美国毫不犹豫地将此事摆到了前苏联驻美大使的桌上，要求作出说明。莫斯科起初愤怒地驳回了这种指控。外交官们在未弄清真相或未得到政府首脑的指令之前像往常一样声明说这纯粹是五角大楼的无端诽谤和虚构。可时过不久，即1980年3月，华盛顿又提出进一步质问时，前苏联政府只好承认在斯城地区确曾有过一种肺炭疽病流行。至于原因，那是居民不慎食用了变质肉类引起的。外交官紧接着辩解说，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前苏联。前苏联政府提出了“肺炭疽病”这个人们并不熟悉的词，这就引起人们进一步探索“肺炭疽病”的病情、病因和地区历史及现状等十分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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