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之相对性突破中的实质理性与社会本位

认为债之相对性发生突破的相关理论提出，债之效力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突破相对关系扩展至第三人，其法理基础在于法律实质理性和民法社会本位。

“实质理性强调的是某些具有特质的规范对法律的构造，而有别于以逻辑性的通则规范为基础的形式理性。”^[23]形式理性具有普遍性，而实质理性具有具体性。实质理性不关注法律的内部逻辑性和自洽性，而是强调法律与社会生活的息息相关，在形式理性的内部逻辑无法满足某类案件所彰显出的公平正义时，就需要以外部因素来调整既有规则。这些外部因素往往是法律根据政治、经济或者政策等实体性原则予以确认的。它们通常是具体的，并不以保证法律制度内在的逻辑自洽为目的。因而，实质理性突破了形式理性所追求的规范体系的完整性和逻辑架构的一贯性，打破了形式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而形成了相对开放的法学体系。实质理性并不意味着法律的道德化、模糊化等，它并不会导致法律规则与道德、政治规范的界限模糊不清。以实质理性为内涵的法律规范依旧是法律规范，只是这些规范的价值来源于既有的法律体系之外。

在民法上，实质理性关注的是民事权利体系之外的其他因素，它认为当过于强调形式理性导致正义可能发生背离时，就需要调整既有的权利体系和逻辑结论。作为高度强调形式理性的权利体系，形式理性意味着体系完备和逻辑自洽，一切民法问题均可以在形式框架内得到自足。实质理性则考虑了民法体系之外的问题对现有体系的影响。^[24]由此，基于实质理性的价值要求，债之相对性突破对古典契约法的理论修正的根源在于契约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

古典契约法将形式理性推向了极致，基于对价理论与意志理论的债之相对性，则使契约制度形成了严密的内在逻辑。债之相对性以维护对价和允诺为原则，契约关系只对以意思表示参与其中的相对人发生效力，以此形成形式理性上的稳固基础。然而，契约制度的发展并不仅仅关涉人的自利和理性问题，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也会影响到契约制度的发展。“纯粹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完全的贯彻，其在平衡规则的稳定性与社会实践需求之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他人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规则的稳定性之上，很少或几乎没有考虑社会实践的需求。”^[25]

在民法体系中，实质理性体现为社会本位价值。形式理性向实质理性的转变过程也体现为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的变迁。传统契约法律制度所建立的权利本位，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挑战。随着工业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致，个体之间在经济实力上产生了巨大差异，近代民法所强调的主观行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客观上的行为不自由。为了适应新的情况，现代民法作了诸多修正，增加了对个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过错侵权责任、所有权绝对的限制。民法更加注重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协调，由权利本位逐渐趋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本位集中体现在意思自治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已经得到了修正，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已经不存在，无过错损害赔偿逐渐确立。社会本位的出现表明，近代民法强调意思自治所实现的形式平等，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导致了民事主体之间实质的不平等。此时，民法必须基于民法原有体系之外的诸多社会因素，对意思自治和权利平等进行限制，以恢复民事主体之间的实质平等。

在一些情况下，契约关系仅仅拘束相对人可能会有违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观念是制定法律并推动法律变革和发展的基础。债之相对人在某些实践情形中可能会过于强调相对人的意思自治，却没有考虑由此可能导致的相对人之间的经济强制。比如在房屋租赁以及商品房预售中，法律均是在逻辑体系内无法得出对经济上地位不稳固一方确需的保护后，才依据外部的公平正义因素，赋予房屋租赁人对抗其他房屋买受人的权利以及经过登记的房屋买受人对抗其他买受人的权利。债权保全制度同样是法律为了防止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带来危害，而以公平正义的价值需求，赋予作为第三人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或者撤销权。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契约赋予和契约没有任何关联的第三人享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保护，同样是基于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公平正义需要。

综上所述，交易方式的多样性和公平正义观念均对债之相对性原则产生了影响。债之相对性建立在相对人之间的对价和合意的基础上，而债之相对性突破则建立在外部社会政策考量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