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本位修复之败

金本位修复之败

金本位制只在1870～1914年运行了40多年。1914～1945年是30年的货币乱局，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4～192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阶段，各国纷纷终止了金本位制，为了备战各国通货膨胀严重，都停止了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只有参战较晚和发了战争财的美国，才能够维持其兑换能力。除了美国外，世界各国货币竞相贬值，汇率大起大落；英镑、法郎、马克等相对黄金和美元大幅贬值，世界各国货币一片混乱；参战国动用通货结盟、外汇管制、关税、配额来牟取国家利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陷入困境。

第二阶段是1926～1931年的金汇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本身无法持久。这一阶段可以看成各国相互协调、国际货币体系尝试修复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1931～1945年，从“大萧条”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经济秩序又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局面，汇率波动起伏不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外汇管制、贸易壁垒此起彼伏，国际贸易和投资几近停滞，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严重问题。虽然这期间主要工业国家尝试签订协议、加强货币合作，但都于事无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把整个世界拖入了恐慌和灾难之中。

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改革会如此失败？为什么重归“黄金时代”的努力最后结局是惨败呢？

这主要是因为所谓“黄金时代”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基于错误的观念和对世界经济形势错误判断的神话。各国对金本位制的认识并不深刻。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没有意识到在战后新形势下，重新修复金本位是多么的不当。在19世纪20年代的时代环境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一个非人格化的、完全自动调节的货币秩序。实际上这场恢复金本位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第一，各国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都普遍逐渐放弃了古典金本位时代的自由主义态度。国际的社会和政治风向都发生了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普遍流行。政府已经不愿意仅仅为保证货币与黄金以固定比例兑换，而付出国内价格通胀或者通缩的代价了，政治家们要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国内稳定就成了当务之急。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国中央银行没有严格遵守金本位游戏规则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就开始破坏金本位的规则了。各国政府动用一系列的手段，来反制或者缓冲外部收支不平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而这与重新修复金本位的目标在方向上是背道而驰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联在其总结里所说的：“各国黄金和外汇储备变化所带来的国内影响，国家都倾向于来进行调控和干涉。毫无疑问，调控和干涉的基本原因就是想让国内有更大稳定。各国都对国内信贷体系寻求保护，以免予外部波动带来的冲击。当金本位规则和国内的货币稳定目标相矛盾时，胜出的常常是后者。”［21］

第二，随着国内贸易联盟越来越组织化以及社会福利立法的扩张，各国国内的价格和工资都变得越来越具有刚性，至少在价格和工资要降低时是这样。要归复金本位制，一个必备的要求就是国内要有灵活变动的价格。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如果价格刚性很大，国内收入、产出和就业没有成比例地变化，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过程就不会到位。而各国政府在经济事务中越来越倾向于干涉主义，其意图就是想避免收支调整给国内收入、产出和就业带来冲击。政府干涉主义不可避免地违背于国际收支调整机制。对于一个越来越福利化的政府，想二者兼得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下，出现了一个扭曲的汇率结构。各国政府都坚持以战前的黄金平价重回可兑换，但是它们没有充分地考虑到1914年来各国经济之间的价格关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各国货币与黄金的不可兑换性以及货币间汇率的自由浮动，打破了各国价格变动之间的联动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和价格水平都变动很大。1925年英国恢复了货币可兑换后，各国纷纷效仿，但是许多国家发现它们的货币实际上被高估或者被低估很多。因为有固定汇率的约束，它们对货币被高估或者低估的情况也是无力改变。比如英镑，差不多恢复到1英镑兑4．86美元的战前水平，至少是被高估了10%，但是已定的兑换比率又要受制于新的金汇兑本位制游戏规则，所以不能随意改变。到1931年英国国际收支一直处于持续的不平衡中，国内失业率也极高。相反，法国事实上在1926年、1928年正式宣布恢复了金本位，法郎回到战前黄金平价1／5左右的水平，法郎差不多被低估了25%，结果就是大量资金很快从伦敦流向了巴黎，增加了英国的隐痛。1931年经济出现危机，扭曲的汇率结构是一个重要的诱因。

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债务给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货币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通过战争期间的借贷和战后的德国赔款，战后美国实际上成为欧洲各国最大的净债权国；最大的债务国是德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国际经常项目的盈余，因此它们资本项目的债务资金转移也无法自己实现，这些国家都依赖从美国大量地输入私人资本来还债。德国用从美国借过来的资金，作为战争赔款还给欧洲各国；然后这些欧洲各国，作为德国的债权人，又用德国的战争赔款以及新增的一些美国贷款，来还它们在美国的债务。而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危机以及接下来的“大萧条”，实际上中断了几乎所有美国的海外投资，这时国际债务关系就变得很复杂很危险了。德国的战争赔款和欧洲的债务支付，基本上也就都跟着中断了。

第五，在国际货币体系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力量极”，而对于国际货币秩序的责任分担却不能克服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古典金本位制时代英国主导了这个体系，到1931年一个多个中心相互竞争的货币体系取代了英国的单一主导角色。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伦敦的挑战就开始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一挑战过程继续着，巴黎宣称自己为世界金融中心，接着纽约也出现在视野里了。英国的工业实力实际已经弱化，再加上高估的英镑，英国已经不能像战前那样，为一个看似稳定的货币秩序起到主导作用。但是这时法国又没有相应的经济和金融实力来担负重任，而美国虽然得益于战争实力大增，但却不愿意担负起责任。整个货币体系处于一个相互竞争的无序状态，正如霸权稳定论者Charles Kindleberger所说：“美国对自己的角色还很模糊，只关心自己的国内事务，站在一边……体系的不稳定来自一个国家（英国）在走弱，而另一个国家（美国）却没有足够的兴趣。”［22］英国、美国和法国尝试共同合作来维持国际货币秩序，却没有得以实现。因为集体合作的成功需要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法国对英国和美国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都怀有不信任的情绪，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各有自己的考虑。像1928年后法国中央银行把大量持有的英镑兑换成黄金输入国内，英、法、美三国都激烈地争夺短期资本，后来甚至引发了一场国际黄金抢夺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短期资本，即所谓的热钱，在一个与另一个金融中心之间频繁地流动。货币政策协调的困难，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体行动逻辑里的政治难题，也是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三难困境”里的信心问题。

1931年伦敦首先从金汇兑本位制中退出，1936年的“三国黄金协定”也无济于事，欧洲为恢复金本位的努力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