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机制与创意驱动

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动力机制，主要探索创意产业区演化过程的大都市空间重构的内在机理：i）创意产业区演化为何能引起大都市空间重构、ii）创意产业区演化怎样引起大都市空间重构等。第2.4、4.3.1、4.3.2节分别论证与阐明了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表象与本质、行为主体、作用环境，它们揭示了大都市空间重构过程的行为主体和作用环境，又暗含着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大都市空间的驱动力，即创意的生产和创意转化为产品过程的动力源自创意阶层和大都市环境催化形成的创意力。

（1）城市发展的长波周期

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产生后的1800年、1850年、1900年、2000年前后的5个时期，成为城市大发展时段（表4-18），而这正与康迪拉捷夫周期（Kondratieff Wave）相吻合。这表明城市发展存在类似经济长波周期的节律性，也映射出城市发展长波周期可能来自经济长波周期^[11]。经济长波周期对于城市发展而言，一是每个经济长波都会兴起一个新兴产业；二是由于多种原因存在新兴产业都会出现在不同的特定地方，但大多数与工业化较早的城市密切关联，成为它们经济发展和城市财富创造的新动力；三是新产业城市的快速发展引起全球瞩目，这些新发明创造不仅是那些新兴产业城市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而且也是全球走向繁荣的重要因素；四是新兴产业中的首位发明和其应用在城市发展中存在显著差异，这不仅体现为科学与技术的加速，而且体现为艺术运动、技术发明与财富创造之间的诸多关联；五是作为文本、图像、声音和运动的艺术，也具有类似逻辑。

表4-18　城市发展与经济长波的内在一致性

资料来源：李彦军.产业长波、城市生命周期与城市转型.城市发展研究，2009（11）：4-8，有修改

因此，在此逻辑上可以阐释财富创造与城市发展总是出现在特定的地方和特定的年代，这主要取决于新技术及其诱致的新兴产业、生产工艺新流程和新艺术形式，也可阐明为什么大多数城市趋向新的发展阶段、而大多数产业面临消失并导致某些城市衰落。

（2）城市发展动力构成要素的“创意转向”

城市动力模型（a general model of city dynamics）是指城市发展的动力来源和构成的模式。自David Canter提出基本模型（the basic structure），Michael Porter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y clusters），Charles Sabel和Robin Murray提出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Kevin Lynch、Christopher Alexander、Jan Gehl＆Peter Buchanan聚焦城市建成形态（urban built form），Ken Worpole、Franco Bianchini ＆ Raymond Williams关注文化与城市发展，Charles Handy则提出知识经济为21世纪城市发展动力源，Nick Garnham聚焦文化产业与城市动力，Adam Smith则从管治（governance）视角谈城市发展，这些智者的思想和理论成为城市动力学的基础理论和阐释城市动力的构成要素之核心。而它们都只是探讨城市动力的某一或几方面，而且也印迹着深厚的时代特色。如图4-23所示城市动力的一般模型，它既适用于任何城市，又能涵盖不同时代的基本特性，其本质是拥有创意与动态经济（a creative and dynamic economy）、创新型文化生活（an innovative cultural life）、建成形态有效适宜经济社会文化活动（a“good fit”of the built form to activity），它们成为可持续性城市的任何关键时刻的基本构成要素。

当然，某些城市的特色与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可以灵活修正或调整某些动力要素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由于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从而产生了各城市的唯一地方性，但是不论城市如何受制于地方环境，其可持续发展所依赖于商业、文化、建成形态的动态平衡，或某些要素的变化与修正，当然修正或变化的重点多是贸易模式及其相关因素。

模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条件——技术、管治，它们能影响城市经济、城市建成类型与形态、文化生活方式等，如政策诱致的地方税赋增加会导致某些产业破产、搬迁和经济滞胀；技术变化则会促使新产品产生、新的工艺与过程形成及其诱致的新劳动分工模式；管治诱致的建成形态变化，则会对城市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建筑工艺等形成重大影响；而文化通常也是规制（regulation）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戏剧管治法令（Theatre Acts in Victorian London、Chicago speak-easies）等对城市生活和城市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技术变化还会影响到文化生产与传承的形式，诸如文本复制、图像生产、语言与音乐录音，乃至戏剧与舞台影像技术等，从20世纪物理媒介发展至今的数字媒体技术等促成了新经济，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

图4-23　城市发展动力模型

资料来源：据Montgomery J.City dynamics：how cities work.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2005（1）；Henderson V.The dynamics of city formation.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9，12（2）：233-254 总结绘制

模型中“高效适宜（good fit）”，不仅是城市需要商业以适宜工作与生活，而且城市动力需要源源不断的创新，尤其是文化作为创新源泉；建成形态不仅是城市认同，同时也提供“适宜”技术变化改变“商业—文化—建成形态”平衡的连续性与多样性。政府可以提供有益于这种平衡的政策、税收、规制，以及在关键经济与基础设施中投资，而不是杀鸡取卵。然而作为构成城市动力的基本要素：商业（commerce）、文化（culture）、建成形态（built form）、技术（technology）、管治（governce）、环境（environment）等都处于不停演进状态。

①商业及其创意转向。从康迪拉捷夫长波周期看，技术变化成为商业尤其是产业演替的根本动力，而产业演替直接推动进城市发展，如第5个长波周期（2004—2060左右）中IT、ICTs、数字技术、创意等必将成为未来城市产业的技术核心，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后福特制模式仍将持续，然而以文化和创意的生产与消费将成为第5波中的继生物医药、环境技术之后的主导，形成以知识和创意为核心的经济。创意产业的成长不仅是第5长波周期形成的新兴生产模式，也是个性化消费，更重要的是对于时尚、艺术、音乐等的评论成为生活方式，更多的艺术家和设计者成为企业家，从而创造更多的新工作岗位并将出售地方、国家、全球的文化艺术与设计产品，而且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可形成虚拟市场以服务艺术家生活与生产，这直接诱致新型消费者与生产者间关系变迁，并为个性化消费提供便利。这与文艺复兴时的佛罗伦萨存在巨大的相似性：层级性个性消费、手工技艺、工作坊、资助、个人咨询委员会、新建筑与城市艺术、小尺度生产等，这不仅是经济长波周期生产模式转变，更是商业尤其是产业发展转向创意化和知识化（表4-19）。

表4-19　经典商品与服务生产模式的长波周期及其创意转向

②文化及其创意力贡献提升。文化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在此仅讨论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及其演进，来阐释其和城市发展关联。艺术包括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在此仅以音乐作曲、文学创作、美术为实例。音乐作曲的长波周期演进规律呈现“古典风格→浪漫风格→印象派风格→现代风格→新古典风格→极简派风格”^[12]。而文学创作有着与音乐作曲类似的风格演进过程呈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渐进式长波周期^[13]。欧美美术（fine art）风格的演进也呈现^[14]“巴洛克→络可可→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流行艺术”。综观以音乐作曲、文学创作、美术为代表的西方艺术风格长波周期，发现作为艺术及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创意力”的发掘与应用，成为推动艺术风格转向的重要动力源。最直接体现便是影像业、电视业、电影业、出版业等发展过程中的人类诸多创意与技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5（4）：66-73" class="calibre11">^[15]，及发明物在生活中直接应用（图4-24）。艺术创意最直接应用于城市发展，集中在城市建筑、景观和城市文化产业等方面。在1980年代末的欧洲和北美诸多大城市更新过程中，艺术与文化作为城市复兴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历史建筑的维护与科学利用、城市改造项目、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城市就业机会创造、城市形象改善和提升战略等中^[16]。这表明文化不仅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已成为城市产业的灵魂和重要部门，甚至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理论与空间实践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城市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 approach for urban planning＆governance）、文化城市规划（cultural urban planning）、创意城市等。

图4-24　创意与技术发明推动的文化产业演进

资料来源：尤芬，胡惠林.论技术长波理论与文化产业成长周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版），2007，15（4）：66-73有修改

③建成形态（built form）及其功能的创意转向。建成形态是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微观环境“建筑与街区的模式（建筑高度、密度、天际线、边缘与公共空间，以及建筑、街区间的关联等）”。建成形态的演进，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早在1920—1930年间芝加哥城市学派便从社会生态因子因素着眼，提炼以同心圆理论为代表性城市功能分区模式，且这种城市空间结构持续到1960年代，在大都市出现中央商务区；二是1961年Jane Jacobs在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指出延续40余年的城市土地利用分区制和社会隔离制，破坏了城市多样性（city diversity）；三是1980年代末城市规划开始探索的土地利用混合模式，开始关注街区建设、地产投资商、城市从业者阶层化生活方式、商业办公楼宇等的综合性需求，这标志着城市土地利用区划制的转型（zoning of transition）；四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大都市开始盛行艺术家的“LOFT Living”，尤其是伦敦、纽约、波士顿等，艺术家的集聚促成了LOFT的街区及其周边商店、餐馆、咖啡吧、画廊等的集中，为艺术家创意交流与碰撞网络搭建了平台。然而并不是每个街区都能被再开发成土地混合利用的高密度艺术家集聚区。大都市街区应该是居住与工作及其配套设施的地方中心，而非再区划形成高密度的土地混合利用。然而这并不表示城市建成形态对于适宜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被动适应性，而是通过高效适宜并积极创造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形态结构，地方被赋予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城市精神与象征的地标，地方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载体与空间塑造。可见，建成形态的内涵不仅是人类理性认知与塑造之产物，也是人类的空间实践之生产，其必然随着创意产业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

④技术（technology）演进及创意化应用。综观城市发展史，可知其总是不断响应与修正自我以适应技术的创新及应用。技术创新对于城市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主要集中在城市产业的生产过程、新产品及新产业诞生，城市文化的形式，城市物理环境与空间结构，人的生活方式（表4-20）等。而每次技术进步革命不仅是研究发明的重大推动，更是发明创新被迅速应用于经济、社会生活。工业革命对城市发展的最为深刻影响便是推动城市清洁与卫生治理的城镇规划法案（Town Planning Acts），而铁路的修建及被应用城际和城内公共交通则促使城市开始扩展，以至于Peter Hall（1988）认为铁路交通诱致了伦敦城沿着各交通线放射状扩张，直至形成郊区。由此可见，铁路不仅仅作为通勤工具，而是成为城市扩展方向和居住与商业发展重点的先导，这正如今日之城市“轨道交通修道那里、那里的房地产开发便掀开新篇章”。当然，创新与发明家们集聚于城市某些区域，便形成了创新人才高密度区，诱致面对面交流及虚拟交流社群成长、新兴产业诞生、新型工作与休闲方式形成等，而新行为空间的形成又提升了区域形象，加速了区域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流动。

表4-20　技术演进对人类生活方式影响：以媒介技术为例

资料来源：孟庆丰.媒介技术的演进及其社会影响分析.南京：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总结分析

当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成为生活方式和自我选择，人类会更加和谐、自由和时尚的生活，并创造出新的技术和技术应用路径，这必将推动大都市创意氛围之形成，从而重构大都市产业和建成形态。

⑤管治（governce）及创新。众多“管治定义”中以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f UN在Our Global Neighborhood界定最具权威性：“管治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又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7]。对于城市发展而言，管治的首要任务是创造和平与公正的环境，其次是提供城市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再次是关心城市弱势群体。当然作为一种过程和持续的互动行为，管治需要不断地创新，尤其是在城市公共事务和促进城市技术进步、财富创造与分配、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而对于提升城市从业者和居民的企业家技能、凝聚创意人才、推动创意型发明等，则需要低税收和投资必要的公共基建项目、人才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等的适宜管治模式，才能促成和平、法纪与秩序健全、稳定的城市发展环境。

（3）城市发展的创意周期

1980年代末期以来城市动力模型的构成要素便开始了创意转向（creativity turn），表现在^[18]：i人类的创意力和创新在城市动力模型诸要素中的含量和功效急速上升；ii人类创意力转化为诸构成要素的基础与条件趋于完备；iii以创意经济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系、以创意阶层为基础的城市社会结构、以创意环境营造为核心的城市文化与管治等三位一体的创意城市初现雏形。城市动力构成要素的创意转向，促使创意经济快速成长，带动城市社会结构转型，诱致了城市发展的创意周期（图4-25）：由创意与创新驱动的技术主导了城市产业与经济周期，从而塑造城市创意经济—社会—空间体系，促动城市发展进入创意周期。

1980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新经济（new economy）等人类预测后工业社会经济形态，虽各有侧重但核心相同：①均以计算机网络与互联网为经济运行的技术基础、②均以人类创意力（creativity）为源泉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动力构成要素存在创意转向，创意转向的本质就是创意力成为城市发展动力构成要素的重要内涵。然而创意的生产（production of creativity）如何影响城市动力的构成要素，是本节重点论证的问题。

图4-25　城市动力模型的创意转向与城市发展进入创意周期

（1）创意的内涵

在神经生物学与心理学未能揭示大脑、躯干、意念、情绪等相互作用机制前，尚无法从一般意义上界定创意（creativity）的内涵与外延。本书所论及的创意均指一种过程及其依赖的情绪和外部环境（creativity as a process and to its dependence on emotions and the outside environment）。在19—20世纪为了能够用语言和编码描述创意，诸多研究者开始测度创意的经济价值，并以此视角界定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19]。目前对于创意的研究集中探讨创意通过相互关联作用对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社会结构影响（Florida，2002）；创意涉及艺术与文化经济（Bryant and Throsby，2006；Santagata，2007），涉及学习机制（Boldon，1991）；当然也有从心理行为学视角解释创意天赋的行为特征；1986年Herbert Simon认为创意与外部环境间联系有着特别特征，并将创意的基本含义界定问解决问题的能力——“Acts are judged to be creative when they produce something that is novel and that is thought to be interesting or to have social value.Interesting or valuable novelty is the touchstone of the creative”。可见创意是一过程，而且主体需要被教育、具有专业水准、能够预测未知风险等，第二个显著特征就是神经生物学家从肢体、语言、环境等相关性探索创意，然而社会与教育等依赖于人及其高质量的行动，因此创意内涵非常丰富且难以量化和编码化表述，可以从过程与客观—主观层面环境理解“创意”（表4-21）。

表4-21　“创意”的主客观层面：内涵与因素

然而，此两层面内涵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不便：首先是无法将其与现实世界的经济社会有机衔接，其次是无法将其与行为主体衔接，再次是无法实现研发创新与社会创意有机融合等。因此可从创新与创意产业的创新知识投入视角，将创意分为二元结构模型：一是创新的创意（creativity for innovation），即与创新和文化内容生产过程的产业模式相关的创意，包括科学研究、市场营销、商业与产品市场定位和创意服务，在现实中主要是基于版权的相关产业部门生产过程的创意，如视听设备、电影、音乐、软件、表演艺术和出版等生产过程的创意；二是社会品质的创意（creativity for social quality），即指文化产品、社会生活及其集合表达物的创意，现实生活中与之相对应的是物质文化形体的创意，如文化遗产地（存档、图书馆、博物馆、纪念碑、艺术、音乐与表演艺术）或电影、电视、广告、娱乐软件等场所与集聚区。

（2）创意的生产对城市动力构成要素的创新

创意的生产（production of creativity）是指人类利用个体或群体的知识、技能与智力生产出符合时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思想与观念。现实世界中，创意的生产主要表现为发明与创新而形成专利、思想与观点而形成的版权（学术著作、电影电视、音乐、软件等的知识产权）等。当然创意的生产，可以是个人的发明与创新，也可是企业或科研院所等相关研究团队参与式的创新。然而作为过程与结果兼具^[20]的创意、创意的生产，可以是个人（或团队）财产、可以是资本、可以是新型网络的链接节点、可以是基于政府—社区—市场的公民社会的管治模式，当然最为显著的便是21世纪初期城市区域的高级竞争力的核心特质^[21]。由此可知，创意的生产不仅是个人或者群体的自身行为，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地方发展的追求与政府激励的对象，因此，创意的生产将影响城市动力模型构成要素的演进，推动城市动力的创新与重组。

创意的生产对城市动力构成要素演进的影响突出表现在：①城市发展的行为主体（居民、企业、政府）创意与创新意识得到强化，并逐步成为市民生活、企业经营和政府管治的日常行为过程的方式。②城市发展的技术与经济支撑，不单是技术与产业积累，从人类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历次演进看，每一次技术革新和突破都极大推动了城市发展的鼎盛，如果比较全球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四次技术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产业经济效益，就会发现人类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促使全球财富呈现几何级数式增长，可见技术创新和科技发明与创造的高效应用始终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然而技术创新对人类创意的培育与发掘，则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如从个人创意应用与创新成果转化，转向企业或科研院所的团队研发，再转向企业—院所的共同研发，乃至于大学—社区—企业“三区联动”式科研创新。而创意生产的主体与路径的每一次转变，对于个人、企业/院所、政府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知识产权、研发成果的经济社会效益分配、研发行为主体参与方式等，这无不需要发挥人和人群的创意力。因此，现代大学、企业、政府的共同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将是城市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③城市发展的环境（建成形态、文化环境、生态与景观等）需要创意经济和创意设计思想予以规划、实践。正如Landry、Florida在创意城市、创意阶层假说中所提出的城市创意氛围（creative milieu）是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建成形态与景观的宜人与可进入性、人的创意价值的实现和城市经济繁荣等，这既需要各种要素的有机组合与功效正常发挥，又需要作为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行为主体—市民、从业者、企业与政府能够充分发掘创意潜能，发展创意经济、营造创意空间、提升城市创意氛围。

创意的生产对城市动力构成要素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城市科技创新的创意生产方式的转型、城市创意环境营造的空间规划理念与技术的创意挖掘^[22]、城市管治制度的创新三方面，而它们可归结创意的生产方式转变和生产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及场所等更趋多元化与复杂化。这鲜明指出了创意的生产导引的城市动力构成要素演进对城市空间存在诉求：一是能够为创意生产的多元行为主体互动等提供空间场所和制度安排、文化氛围；二是空间环境便于实现参与式的创意生产，如市民的参与、企业家的质询、上级政府的责问等；三是空间应该能够促进创意生产的高效与实用性（创意生产的过程与结果能够有效地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由此可知，创意的生产不仅促动了城市动力构成要素的演进与创意转向，而且也塑造了城市空间。

创意的生产，不仅是人及其群体的再生产过程，更是人群积极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技术的、组织的、管理的等全程创意过程。因此，创意的生产既需要客观层面（行为主体——人及其群体、企业、院所、产业集聚区、政府等）自我能力的完善，又需要主观层面（教育、文教设施可进入性、知识产权政策、吸引利用国外专利政策等）创意与创新氛围的催化与转化。据此从空间生产论视角看，创意的生产实质就是创意空间的生产，这不仅因为创意的生产重组了行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关系，而且还表现在空间成为影响创意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资源与条件。①创意的生产重组经济社会关系，集中体现在以创意产业生产过程的项目网络模式重组了后工业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模式，一是创意商品的生产过程从创意概念形成至创意商品被消费者消费的全程，都依赖于多个具有创意能力的相互协作而形成的项目网络；二是创意产品生产过程，已将生产者、消费者、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多边互动融汇于一体，消费者的融入源于创意商品面向个性需求而致、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融入源于新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尚无现成的工艺标准与法律依据而导致的即时监管；三是以创意能力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资本、土地等工业社会生产过程的严重依赖的资本制度，使得只要有想法的人或人群便可创业或参与创业，这不仅改变了工业社会资本生产关系，同时也是后工业社会的新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②创意的生产既需要一定的空间条件，又能影响空间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创意生产的行为主体对于城市实体空间与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需求特性^[23]；二是创意生产的方式从“个体”转向以“群体和不同群体间联合（图4-26）”，这表明创意生产的多元行为主体的联动与协同生产将是未来科技创新的必然趋势，而这种联动对于院所、企业、社区等相关主体在空间邻近和多边随时可进入性^[24]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多元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环境，尤其是生态景观、生活与工作空间、创意氛围营造等应在地方尺度同时满足不同行为主体的偏好，并应有激发和催化各行为主体的创意形成之能力，尤其是形成正式与非正式的创意交流的节点与网络。

图4-26　科技园—高校—社区与创意的生产方式转型

注释

[1]张勇强.城市空间发展自组织与城市规划.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2]冯健.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张京祥，罗震东，何建颐.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吴缚龙，马润潮，张京祥.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发展多维透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3]陈鹏.中国土地制度下的城市空间演变.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4]薛领，杨开忠.复杂性科学理论与区域空间演化模拟研究.地理研究，2002，21（1）：79-88；薛领，杨开忠.城市演化的多主体（multi-agent）模型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12）：1-9；薛领.基于自主体（agent）的单中心城市化动态模拟.地理研究，2009，28（4）：947-956

[5]魏佳丽.上海市创意产业网络结构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李蕾蕾.文化经济地理学进展与“项目网络地理学”的提出.人文地理，2010（2）：1-7

[6]褚劲风.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组织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艾少伟，苗长虹.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ANT视角.人文地理，2010（2）：43-49

[8]Latour B.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9]朱华晟，吴骏毅，魏佳丽，等.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的驱动机理与创新影响.地理学报，2010，65（10）：1241-1252

[10]共同参与存在主动参与/被动参与、参与程度深浅等差异

[11]李彦军.产业长波、城市生命周期与城市转型.城市发展研究，2009（11）：4-8；Montgomery J.The new wealth of cities.Hampshire：Ashgate，2007；Hall P.Cities in Civilisation.London：Weidenfield ＆ Nicolson，1998

[12]Taruskin R.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3]Ward W.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Bartleby，2000

[14]Buchholz E.Art：A World History.Abrams，2007；Cyr L.Art Revolution：Alternative Approaches for Fine Artists and Illustrators.North Light Books，2009

[15]尤芬，胡惠林.论技术长波理论与文化产业成长周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5（4）：66-73

[16]Whitt A.Mozart and the metropolis：the arts coalition and the urban growth machine.Urban affairs Quarterly，1987，23（1）：15-36

[17]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8]Landry C.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2^nd edit）.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2008；Florida R.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NewYork：Basic books，2002；Florida R.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NewYork：Audible，2010；Camilleri N.The Creative City：Reality or Rhetoric？A critique of the recent work of Charles Landry and COMEDIA.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0

[19]Howkins J.The creative economy：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1

[20]Amabile M.Creativity in Context.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6

[21]Maciocco G.Enhancing the City：New Perspectives for Tourism and Leisure.New York：Springer，2009

[22]Innes J.Challenge and Creativity in Postmodern Planning.The Town Planning Review，1998，69（2）：5-9；Kunzmann K.Culture，creativity and spatial planning.The Town Planning Review，2004，75（4）：383-404；Albrechts L.Creativity as a Drive for Change.Planning Theory，2005，4（3）：247-269；Borri1 D.Memory and Creativity in Cooperative vs.Non-cooperative Spatial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Luo Y.（Ed.）.CDVE 2010.New York：Springer，2010

[23]马仁锋.城市观嬗变与创意城市空间构建：核心内容与研究框架.城市规划学刊，2010（6）：109-118

[24]Reimer S.Design spaces：agglomeration and creativity in British design agencies.Geografiska Annaler：Series B，Human Geography，2008，90 （2）：151-172；Kendall J.SMEs，IT，and the Third Space：Colonization and Creativity in the Theatre Industry.∥ Dhillon G.Creative SME 2009，IFIP AICT 301，Springer，2009，pp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