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投资效应研究

(一)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分为三种观点，即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无显著的因果关系。例如，Orazio等以一些欧盟国家1965—1995年数据为样本的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会强烈地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而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作用。Delong与Summers (1992)在投资率与产出波动性关联和影响的研究中发现，资本形成比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投资与产出的中间传导因素主要是企业设备等方面的生产性投资。黄燕、杨婷婷(2009)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处理成都市1978—2006年的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研究分析得出，成都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李飞(2010)通过采用1978—2008年甘肃省年度数据，应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长、短期均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不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关系。赵飞(2007)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二者体现出了弱因果的关系，即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二)投资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投资需求不足会导致经济的衰退，而哈耶克却认为过度投资会使得经济发展失去平衡。胡春、仲继银(2001)通过对1981—199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建立两者相关关系的回归模型，得出结论，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依赖程度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过于频繁。耿明斋、胡晓鹏(1999)研究认为，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过度的投资又会诱发经济的剧烈波动，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裴春霞(2000)研究认为，投资波动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要比消费同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高得多，投资不足，尤其是非国有投资不足是当前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由以上观点可见，投资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波动，在投资决策中，应考虑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使得国民经济平稳增长。

(三)投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国外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是缩小传统强大的农业部门，扩大资本部门的规模。罗斯托提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重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钱纳里认为经济发展中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是不变的，因此提出了柯布道格拉斯(Colb-Douglas)的生产函数学说，而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的霍夫曼比例和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影响力。在国外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国内经济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经济结构理论，例如，郭晋南主要从结构效益最佳、转化能力最强两个方面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的标准，从而弥补了霍夫曼之不足。刘满凤等提出了从生产函数和投入产出两个角度来测算产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问题。陈耀提出了产业结构趋同的度量及合意与非合意性模型。

而对于投资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结构转变是经济发展中重要特征，而且投资结构会影响经济的结构转变，也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国内学者也对投资与经济结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戴玉林(1998)系统论述了投资结构的演变规律、形成机制以及调节方法。程兴华(1999)运用投资结构的一般原理详细分析了中国工业结构的现状、问题和解决对策。蒋同初、黄汉江(1998)详细论述了投资结构与国民经济结构、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内在关系，深入研究了投资的质态结构、量态结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等的演进规律和调整方法。汪德华等(2007)从法治水平的角度，利用11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之后，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尤其是三次产业中服务业所占比重，受到其政府规模大小的显著影响，他们认为在那些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中，如果政府规模较小、司法体系能够创造出较好的契约执行环境，其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将相对较高。郭小东等(2009)利用世界上2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基本结论是:政府支出通过改变全要素生产率和各个产业的资本、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积累，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而对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产生消极影响。郭杰(2004)分析了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产业导向与政府支出的特点，并利用简单的回归模型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各组成部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度和方式，说明政府支出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中起到巨大作用。骆惠宁(2001)运用经济数学分析方法，剖析了安徽省近5～10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联情况，揭示了固定资产投资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若干规律性现象，主张投资拉动政策应更多地关注产业升级。国建业、唐龙生(2001)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有效性，并对当前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实践考察。杨大楷等(2009)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计量分析工具，对我国公共投资与宏观经济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投资与三次产业总产值均具有长期正向均衡关系，其中对第三产业的正效应最大，第一产业最弱。卢洪友等(2010)借助主成份分析法，利用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动态关联效应。结果分析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冲击引起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经济波动效应非常微弱，而对第三产业经济波动的影响强劲，并且表现出较长时期的持续性。中国现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

(四)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通过投资对于促进社会就业来研究投资的社会效应。如张卫国(2005)对中国30个省的1987—2001年相关数据，通过运用变量的差分、协整性检验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短期地方政府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投资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GDP增长率提高大约0.23个百分点，同时拉动就业增长率提高0.026个百分点。吴小松、范金、胡汉辉(2007)运用SDA模型在我国1987—2002年就业增长与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最终需求拉动了就业的增长。龙骏(2010)就房地产投资与就业的关系研究发现，适度的房地产投资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能带动就业的社会效应，但过度投资则会诱入滞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