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类型投资效应的研究

(一)固定资产投资效应

罗森斯坦·罗丹在著名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中首先提出了“社会先行资本”概念，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Canning(2000)通过对57个国家1960—1990年的数据，采用变量对数形式，估算出交通设施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电力和电讯，而且同样的设施对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弹性差异很大。边雅静、张振兴(2002)通过对河北省1978—2000年的数据，对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基于考伊克(L.M.koyck)的分布滞后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结果，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还是很大的，而且当前GDP受前期GDP的影响也不小。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2004)的研究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同向变动关系，并且固定资产投资对通货膨胀具有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变动领先通货膨胀变动一年左右。从以上的研究成果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起基础性的作用，但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应考虑国家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经济周期，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导致的不良效应。

(二)农村投资效应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投资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能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亟待改善。例如，国外学者Jalan与Ravallion(2002)对中国农村数据仔细研究后，发现在农村地区，投资挤出效应极不可能发生，而挤进效应则可能通过一系列渠道发生，这些渠道主要包括:为私人生产的中间产品创造新的需求、降低不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营销的交易成本等。林毅夫(2000)指出，农村地区的水电、公路等基本设施的投资有利于促进乡村的消费，而其有利于增加农民的就业和收入，他还指出农村投资的资金来源不能单靠农民的集资，更需要政府财政支出的扶持。刘伦武(2006)利用中国1980—2004年数据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中国自1980年以来，农村经济增长和农业基础设施之间的交互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最后得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应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工业投资效应

国内学者张世贤(2002)认为我国应坚持增加工业投资，因为工业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所以应该坚持工业投资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倾斜于发展第三产业。王福全、吴金忠等(2002)通过对济南、潍坊、日照三市的工业投资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区域工业投资能够产生很好地促进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并使投资知识溢出效应得到释放，但同时也存在区域竞争以及投资膨胀的情况。金纯(2007)对温州市工业投资的研究发现，温州市工业投资的效益较低，主要由于包括地理区位影响，产业结构层次低，还有地方政府效率不高导致的。肖红叶、马世光(1990)对天津市的工业投资规模与数量进行研究，剖析了工业投资效益低下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四)教育投资效应

Baffes和shall(1990)通过对21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认为通过采取投资教育和培训、私人资本形成和限制军备支出的战略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绩效，并且用于人力资源形成的政府公共投资比用于物质性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在中低收入国家用于人力资源的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62，是私人投资产出弹性的2倍。国内学者范柏乃、来雄祥(2005)对国家1952—2002年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冯莉(2005)对农村教育投资状况进行了研究，得出农村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作用的结论。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进行探讨，例如，王戎(2004)分析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管理效应和社会效应。

(五)房地产投资效应

国外学者Green(1997)、Coulson和Kim(2000)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房地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Baird和Chan(2000)认为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高度相关性。Liu和Yun(2002)研究指出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反馈作用。我国自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国内学者对房地产投资的研究也相继展开。刘贵文、胡凤晗、林川(2010)对重庆市房地产投资分析，发现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沈悦、刘洪玉(2004)对我国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时发现，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具有单向格兰杰关系。张春红(2010)对湖南省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具有长期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的作用不明显。除了研究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外，冯亚军(2003)、龙奋杰、吴公樑(2003)等学者还对房地产投资系统策划以及城市人口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