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的投资效应

第二节　APEC内部FTA的投资效应

除了对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的研究之外，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理论界开始关注自由贸易区在投资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动态经济效应。Kindleberger(1966)在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静态效应框架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和“投资创造”概念。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的分析指出，两国之间贸易壁垒的削减将减少相互之间的“水平”(horizontal)直接投资。Wonnacott和Ronald(1996)分析了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处于“轮轴”地位的国家至少可以在贸易和投资两方面获得特殊的优惠。Puga和Venables(1997)在其构造的多国家中心—外围模型中分析了集聚效应引起的资本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成新轩(2004)认为:由于轮轴—辐条结构的出现，区域内的产业将会出现明显的集聚和分散专业化效应。Motta和Norman(1996)运用寡头模型，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外部国家跳过关税型FDI的影响;Motnout和Zitouna(2005)扩展了Motta和Norman(1996)模型，分析了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南方国家吸引FDI的影响。

因此，综合现有理论文献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对区内与区外投资产生影响。这类影响主要体现在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区外对区内投资和区内自身投资的增加，以及区内投资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区内投资增加的效应固然有助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但自由贸易协定促使投资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效应可能会使得某一成员福利受损，从而阻碍该国参与自由贸易区。

在APEC内部FTA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少。Yeyati，Stein和Daude(2003)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果进行了预测，采用的方法是先选取1982—1999年间20个OECD国家对60个国家的投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变量包括代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虚拟变量、代表市场规模扩张的变量等，然后将取得的系数用于对10个美洲自由贸易区国家的预测。Bende和Nabende(1999)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较发达国家有利，而对不发达国家不利。Han，Yeo Yoon和Yoo(2004)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对韩国吸引FDI可能的影响进行了预测，采用韩国1980—2003年的数据对FDI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规模扩张和贸易量增加对韩国吸引FDI有促进作用，指出中、日、韩一体化协定可以促进这两个因素。此外，也有少量的国内学者对我国FTA的投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东艳(2006)对中国、东盟地区1992—2004年FDI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指出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对区内市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对FDI流入有影响;张海森(2008)采用GTAP模型，分析了资本内生化条件下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