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的投资重点与方向

五、新型工业化的投资重点与方向

1.自主创新——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动力

新型工业化基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广泛应用，技术进步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有资料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世纪初为10%～15%、中期为40%、70年代上升到60%，目前为80%。技术进步体现在劳动中，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体现在资本中就意味着新技术设备替代旧技术设备，意味着机器设备的更新和升级。创新是一种新产品开发、研制、生产、营销直至市场化的过程。自主创新行为表现在技术、体制或组织等方面。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加投入:

(1)构建和完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是指以国家为主体，主要由政府公共部门组成的旨在推动整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改进、扩散、使用知识和新技术的网络系统或制度。包括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应用以及技术创新和应用，也包括自然规律、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研究等内容。构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就是要制定跨越式科技发展战略与技术创新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建立与新型工业化发展、产业变革、社会就业等政策相配套的、高效互动的国家创新制度。要重点加强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战略性研究和开发投入，推进信息产业化建设，提高我国信息化程度;加大对基础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支持，引导地方和行业部门加大科技投入，重点解决国家、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国内企业或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试制品和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且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需要重点扶持的，经认定，政府进行首购，由采购人直接购买或政府出资购买。

(2)构建和完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企业创新体系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研究、企业技术研究以及开发和应用的服务体系。要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推动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依托具有较强研究开发和技术辐射能力的转制科研机构或大企业，集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力量，组建国家工程实验室和行业工程中心。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各类技术创新联合组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国家科技计划要更多地反映企业重大科技需求，更多地吸纳企业参与。在具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的领域，建立企业牵头组织、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实施的有效机制。已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包括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供应、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大型油汽煤开发、大型核电站、水污染整治、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大型飞机等，在这些领域，企业是重要的投资主体。要强化企业科技投入主体的地位，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下降到30%以下。

(3)自主创新和健全市场体系。市场体系创新首先要培育、健全和完善国内市场体系结构，包括健全和完善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服务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产权市场等。一个理性的、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结构完整、组织良好、保障健全、管理有效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实现自主创新中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应积极发展技术中介机构以及强化其桥梁作用，协调科研部门与市场主体和社会各部门的联系，促进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创造、产生、循环、传播、扩散、应用，促使科学技术成果和知识产业化。建立健全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信用担保制度和其他信用担保制度，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条件。搭建多种形式的科技金融合作平台，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参与科技开发。鼓励保险公司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为科技创新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建立和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机制，加速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有条件的高科技企业在国内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努力为高科技中小企业在海外上市创造便利条件。为高科技创业风险投资企业跨境资金运作创造更加宽松的金融、外汇政策环境。逐步建立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2.产业集群——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

产业集群是指同一特定产业或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地理上集中在一起，形成具有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集群工业化又必然通过产业集群表现出来。集群工业化具有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特点，能够以某一种或几种产业为主导带动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发展，还不断吸引周边的人才、资金、资源向该地流动，形成区域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较为发达的美国，产业集群不仅规模大，而且很成熟，已形成的388个产业集群生产了全美国近60%的产出。在意大利，产业集群区集中程度也很高，意大利70%以上的制造业、30%以上的就业、40%以上的出口量都是在专业化产业区域内实现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目前也已形成350多个产业集群，创造了该国制造业出口额的60%。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特色产业为支柱、区域集聚为支撑的产业群在我国已十分普遍，特别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发展迅速。在广东形成了珠江东岸的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产业集群和西岸的家电制造产业集群，广州、深圳、东莞、惠州四市所组成的电子信息走廊，电子产品产值占全省3/4，成为亚洲电子产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404个建制镇中，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占了1/4。

通过产业集群的投资与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产业集群应该是一个市场自发的结果，过于强调政府干预，而不考虑市场规模、技术要素、产业特征，将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二，产业集群的实质在于知识、技术和基础设施等的共享，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若纯粹是地理的集聚，不等于产业集群。第三，引进的企业投资不应游离于本地产业结构之外，必须建立与本地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第四，一定要注意避免产业集群所产生的技术锁定与依赖，以及这种锁定与依赖带来的创新精神不足问题。

在产业集群的投资与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建立适宜的产业集群结构。通常产业集群中各个企业的关系结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卫型结构，即众多中小企业与少数大企业形成产业链条关系，有信息传递渠道，而众多中小企业之间几乎不存在关联;另一种是市场型结构，在这种集群中，各个企业之间按照市场导向形成网络式的平等关系，各个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形成信息传递的自由通道。中卫型的产业集群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根植性和地方化能力都较差，如果区域环境或产业供应链发生变化，作为中心的大企业往往会发生地域迁移，从而对集群造成毁灭性打击;而具有市场型结构的集群的根植性较强，其内部网络易于形成创新效应和协同效应。某些地区有一些实力雄厚的重型装备和电子信息产品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均为外部嵌入型，与本地企业缺乏产业联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联系也未真正建立起来。建立中卫型结构集群难度比较大，未来还是要更加重视市场型集群的发展。中小企业是集群生长的细胞，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必然会促进集群活力的增强。

其次，有效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招商引资、“借外助内”的思路本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目前的招商引资热似乎已经逐渐演化成了各地优惠政策的大比拼。一些地方为争引投资，相互攀比，已经发展到大幅度突破国家税收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底线来“贱卖”自己的程度，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也容易引发地方财政危机。为防止招商过程中的恶性竞争，各级政府必须做好协调工作，通过地区之间的财税转移与平衡，促进产业向专业区域的集中。要加大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组织等产业政策体系的地区行政协调，最大限度消除产业发展中的地区雷同和地区分割。对跨行政地域的、临近的集群、开发区进行合并，只保留示范和带动效应强的园区，对其共同规划，提供商业服务。省级政府以及地市政府应对愿意进入产业密集带、工业走廊、符合结构优化标准的本地企业以及外来项目提供投资补助或财政贴息。实施“飞地战略”^[13]，形成产业的规模效应与土地的集约利用。

3.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的根本要求

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具体体现。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重大变化，使我们在借鉴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同时，不能一味照搬，而必须根据内外环境条件进行发展模式的创新。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根据我国工业化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新型工业化的投资战略必须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和生态产业的发展。

(1)推进循环经济模式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循环经济为新型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现途径。要牢牢把握开放共融、生态整合、有机进化、系统发育、集约节约的总体要求，全面推进企业间循环体系、产业间循环体系和社会循环体系的重点工程投资与建设。建成一大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企业、园区和城镇。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培育产业，推动种植业、养殖业、采掘业、加工业、服务业之间的整体协同，建立企业间横向共生、纵向耦合、资源共享的产业链。按照区域生态圈、物质流和产业特征，通过虚拟连接、现有改造和全新创建等多种形式，建立以园区产业集群和城镇集聚辐射为优势的循环经济系统，优化区域生态体系。促进城市和农村、生产和消费、政府和社会的有机结合，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建设绿色政府、绿色交通、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医院。形成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

(2)构建循环经济资源利用体系。要提高国内矿产资源的保障程度，不断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探的政府投资。我国近些年来的矿产资源勘探投入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导致新增可采储量赶不上开采量的增长，资源后备储量严重不足。应当把矿产资源的基础性勘探作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加大对其的政府投入。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探矿权、采矿权市场，吸引民间投资进入矿产资源的商业性勘探领域。要促进土地资源节约与优化利用。充分评估土地资源潜力，统筹资源配置，优化供给结构，挖掘节约潜力，倡导集约用地，逐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努力实现建设用地集约化，严格执行国家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各园区的建筑密度、绿化率、容积率以及投资强度等土地控制指标。深入开展闲置土地详查工作，加大闲置土地的清理和处置力度。科学开展土地整理、开发、复垦造地，增加土地后备资源储备，弥补建设占用而造成的耕地数量减少。要科学推动工业节水。严格执行新建项目取水许可制度，遵循“以水定产，以水定发展”的原则，限制高耗水产业发展;加强水资源评价管理，完善动态监测系统，逐步关闭自备井，采取集中供水方式，加强水资源共享，重点抓好工业园区集中供水、节水示范工程。对于用水量大的工业要逐步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3)促进产业生态转型。新型工业化就是要实现生态和谐的工业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的生态转型。生态产业是按照循环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完整的生命周期、高效的代谢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复合型产业。发展生态产业的实质就是变产品经济为功能经济，变环境投入为生态产出，促进生态资源与经济资源、生态基础设施与生产基础设施、生态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的和谐与协调发展，实现传统资源掠夺和环境耗竭型产品经济向新兴的循环经济转型。产业的生态转型就是要在持续利用生态资源的基础上调整生态关系，促进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和经营方式从传统产业经济向现代生态产业的转变。生态工业要求从产品和产业结构、工艺技术、生产组织管理等层面对矿物炼制系统进行生态化改造升级。发展以高科技、深加工为主导的新型工业基地建设，鼓励发展高技术含量、高效益、低消耗、低污染的产品和产业，对传统行业和重点行业中不符合循环经济原则的生产流程进行改造，对难以整改成功的企业进行清理退出。要加强清洁生产和产业链接关键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采用生态工业园区、多联产系统等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构建工业生态链网，实现工业过程副产物的资源化，以资源和能源的最小利用实现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4.城市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校正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城市化战略，准确把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走一条以新型工业化支撑城市化、城市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良性发展之路。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推进和相互促进，这是实现各个产业间、地域间以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1)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近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非常快，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就是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大大慢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人口城镇化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以及与之挂钩的社会保障改革滞后。从城镇政府的角度看，城镇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上述领域的负担增加。土地城镇化快的原因在于，城镇政府不仅可以从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中获取土地收入，而且可以从今后的产业集聚中获取税收。但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经营越来越少的耕地，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因此，要加快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要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三位一体的改革，形成人口城市化正常发展的机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优先考虑将在城市有稳定收入和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及时转为城市居民。把城市社会保障扩大至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并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

我国是一个人均土地面积匮乏的国家，这一国情要求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节约用地，高效率地开发城市用地。为此，未来一是要统一规划和立法，严格控制城市土地供给总量;二是盘活城市内部的闲置土地，即工业项目多占用的土地;三是提高城市建筑容积率，加大土地开发强度。要走不占耕地(或不搞外延式投资)也能大幅度提高城市化率的道路。加强中心城市的加密开发计划，严格控制低密度基础设施、住宅、商业设施的建设，要鼓励新增城市投资主要向老城区流动、向高层设施流动、向地下设施流动。严格控制拆迁规模，可拆可不拆的，不拆，防止因大规模、无计划的拆迁引起短时期内市场对房屋的大量被动需求，促使房价暴涨。严格界定土地出让金的使用去向，专款专用，除按比例用于农用地整治外，其余要重点用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造。

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和管理体制，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培植城市自主财源。城镇非公益性用地出让要引入竞争机制，公开拍卖，把土地使用权纳入市场经济运行的轨道，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土地使用效益。争取城镇土地转让收益留于城镇财政，设立专项土地基金，统一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补偿原土地使用者。在省级范围内实现“农民用土地交换身份”，即政府为进城农民提供低成本住宅、基本社会保障以及就业受教育条件，农民把在农村分得的土地，包括宅基地交给政府，政府将换来的分散的土地进行置换与重组，实现连片开发。通过土地与身份的转化，促进农民进城与本地化，同时避免政府对农民土地的不合理征用，增强政府的资源调控能力。

(2)推进城镇体系建设。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在城市化的发展上，必须由注重单个城市的发展转到注重建立和完善城镇体系上来。城镇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而论，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相对应，城镇体系有着不同的发育程度，也就有着不同的投资重点。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某个地方经过长期积累或外部刺激而获得发展的动力，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城市中心的产生打破了区域空间结构的原始均衡状态，并以其发展优势吸引着外围地区的要素不断向它聚集，远离城市的边缘地区仍处于极不发达状态。这一阶段单个城市开始迅速扩张，城市主要专注于自身集中型发展，区域城镇体系属于极核发展较快的非均衡结构，城镇之间的联系仍以不同等级的纵向联系为主。

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区域经济进入明显的动态增长期，以钢铁、机械、化工、电力、纺织为主的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均得到迅速发展，交通运输网络深入到区域的各个部分，经济活动范围不断扩展，区域的其他地方也产生了新的经济增长极。中心城市进入有序化疏散阶段，郊区化现象出现。这一阶段城镇体系建设重点在于培育区域内主要交通走廊沿线、中心城市周边新的或次级经济增长极，发展重点城镇，形成若干“点—轴”开发轴线;当城市化集聚与扩散并行出现后，除加强中心城市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服务设施建设外，还要注重在中心城市外围形成与中心城市有密切交互作用的郊区，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都市区。

在后工业化阶段，卫星城发展很快，区域性的基础设施(交通、通信等)逐渐完善，各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产生了相互吸引与反馈作用，形成一体化的城市网络，具有紧密联系的城市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组团式城市群的雏形——城镇密集区开始出现。在这一阶段，城镇体系建设重点有两个:一是建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化地区;二是在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推动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形成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群体，即大都市连绵带，进入城市化发展的成熟阶段。

就我国而言，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城镇体系投资与建设的重点除加强大都市区(圈)建设外，还要开始在城镇密集区沿经济走廊建设大城市群或大都市连绵带，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以及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城镇体系的建设关键抓两条:其一，大力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其二，规划引导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城市化的核心是建立完善的城镇体系，为工业化提供良好的空间载体^[14]。

5.全球化——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扩张和全球化联系，是资本、资源、信息、贸易的全球共享与优化组合。应该说，资本的全球流动与生产的转移给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全球化并非像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组织极力倡导的那样，能为各国都带来持续的繁荣和福利增长。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并未从全球化中得到相应的好处，反而遭遇了产业安全问题、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战略，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扩大开放带来新的机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时期，即加速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开放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在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成为全世界最为宽松的国家之一，并由此获得了国际分工，特别是产业分解所提供的工业发展机会^[15]。目前，全球重化工业50%以上的企业集中在中国，在国内外资本的推动下，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重化工业化的升级特征，国际产业转移与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很强的重合性。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准入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成为很多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之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并行，程度和速度都在加快;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将进入以原材料为主导的重化工业向加工业为主导的重化工业，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发展为主的阶段^[16]。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分解的过程中，不仅传统产业向我国转移，高技术产业中的加工环节也迅速地向我国转移。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完成，我国工业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受到较大冲击。在这个时期，工业的出口市场会进一步扩大，但国内市场份额的增长会受到明显挑战，依靠大量净出口来带动生产高速增长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工业部门必须同时在国内外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既继续保持出口高速扩张，又大力拓宽国内市场，才能支撑生产高速增长的趋势。随着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推进，特别是服务业开放的迅速到位，外商将明显扩大对服务业的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对东部沿海城市的投资，会更多地转向现代服务业部门。外商对工业的投资会继续增长，但占总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工业发展对外资的依存度，将具有相对降低的趋势。

(2)出口贸易战略亟须调整。我国出口高速增长以及外贸顺差不断扩大与我国长期以来实施以优惠政策和廉价资源支持的低成本出口导向战略、政策和制度关系密切，这种以低要素价格为基础的低附加值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使中国在出口商品的同时，将大量的福利出口到比我们发达得多的西方国家，形成用国内劳动力、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价格和税收优惠给发达国家提供无偿的补贴，形成在仍然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却拿巨额的净资本输出去“帮助”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在鼓励出口和外资政策的引导下，国外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和企业向我国转移，由于资源价值和环保成本没有完全得到补偿，加剧了我国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低成本出口导向政策也使我国新增的供给结构更多地按照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体系进行调整，产品结构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领域，增加了我国经济结构未来调整的难度。低成本出口导向政策还限制了国内劳动力在出口收益和经济增长中分享利益，导致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单凭廉价劳动力建立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不能长久的。只有依靠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不断提高出口产业的竞争地位。这不仅要求降低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改进产品的设计、生产、工艺、包装过程。逐步形成生产一代、研制一代、设计一代的产品滚动开发模式。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加工贸易由加工装配为主向采购、加工制造、分销服务、售后服务以及研发、自主品牌等方向转型升级，实现加工贸易由低附加值区段向高附加值区段、由单一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升级。

(3)发挥外资的综合效应。要调整利用外资战略，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外资的综合效应。一是要转变观念。从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模，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转变。地方政府要淡化引资规模的考核，通过引入技术含量、国内配套比例、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新增就业等综合指标，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吸收外资考核评价体系。二是尽快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由于历史原因，内外资企业各项政策的完全一致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在我们并不缺少建设资金、综合投资环境对跨国公司具有较强吸引力的今天，我们应该尽快地取消各种普惠式的外资优惠政策，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真正使外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为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基本条件。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外资投向的引导和准入限制，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投资和并购。要通过提高环保、技术标准等外部性条件的要求，限制直至禁止外资企业向我国转移高消耗、高污染的“夕阳产业”和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传统行业。四是正确处理好一国并购与多国并购的关系，在外资国别、股权上尽可能分散化。为防患于未然，在必须引进外资投资尤其是并购投资者时，应当高度重视和处理好引进单个国家外资与多国外资的关系。总的原则是，引资国别越多越好，股权越分散越好。尤其是关键性行业和领域的外资不能集中于一国或少数几国的公司手中。五是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模式，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全过程管理体系。不仅要在项目审批和企业设立过程中严格把关，同时应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阶段的检查监督，督促其兑现在技术转让、资金和设备等方面所作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