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礼”对中国的组织思想最为直接和深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礼”曾经是中国治国的纲要,实际上它也成为中国人在大的社会组织活动中的行为经纬。礼者止于外,乐者悦于内,“礼”是作为制度的规范,“乐”作为调整心性的有效方法,伴随中国人的生活数千年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1]“礼”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依托国家政治权力,通过2000年的沉淀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方面面。中国的国家组织体系就是按照这种君臣父子、高低贵贱的格局建立起来的,以天子为巅峰、以百姓为基座的中国封建王朝组织体系可以说就是这种“礼”文化的显化形式。分析“礼”文化诞生和主导时期的社会背景,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的依赖极强,个体在变幻难测的强大的自然环境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只有通过一种机制结成庞大的群体,才能增加人类抗拒自然的能力,也增强单个个体的生存安全感和信心。“礼”很好地解决了群体协作中的个体利益冲突和秩序规则问题,推动着人类社会从愚昧、脆弱时期进化到今天的高度文明和强盛时期。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礼”的思想除了构建国家组织模式和国家秩序体系外,在微观上成为家族、家庭组织模式及规则的依据,家是国的缩小,君臣关系在家庭对应成父子尊卑规则,农业社会的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微观组织,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生产单元,“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弟有悌”的规则,家庭成为严密有序而又高效的微观组织,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最可靠的基础保障。
进入现代工业时代后,由于文化的惯性,“礼”对组织的影响仍然到处可见,挥之不去。一方面,“礼”文化下沉淀的中国人个性圆滑,自我内敛,很容易组织起来。正如前面辜鸿铭所说的,他们有“崇尚权威和恪守法纪的天性”,或者说具有有些学者所贬斥的“奴性”,所以在中国的组织中,容易滋养个人权威,甚至引发个人崇拜和迷信。文革时期,对毛泽东主席的过度崇拜就与这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现在在中国有些企业,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由于企业完全经由某个老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立起来,老板的个人才能和对企业的贡献很容易转化成个人的过度权威甚至迷信,这种现象已成为中国许多成功企业的重大组织隐患。即便在崇尚科学民主和学术自由和平等的高校,官阶等级意识也十分森严,众多优秀学者热衷于追逐官位品级,这在宏观上是对提高学术水平和学术进步的扼杀。
当然,“礼”的正面作用也毋庸置疑,中国的老百姓仍然是最好管理和最服管理的顺民,他们的承受力、忍耐力也是最强的,这为中国改革开放转型和快速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文化支持。在企业组织中,如何有效运用“礼”规范组织秩序,保证组织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些民营企业家不明此理,一方面在组织中设置了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负责人等职级和岗位,而且也庄严地任命了总经理等管理者,但是毫不尊重自己设置的管理职位,无视总经理等管理者的职权,喜欢听小报告,直接发号施令,自己无情地破坏和践踏组织秩序和命令系统,使组织处于无序状态,最后又归责于总经理等管理人员,不断地撤换,置组织于个人的无序统治之下,使企业不能够有效发挥其群体和组织应有的管理功能,阻碍企业的发展。企业家树立“礼”的思想,尊重组织规则,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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