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人类行为与生态演变

信息时代人类行为与生态演变_环境人类学

第四节　信息时代人类行为与生态演变

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中国在21世纪现代化发展中需要完成的新的重大任务，为此，必须科学合理地做好顶层设计，而环境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就是属于这个设计范畴。环境人类学的建设涉及较多的学科门类，因而，需要集中人类以往创造的智慧成果，吸收多种学科知识，使自身体系不断完善。

一、认识环境现状，从根本上实施综合治理

环境恶化的重要缘由来自人们不科学的生产方式，因而在中国，改革传统滞后的经济结构是保护环境的首选途径。这项工作唯有最充分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合理规划与设计，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全面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一）深化改革，转换经济结构

20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由此进入了崭新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使得工业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使得广阔的地球成为了“地球村”。同时，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源开发引出了环境问题，从物质方面来看，此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不适宜自然环境，从指导方向上来说，乃是人们狭隘、征服的偏激意识导致行动背离了客观规律。人为的随意排放二氧化碳使得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让极地数万年的冰层融化，生态循环被扰乱，气候异常使得暴雨旱灾频繁出现，环境恶化超越了国界。当前，资本主义制度酿造的金融危机又使得工业化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在重塑资本主义的大旗之下，试图挽救危机的一些“药方”如新自由主义也不灵验。然而，人们朝着优美环境中幸福生活目标的奋斗努力却没有消退，还表现出更加的渴望，付出了更多的探索。

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自1978年以来进行得轰轰烈烈，尤其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功举世公认。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节点，随着经济总量跳跃式地上升为全球第二，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往曾经实行的总量庞大、技术低端的生产方式日益显得陈旧，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弊端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而且，人们也日益认识到，遏制二氧化碳排放，治理环境恶化，减缓温室效应，绝非是一个行业、一个国家可以完成的事情，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中国要为人类发展作贡献，中国民众首先要在国内经济结构方面加大改革力度，继续完成、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同时也要大力吸纳其他国家的思想观念、资金、技术。中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双赢目标，目前遇到一些涉及深层次事物的阻力，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为此必须开启和进行全局性的结构改革。这条道路并不平坦，需要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疑难问题。但是，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破除一些陈旧的生产方式与不适宜的体制所造成的问题。面对环境压力，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将自身的结构性改革与全球为实现再平衡而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有效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事物，最充分地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保证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二）深化改革，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面对新的形势，经济建设规模扩大需要的资源量大幅度增加，环境保护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新问题，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然而，挑战和机遇同在，要通过改革克服困难。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低等原因，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而，继续稳定地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实现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在制度方面完善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依靠体制生成的力量动员、组织和管理人财物力，加快进行一些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攻坚性的改革，创新发展。因为，中国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数量成倍增加，然而，开采资源，增加产品，不能仅仅采用索取的方式，而是要给自然以一定的补偿。要在经济建设中顺着生态环境循环路径，生产商品，供给市场，满足人们的需求。为此，必须建设创新体制，认识自然规律，解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确立了一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新战略，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31]。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以能源资源高效率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以节约的方式进行消费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其核心是节约使用能源和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核心，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合理进行功能划分、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施建设这种两型社会，需要的指导方针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含义是，环境保护是国家重要的基本国策，人们在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生产中，不能再一味地从自然界摄取物质财富，应当将建立人与自然界的伙伴共同体作为居于关键地位的目标。微观含义是，保护国家的生态环境，珍惜点滴的自然资源，这是每个单位、每个公民都要做的事情。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有个高度概括的表述：“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两型社会概念的提出与应用，明确地规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模式和方向，对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美好的环境需要人来做，提高人的意识，改变行动方式，这很重要。在环境建设中，政府工作人员的作用是关键，而他们行为的差错负面影响也很大。例如，由于地方政府官员任期限制造成的地方政府官员的代际结构与人口学意义上代际结构的不一致性，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由于代际责任追溯机制和代际补偿机制的缺失造成了企业排污动机强烈而污染减排激励不足；作为与后代人有着天然密切联系的代理人，当代公众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和市场在环境问题上的“双失灵”，但由于“搭便车”行为动机等因素的限制，也难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要避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过程与公众利益和代际公平原则的偏离，有必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协调当代三方供给主体的关系：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和完善地方官员的责任追溯机制；加强企业环境管理，注重对企业服从环境规制行为的激励和政策引导；提高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和督促等。

（三）突出民生为本的顶层设计

中国人民经过历史上漫长岁月的艰难困苦的奋斗，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建设富裕文明与和谐幸福的国家，目标是保证人民安居乐业，而环境保护与建设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目前，中国已有的经济结构在一些方面不适宜生态环境演变的客观规律，因为，粗放式的生产方式、低端层次的经济结构造成了环境恶化。一些地方空气质量下降、土地沙化严重，还有田野土壤含有过多的重金属，使得食品质量令人担忧。发展归根结底要回到为人民谋幸福上来，发展要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发展本身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过程与内涵都是复杂深邃、博大精深的，任何对之片面的理解都是一种肤浅。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幸福为代价，不能以总量增产为理由，让一些影响人民幸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长期存在。

一些地方环境恶化，企业排污长期得不到治理，乱砍滥伐森林植被不能遏制，其中，关键问题是利益纠缠。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由于改革触及分配领域，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的制约下，一些局部领域的改革虽然推出了，但是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深入改革，解决环境与人关系问题的重要方式^[32]。“顶层设计”，它本是源于系统科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用系统、全面的视角，审视系统建设中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统筹、协调发展的目的。解决环境和人的问题，就要实施改革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系统性地梳理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坚持以人为本，在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只有搞好顶层设计，才能确保改革成果为民众共享，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要强调的是，必须进行最关键、最根本、最基础、最重要的制度性变革，从最高层次进行全面设计，立足长远。

毋庸置疑，改革的顶层设计是战略性设计，其目的是解决事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此，改革顶层设计应当高屋建瓴，首先把握具有全局性的难点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革设计。这既是提出改革顶层设计的本意，也是改革顶层设计的必然选择。环境是公共产品，这时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政府作为公共法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去保护环境。当然，顶层设计，不是政府自行其是，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以人民利益为最大利益。中国公共利益部门化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和政府进入经济活动过多有关，另一方面与体制转型期间相关制度建设滞后有关。强调顶层设计，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改革顶层设计，不能自以为是，这样必定违背自然规律。因为人类的发展一直与环境变化息息相关，不能任意凌驾于环境之上，这个道理也曾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普及。例如，世纪伟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就曾撰写并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他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论述了生物进化中自然选择的重要作用，说明了自然环境与物种之间的密切关系。达尔文强调，物种必须接受自然界的挑战，自然选择塑造了生物的形态。物种必须朝着适应环境的方向进化，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给予高度评价。继承与弘扬人类一切智慧的思想财富，善待环境，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必然需要采用综合、配套的方式，系统谋划、顶层设计，用于制定保护环境的方针政策。创新可以提升科学技术，使之从生产力体系中的直接因素变为主导因素；创新可以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推动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可持续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升。

达尔文说过一句名言：“我始终努力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我可以放弃任何假说，无论是如何心爱的，只要事实证明它是不符。”思索伟大科学家的名言，考虑继续进行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可以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依据当前中国现实需要，必须扬弃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天朝大国”的陈旧思维，认真地思考与处理中国环境与人口的关系，开创改革的新方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停止一切掠夺性开发环境资源的错误行为，要让自然界按照原来的方式自我循环，恢复生机勃勃的环境景观状态。这样，人们的一些利益会受到暂时的影响，一些人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因而，需要不断创新，处理好不同利益间的关系。一些难度大的问题，可以采用弹性改革方式，分阶段实现预期目标。

二、创建环境人类学基础理论与方法

环境人类学是一个有着多层次结构和形态的学科，是一个产生于全球环境恶化危机与人们普遍崇尚绿色时尚时代的新思想理论。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新学科的产生、发展如同一次思想的闪电，能呼唤社会的创新性动力。环境人类学属于新兴的学科，其创新性十分明显。

（一）环境人类学逻辑分析

环境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从社会文化变迁的全部领域内研究人类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涉及的范围自早期的人类社会直至当代全球化系统。更进一步讲，环境人类学自身是有多个层次结构和形态，基本上可以分为6个层次。它们一方面各自具有独立的特性，另一方面又有内在的相互联系，而且不断地演进、升华。

第一层次是主要概念。环境人类学最基本的单元和形式是，人们对生态环境与人类联系的相关事物的本质认识，这类认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由此形成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表现为名词、术语，它们包含着对事物内涵与外延的规定。这些概念的真理性通过了实践的检验，更深刻、更正确、更全面地反映出了客观现实。

第二层次是基本理论。环境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是，对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环境变化现象或事物进行科学解说和系统解释。它们是一个经过严密论证而组成的知识体系，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概念、基本原理和逻辑结论。这些基本理论包含着一些科学假设，预测着复杂的环境变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而揭示未知的自然事物，由此更加深刻地表述了生态变化的规律。这些理论具有不同的抽象—具体程度，可以显示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它们的表现形式有文字描述，也有图表和数学方程。

第三层次是结构体系。环境人类学的概念与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结合在一起，构建出独特的组成形态，显现出一个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能够清楚地表达一些重要的内容。此外，若干要素也不分散，它们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

第四层次是系统运动。环境人类学的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科学理论源于客观实际，将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提炼为规律法则，这些学术思想便能带有预测性功能，能为未来的行动指明方向。

第五层次是外界条件。环境人类学形成的第一个外界因素是，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的外界条件具有基础性和强盛性的作用，客观存在需要理论阐述。第二个外界条件是，前人探索、积累的相关知识较为雄厚，因而，新学科的发育、成长有着丰厚的养料供给。

第六层次是综合应用。环境人类学起始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依据不同事物在环境约束条件下的特征，设计出一些针对性的方案。这些能够指导社会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实践，调节不适宜的经济体系运动方式，有效提高工作绩效。

环境人类学的上述6个特性有的时候是单独显示，有的时候是集体显示。创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新世界，这是在当前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大背景下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的完成需要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用于开拓人的思维，发挥人的潜能，使人能够正确地认识环境，应对发展中的各种挑战。马克思于1843年曾用德国历史变迁为例评价了新思想的作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33]环境人类学提出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方法，这些属于学术界中的新思想的范畴，其将开拓人们的视野，利于人们去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深层次的问题，而且一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及其业绩已经表明，这个新学科的创建、应用与未来发展的正确性与适用性十分明显。

环境人类学主张，当今时代需要确立无形生态劳动产品的概念，建立能使这类产品生产与交易的环境资源产业体系，探寻利于这个体系顺利运作的理论，并且从逻辑关联方面进行阐述与推出有科学说服力的结论。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通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中国自2000年起在西部地区实施了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体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的行政区划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位于东部、中部省份的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约71%，国家绝大多数的森林、草原都在这个区域；西部地区居聚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总数的75%左右。在过去很长一个阶段，人们开发森林、草地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木材、牧养牛羊，它们是有形经济劳动产品，即具有可见形态的含有抽象劳动价值的人造产品。森林、草地的另外一类实际的产出是调节气候，因为，绿色植被在光合作用下能吸收二氧化碳，生产氧气。人们大量投入劳动去保护与扩大森林、草地面积，可以获得调节气候之后的风调雨顺的收益，还有在城镇居民生活中能使幸福指数提高的清新空气，因而，它们实质上也是人造产品，可以称为无形生态劳动产品，即形态看不见、摸不着，但包含抽象劳动价值的人造产品。遗憾的是，受传统守旧的一些生产制度的制约，无形生态劳动产品的价值在传统的市场交换中难以直接实现，于是这类产品长期被忽视甚至遗忘。需要建立特殊的渠道，进行这类产品的间接交易。通常所说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就是等量的无形生态劳动产品获得等价交易的有效途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无形生态劳动产品的价值得到了市场实现。仅在2000～2009年，国家林业局的林业投资总额为2150.64亿元，包括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安排退耕还林任务1580万公顷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完成造林面积1247万公顷，还有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等。到2012年，“退耕还林”等工程带来的生态“红利”在西部地区已逐渐显现，那片区域可在很长一段时间享受这些“红利”^[34]，正所谓“十年打基础，百年得实惠”，子孙后代都能得到利益惠顾。

（二）有关环境人类学的研究及成果

环境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提出不是空穴来风，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探讨了这方面的议题，产生了一些公开出版的学术成果。一些中国学者诸如杨庭硕等在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提出了一种长链条式的理论，即“地球生命体系——人类社会——寄生性存在——生态隐忧——生态人类学三大立论公设——超大尺度——民族文化——制衡法则”^[35]。他们借鉴海外学术界推出的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理论，提出了一些新观念。有的学者诸如李宏煦提出要重新审视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社会活动，认为环境机制既是一种支撑人类文明的力量，也是一种很强的制约力量^[36]。他们主张重新审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主张运用社会科学知识认识、处理人与环境的问题。

海外学者研究人类与环境的著作相对较多，有些学者直接提出了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的理念。一些美国学者诸如诺艾·海恩（Nora Haenn）和理查德·威科（Richard Wilk），他们广泛地探讨了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强调综合性地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它们包括人口增长、大规模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环保和可持续管理、原住民团体、消费和全球化^[37]。这两位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平衡理论，这是目前治理生态失衡时常用的指导观念。有的美国学者诸如帕特斯·汤森德（Patricia Townsend），他研究了内陆地区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关系，提出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认为目前出现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疾病和贫穷等，它们彼此之间在局部和全局方面有相互作用，这些对人类健康与社区有负面的影响^[38]。他的观念是，一个地区居民需要在物理和生物方面适应他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当代中外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引导更多的后来者继续在这个领域探寻众多未知的学术奥秘。

（三）学习与借鉴环境经济理论

中国现在已经到达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目标任务是管理好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其中充满挑战性。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全球环境很可能仍然不确定，而且跌宕起伏，因而中国的转变战略就显得更加重要。

学习国际社会流行的经济理论，推进环境保护工作，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为此，要学习环境产品交易理论，例如“庇古税”和“科斯定理”。前者强调使用行政手段遏制污染，后者主张使用市场方法保护环境。实践证明，学习这些理论，有利于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加强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实力，开放市场，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以此形成新经济增长结构^[39]。中国的环境困难与体制、权利、分配等深层次的问题连在一起，解决环境问题又要同全球经济发展、贸易稳定连在一起，因而需要依靠多边框架来实施环境保护，将国家治理与塑造全球治理议程联系在一起。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环境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反过来会影响经济增长与获得高质量，甚至是严重地制约一些产业的发展。所以，必须牢固树立越是落后地区越要思想观念先行的理念，放远眼光、放宽思路、放开胸襟，坚决冲破一切阻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陈规陋习、体制弊端，主动拥抱开放合作潮流，推动大开发、大发展。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思维方式、价值观是支配行为的深层动因。向先进生产力靠拢，首先要向先进的思想观念、先进的文化靠拢。

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就对自然生态环境有着一种神秘而崇拜的敬畏。人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朝朝暮暮、年复一年生活劳作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和大自然进行零距离亲密接触，农耕生活的安宁、祥和与温馨使得人们对其产生强烈的依恋情怀。现代社会，美好环境同样对人影响很大。绿色植物，它们在形式上对一个人有着美和愉悦的震撼，同时在人的心中，又有着植物世界相互激荡而产生的性灵的脉动。面对自然，人们感到一种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人们在山风里的呼吸，在雪雨中的飘落，感受山川河流的灿烂神秘。清新空气是无形的，人们看着蓝天充满喜悦，看着鲜花充满爱意。自然环境能够教育人、鼓舞人。中国人民会在未来的改革中，继续破除横亘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一些陈旧僵化的阻力，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学习思考题

1.环境人类学产生的历史与社会原因是什么？

2.古今中外表述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有哪些？如何认识这些理念？

3.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负面影响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4.请阐述信息时代人类行为与生态演变过程。

5.农业活动造成人类环境污染的外在及内在原因是什么？

6.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是什么？

7.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扼制环境污染的恶性蔓延？

8.请系统阐述环境人类学6个研究方面的逻辑关系。

【注释】

[1]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全体会议：《人类环境宣言》，瑞典，斯德哥尔摩，1972年6月5日。

[2]饶尚宽译注：《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5页。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79页。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

[5]（春秋）孔子等编，唐帅整理：《诗经·国风·周南·关雎》，《诗经》，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0页、第515页。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83页。

[8]何天明：《北方草原游牧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基本经验——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伟大成就》，《阴山学刊》，2010年第2期。

[9]张宏彦：《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过程的环境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第48～52页。

[10]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彚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1]（西汉）刘向撰，程翔译注：《说苑·指武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3]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1页。

[14]冯刚、陆浩书：《中国古代“铁犁牛耕”方式的演变》，《中学历史教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1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

[16]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2012年2月22日。

[17]GNI和GDP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相互间存在参考作用。区别是，GNI是一个从收入角度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而GDP是一个从生产角度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联系是，两者都是对一国所有常住单位的核算，而且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GNI＝GDP+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著者注

[18]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紧紧围绕主题主线新要求努力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在2011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2011年1月13日，http://www.zhb.gov.cn.

[19]国家林业局：《胡锦涛同志对造林绿化的指示》，国家林业局政府网，2011年12月15日，http://www.forestry.gov.cn.

[20]国家林业局：《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公报》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北京，2009年11月17日。

[21]张敏、夏朝宗、黄国胜、陈新云：《201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特点与启示》，《林业资源管理》，2011年第1期。

[22]［古罗马］马可·奥勒留著，何怀宏译：《沉思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23]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2009年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人民网，2012年2月1日，http://www.people.com.cn.

[24]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http://www.who.int/en.

[25]［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著，沈国华译：《加尔布雷思文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26]G.P.Peters，G Marland，C Le Quéréand T Boden，etc，Rapid Growth in CO₂ Emissions after the 2008-20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Nature Climate Change，online，December 4，2011.

[27]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卫生问题高级别协商会：《金融危机和全球卫生》，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2009年1月16日。

[28]沈卫星、靳晓燕、沈耀峰（孔子学院）：《向世界的一声问候》，《光明日报》，2012年1月5日。

[29]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30]［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文集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8页。

[3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2005年10月11日。

[32]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2010年10月27日。

[3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7页。

[34]通讯：《12年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带来生态“红利”》，《经济参考报》，2012年1月10日。

[35]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36]李宏煦编：《生态社会学概论》，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年。

[37]Nora Haenn and Richard Wilk（Editors），The Environment in Anthropology:A Reader in Ecology，Culture，and Sustainable Living，NYU Press，U.S.A.，2005.

[38]Patricia Townsend：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2 edition），Waveland Pr Inc，U.A.S.，2008.

[39]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北京，2012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