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动机

1.4.1　人类行为动机

经济人概念的基础是对人性的理解，中国古代就有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即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经济人。但是亚当·斯密的利己不是通常所说的自私自利，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这种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Self－Love）。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亚当·斯密认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它绝不能跟“自私”相混淆。他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爱”看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亚当·斯密，《国富论》）。在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

亚当·斯密虽然把人的自利动机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但是并不排斥其他动机。亚当·斯密也承认人类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考察许多动物种群，利己是个体生存所需要的，利他（群体）是种群生存所需要的，利己和利他动机都深藏在生物群体（包括人类）的体内。对于人类而言，利他更多地表现在潜意识当中，可能来源于本能，可能来源于习俗、惯例的影响，利己则更多地表现于显意识当中——特别是理性的计算。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但是经济学家扩大“目标最大化”含义的努力，则完全抹杀了这两者的区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使经济学家将‘目标最大化’中目标的含义不断拓展，从单纯的物质利益发展为广义的‘效用目标’，从而包括物质利益目标、感情利益目标、精神利益目标等，这样使经济人概念不仅可以解释以往的利己行为，也可以解释利他行为，而利他行为从增进行为者效用的角度来说，也依然是利己行为。”⁽¹⁸⁾

在涉及荣誉、地位等激励机制时，这种扩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需要万分小心。因为在涉及亲情、信仰以及习俗、惯例等习惯性行为时，用基于理性的效用计算来描述这些本能或习惯性行为时容易把人引入误区：首先，这些行为如果用效用来衡量是不连续的，非此即彼，并不存在一个均衡点；其次，这会使我们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提出错误的主张。受斯密的启示，对利己主义的控制一部分要靠竞争；另一部分要靠习俗、惯例、文化等培养人的社会属性（同情心）。这两者会在一定区间内存在替代关系，但是它们的效率不同，机会成本不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了市场竞争在利用人们的利己动机和抑制其不良效果方面表现出的巨大的效率优势，《道德情操论》则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一面，效用目标的过分扩张抹杀了这两种机制的区别。

曾经有记者采访跳到水里救人的英雄，问他在跳之前是怎么想的，英雄说他什么也没想。只要想了经济学家就可以用效用最大化来解释英雄的救人行为，但是唯有不想，经济学家就没有办法了。本书对分工演化的经济学分析，仍是基于经济人假设，但是限制目标最大化含义的扩张，并且关注非正式制度对博弈演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