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倾向

1.4.2　人类行为倾向

主流经济学把个体最大化自己利益（效用）的倾向作为人类的唯一行为倾向，从而构建自己的均衡模型。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一些研究表明，对这个假设要采取慎重态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史密斯和卡尼曼的工作都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两位经济学家都直接关注人的行为，史密斯更多地关注人在经济环境中的行为表现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后果，而丹尼尔则关注人的行为选择本身。他们的工作都揭示了人的实际行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个体或厂商总是作出理性选择——“期望效用最大化”并不一致。由于理性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际上人只在少数事情和范围内使用理性，即只有意识到选择对自己非常重要，人们才会使用理性，否则会遵循习俗、惯例，或者按照习惯行事。⁽¹⁹⁾假设所有人都是最大化的行为倾向隐含了如下假设：事件对所有参与人都有同样的重要程度，因此人们的行为倾向一样，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贝克尔把时间的稀缺性引入决策模型，认为人们有时不使用理性本身也是理性的，这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粗糙的模拟。人类对时间的分配多大程度上基于理性，多大程度上基于习惯，需要进一步的实验证据。但是把集体理性对个体的影响当做个体理性计算的结果是一种误导，它会导致上面谈到的危险，把机制设计引向错误的道路。

对于习惯的养成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基于斯金纳操作条件学习理论，认为人的习惯行为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建立的。如果一个行为得到奖赏（存在愉快的体验），那么他以后就会倾向于重复这一行为（习惯建立），直到有强烈的不愉快体验改变它。多次的经济行为与愉快经验结合在经济个体身上形成了固定的联系，一种新的条件反射便建立了（B.F.Skinner，1989）。认为人的习惯行为没有认知的参与，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色彩。在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以使人最大限度地节省决策时间，并使风险最小化，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许多这样的习惯性行为存在。

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习惯的形成和培养过程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人们在日常的经济活动过程上运用认知系统解释这一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功能性效用和心理效用，并储存在记忆中，形成对这一经济行为的态度或信念。当人们再次行事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受这一态度的影响（金盛华、张杰，1995）。

本书将人类的行为倾向分为两种：一种是最大化当前目标效用的倾向；另一种是习惯。⁽²⁰⁾由于并非所有的人在所有时间对同一事件都有最大化行为倾向，就不能忽视习惯行为对博弈演化的影响。分工演化过程是更多的人克服习惯，进行理性响应（有意识合作）的过程。不管习惯的建立与认知是否有关，由于习惯的存在，它们的行动不被假定为在明确界定的外在给定的选择集合上使利润最大化。而习惯的改变需要一定的过程，这使得在演化过程中时间是最重要的，并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不对称，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非常相似。对人类行为倾向多元化的考虑，是本书对分工演进持演化观点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与均衡理论的重要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