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与语言行为

20世纪以来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语义学研究，归结起来都是一种关于语言(语词、概念、符号)的意义的研究。这种语义研究可概括为符号语义研究。这是语言学的语义学和逻辑的语义学的研究为什么在其自我展开进程中都不约而同地进入符号学和指号学领域的最终原因。符号语义研究是一种狭义的语义研究，狭义的语义研究首先把语言符号视为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语义的产生和变化都来源于这个自足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产生和变化。其次，狭义的语义研究是从语言的角度来静态地分析语言符号的意义的产生和变化的操作规则。第三，狭义的语义研究采用的是抽象分析的方法，这种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建立在对典型的语言材料的有限收集上的，而对普遍的无限的语言事实往往熟视无睹。正是这几方面的思维-认知的规定性，使狭义的语义研究不能走向对语言学的真正超越而成为一门最富人性深度和广度的精神(心灵、思维、情感、认知）科学。

语义学要成为最富人性深度和广度的精神科学，语义学要跨入哲学的殿堂而成为一门立体综合地和动态整体地探究人类生存精神生成的整体风貌和追问人类生存精神的实际困境的学问，必须走向自觉的重建。

重构语义学，其首要前提是重建其思维认知视角，即语义学的当代研究不能再从语言入手去静态地分析，而应从人类生存行为入手去动态地描述。因为“语言”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僵化事实，它本身就是一种动态奔流的生存行为，无论是个体化言说的话语，还是个体化书写的话语，或是制约和规范话语的语言规则，都是行为化的，都是行为。在语言世界里没有行为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语言是行为的过程、状态和事实。

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语言的。以此来看，整个世界大体由两种语言相互生成与创化构成，并从而突现万物而使这个世界丰姿多彩，这即是自然语言和人类语言。自然语言是自然世界彰显自己而使自己获得存在与敞开的语言，人类语言是人类因其进化行动本身使自己意外地获得人质，并从而将自己彰显为区别于动物的人的那种语言。自然语言之被显现并不断获得价值，是因为人类语言的照亮。人类语言之能不断开掘自我疆域，乃在自然语言的内在神性对它的神秘激励。在这一对语言的基本认知基础上，当我们谈论语言行为时，则更多地是在谈人类语言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化，正在于人的在场。人的在场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人的在场是指在世界之场、自然之场、人类之场中；其次，人的在场是指在语言之场中。语言是存在的敞开形态，存在是语言的照亮形态。正是这一互动的双重规定性，人的在场使语言获得产生并具有了行为性。概言之，语言行为即是人(类)的行为。没有人，就没有(人类)语言；没有人的在场(行为)也就不能产生语言行为。从这个角度看，语言是人的生存(在场)行为过程、状态和事实。

这是重建语义学的工作必从“人类生存行为”入手的根本理由。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新的语义研究视角，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人类行为”这一概念。概括地讲，人这一生物物种的全部生存运动和生命运动都统称为人类行为，这样来定位“人类行为”，将有助于我们避免文化至上主义的偏见：人作为一种普通而独特的生物物种而生存于生物世界，区别于其他生物物种的文化因素并不真正构成人这一物种和人这一物种行为自身，人类行为既不单纯是一种生物(非文化)行为，更非单纯是一种文化行为，人类行为是人这一物种的生物行为和文化行为的整合建构行为。学理家们之注目于人的同时远离了人的直接障碍就在于文化至上论情绪的陶醉。

同时，人类行为是人这一生物物种的生存和生命行为，亦是他为其自我生存的生命行为。在习惯性的思维和情感中，我们无疑可以完全赞同前者，并以一种分解的眼光来打量后者，从而以此划分类别。这样一来，人类行为有了为我(人的世界)和为物(自然世界)的疆域性区分和性质的界限，即人文科学行为是探讨人的行为，自然科学行为是探讨自然的行为。这种观念之于人类来讲已是根深蒂固，但它却仍然无阻于人类在更新的生存境遇中谋求对自身行为的重新审查。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明确指出：“科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对人类历史的认真解释及其最崇高的命运的展望。”[16]现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在精炼地总结自己探索自然世界的一生时指出：“与其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倒不如说我是一个哲学家。”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保罗·蒂里希则强调：“我们所审判的事物的同时也在审判我们。”[17]人类的全部生存行为和生命行为实质上都是为自己的行为，只有立足于此，我们才可能正确地看待人类行为，才可能去重新追问人类的全部精神行为何以最初统摄于神话、其后要发生分蘖的内在可能性是什么，才可能去重新审查探索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内在同一的精神，去更为准确地把握人类精神运动的新综合方向的内在动因和可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