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恩基金会研究的主题与思路

二、佩恩基金会研究的主题与思路

1．主题：聚焦效果

就这样，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帕克、布鲁默等介入到这项研究计划中来，其他还有许多被邀学者都出自芝加哥大学或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23]。这一点并非偶然，因为1928年时芝加哥大学乃是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作为社会学、城市学研究中心的芝加哥大学在当时甚至已经完成了一项有关儿童与电影的研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当时代表人物如斯莫尔、帕克等非常看重城市研究，研究现代都市纷繁复杂的一切，因此，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现象，电影自然不会逃逸出帕克等人的视野之外。这也是佩恩基金会研究被谢利视为芝加哥学派效果研究的重要原因。

然而，一旦我们把目光投向佩恩基金会研究的主题和思路时，我们很难找到芝加哥学派所秉持的那种将传播作为人类关系本质的基本观点，那种重互动、重交流的特征。请看1928年10月，肖特列举的研究主要包括的六个目的：

（1）观看电影的儿童数量；（2）对电影影响儿童的定量分析；（3）对这些影响的正面、负面或中立的定性；（4）影响归因于性别、年龄、智力水平以及个人“气质”的情况；（5）电影对儿童信息处理、态度、情绪、行动以及审美和道德标准的影响；（6）电影对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如权威、婚姻、犯罪、健康、英雄崇拜以及国际理解等的影响。^[24]

很明显，佩恩基金会研究将媒介—受众截然地作出了区分，用一句话来概括，佩恩基金会研究的主题就是“电影（媒介）对儿童（受众）的影响（效果）”；研究主任查特斯向肖特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在决定电影的影响是好还是坏之前，首先必须对影响作出测量”^[25]，除了强调价值中立的科学立场外，同样清晰地明确了它是一项偏重效果的研究；研究出版的报告，如布鲁默的《电影与行为》中，“效果”与“影响”两词已经在与媒介联系的意义上频繁使用——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作者称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描述自我经验的方法来研究电影的影响”，文中并多次出现“已经发现的这些效果……”“电影的长处在其情绪效果”，“（电影的）这些效果”等表述^[26]，更是验证了这一点。随后确定的十多项研究子课题，实际上是对“影响”或“效果”作出了具体的划分和说明：“通过电视获取知识”属于电影产生的认知（知识获取）效果，“儿童情绪”、“儿童健康”、“态度测试”、“青年人行为与电影”等分别代表了情绪（感）效果、生理（健康）效果、态度效果与行为效果，几乎囊括了儿童生理、心理、行为的方方面面，从这一点来说，佩恩基金会研究的视野是宽阔的，它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宣传研究”或“说服研究”那样，仅仅聚焦于态度或行为（的改变）。

2．思路：聚焦孤立个体

然而，如果进一步检视这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们的具体研究路径的话，不难发现，在这些多元化的研究子课题的背后，有两点是相通的：第一，研究的对象——儿童，在研究中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例如心理学家彼得森等采用实验法研究电影是否能促成儿童的态度转变，即是测量作为单一“个体”的一个个儿童对此的“反应”如何，研究电影是否会引发儿童的情绪激动，当然也是给一个个儿童装上实验设备，记录他们的脉搏与血压，儿童在这里没有被考察他们与其他人互动的情形，也没有考察电影是否作为他们之间“互动”的载体，因此，这里的研究与帕克的移民报刊研究不同，没有从人所具有的“个人”与“社会”的两面来对待，这里“个人”就是“个人”，似乎是不与他人联系的“个体存在”，是“孤立”的；第二、研究的过程体现了一种“媒介—受众”的线性思维，或者说“（媒介）刺激—（受众）反应”的研究路径，直接将对媒介内容的接触与儿童的生理、心理、行为反应相联系，体现出行为主义的取向和方法。由于这种研究的路径，将媒介作为一端，将“人”作为受众在另一端，其实就改变了对传播的认识以及相应地，对媒介的认识。传播作为媒介一端对受众一端输送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媒介只是社会中外在于人的存在，而不再作为人传播、互动的延伸和纽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佩恩基金会研究并没有作出受众会“被动”接受媒介信息的前提假设。

在这些研究中，也许布鲁默的研究稍有不同：一方面，他没有采用许多心理学家使用的实验法，更比不上如心理学家瑟斯顿和教育学家斯托德那般对统计技术的偏爱，他使用的还是芝加哥社会学家们常用的日记、案例等质化方法，这也允许他可以检视相对较为中长期的媒介影响，而不仅是即刻的反应；另一方面，电影对行为的研究中不仅包括电影是否影响儿童的操行、学习成绩，以及不正当行为的尝试、儿童犯罪倾向与行为等，从日记中，布鲁默还发现了儿童对媒介内容的模仿（尤其是模仿打扮、举止、姿势、谈恋爱），媒介建构了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现实”，提供生活与行为的准则与概念，提供解释框架，以及激发了情绪波动（包括恐惧、悲伤与同情）、幻想与白日梦等。其中如媒介提供生活与行为的规范、提供解释框架、以及移情，多少还能体现芝加哥学派中的符号互动论的思想，也许这就是芝加哥思想仅有的一点残余。

不能不提帕克，据说帕克认为儿童会很早地通过角色扮演、幻想与想象游戏来形成他的生活计划，他认为儿童的角色扮演和关于“自我”的概念对其性格的发展是很关键的，他在提交给肖特的一份计划中曾表示“我特别想知道电影中的什么、在什么时间以及多大程度上激起了儿童的想象与幻想，它们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可能好多年之后产生反社会行为”。从这些残缺的信息中大致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帕克仍然对社会问题即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很是关切，另一方面他也仍然把儿童在互动中“自我”概念的产生看得很重。只可惜，帕克随后去了中国和日本，未能亲身参与到佩恩基金会研究进程中去，而布鲁默的研究在整体性的“媒介—受众行为”的研究框架下特点受到了限制，“互动”、“关系”的思想更多地表现为局部的融入而非根本的起点。据说佩恩基金会曾为帕克的离去感到遗憾^[27]，但我们更遗憾的是未能看到帕克的思想与早期的大众传播效果实证研究可能的互动。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就以聚焦于“个体”的“人”（作为受众）和“媒介—受众”线性过程的方式完成了。当然这是有意义的：它在运用社会科学实证手段测量大众媒介效果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可以说是确立了日后成为“主流”的“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基本模式。尽管佩恩基金会研究的初衷是新教徒肖特带着以“社会科学为武器”的强烈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导向开始的，但研究主任查特斯和几乎所有社会学家的坚持使之成为了坚持客观中立立场而非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研究。洛厄里和德弗勒的这个判断是合乎实际的：佩恩基金会研究“所探讨的议题和所使用的方法影响了日后传播研究的方向”，它那种无所不包的研究内容（涉及了生理、认知、态度、行为以及情绪）和实验、问卷调查、日记、个案等方法，都在此后的数十年研究中被不断重复。尤其在新媒体对儿童影响方面，罗兰德称佩恩基金会研究是日后政府研究电视对儿童效果的先导。当然，也正由于佩恩基金会研究的开始，芝加哥学派有关传播为人类关系之本质的思想进一步失去。

在研究收尾阶段的会议上，研究者都一致同意佩恩基金会研究是立足于电影影响态度、情感与行为的研究，但对于这些效果的广度与强度如何，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一些人相信他们发现了电影有害的决定性证明，因此电影工业必须作出改变，研究者必须有所社会行动，另一些人则认为无法作出电影有害的结论。其实，任何带有目的的个人或机构都能从这一大规模的研究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即电影拥有对儿童态度、情感或行为的效果，但对于它们作出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评价，则完全是基于不同立场的解释。事先预设了立场的肖特，曾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研究结果，即“电影相对来说，或也许是相当无害的”^[28]。因此，当彼得斯发现“电影比美国社会所接受的标准呈现了更少的儿童虐待与更多的种族宽容”^[29]，当瑟斯顿等发现“尽管电影能够暂时性地改变意见，年轻人的社会态度基本上还是符合群体价值观的，并且能够抵御大众媒介带来的简单改变”^[30]时，肖特无疑感到了极大的不快。佩恩基金会研究的总结、新闻记者的报道、自由作家的批评在随后都引发了轩然大波，从这一最早的大众传播效果实证研究的身上，已经开始折射研究与公共政策、公共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