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创新主体，促进广播电视局部与全局改革的互动

四、培育创新主体，促进广播电视局部与全局改革的互动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呈现出全局渐进性与局部自由化的互动趋势。一方面，中国渐进性的制度变迁由于维持了原有组织资源和法律体系的连续性，从而基本保持了制度创新中制度安排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避免了经济滑坡和宏观经济混乱；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倾向。^[17]所以，当不改变计划体制的规则体系的全部或局部时，单项的制度安排就无法实现；只有在局部自由化的基础上，社会各种利益集团才有可能有制度创新的空间。某种程度上，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同构性，都受到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刚性与弹性限制，既要有渐进式的全局改革，也应适度给予局部创新的空间。

在公共广播电视的制度变迁中，欧洲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系统依靠制度创新克服了市场化的挑战，渡过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存危机。在国内广播电视的改革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培育创新主体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2005年夏，一场由湖南卫视制造的“超女热”席卷全国。人们从“超女热”中读出了许多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微言大义，一方面，“超女热”反映了民间话语的极大释放，是对中国式的精英话语霸权的抵抗，因而“超女”具有构建多元化和平民化的公共领域意义；另一方面，“超女热”所引发的地方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的博弈中，中央电视台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被动摇，这种博弈与创新既能激活国内广播电视业的活力，又能打破国内旧有的广播电视垄断格局，促进竞争。从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广播电视制度渐进式变迁的过程中，“电视湘军”充当了创新主体的示范作用。

创新主体的成功运作离不开局部的制度创新。早在1994年湖南广播电视局就提出了“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的战略构想，第一个将电视与产业联系在一起。大产业必须大投入，在靠财政行不通的情况下，湖南电视台通过广告收入和上市公司向资本市场融资。1999年，电广传媒（原湖南广电发展中心、电广实业）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湖南广电产业率先进入我国资本市场。2000年，电广传媒斥资1000万元一次性独家买断中国电视金鹰艺术节长沙举办权，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同年底，经国家广电总局和湖南省政府批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成立，集团总资产由1994年系统总资产的4亿元增长到50亿元人民币。2005年，集团资产已达到70多亿元。在经济条件、地理位置和基础状况并无先天优势可言的湖南，体制的变革，机制的完善，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湖南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电视湘军”的异军突起说明了我国广播电视的改革过程中实现局部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这种创新既能带来对国内原有广播电视博弈格局的突破，也能带动地方地域性的原创节目的生产，并引发国内公共话语和民间声音的勃兴。更重要的，是通过创新主体的示范作用，能够产生更多的诱致性变迁效应。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排除“中国特色”的公共传媒诞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