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可持续发展

二、主持人可持续发展

随着电视手段的不断日新月异，随着电视新栏目及新主持人的层出不穷，以及电视观众口味和需求的逐渐升级，主持人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挑战，而这足以使主持人们应接不暇。尤其是对于那些较早走上主持岗位的主持人而言，这样的问题更加突出。当初上岗时，其基本的个人素质是适应栏目需要的，但随着观众由于长时间面对同质化主持人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审美疲劳”，随着主持人主持年限的增加以及栏目在时代性方面体现出来的落后性，曾经红极一时的主持人尤其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危险。而为了适应新形势或新栏目的要求，这些主持人不得不面临痛苦的转型抉择，于是何去何从，如何实现成功转型，转型后的可持续发展就又成了他们的一大困惑。

白岩松说，目前中国的主持人行业急需解决的不是提高主持人的素质，而是营造提升主持人的机制。从现实来看，中国广播电视主持人界最有能耐的便是把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塑造成一个不错的主持人，但是如何让一个不错的主持人变得更好，使他能够在电视荧幕上红火10年、20年甚至50年，这是急需思考和迫切解决的问题。

“金话筒”奖是目前主持人行业的最高专业奖项，但是很多主持人，尤其是地方台的主持人在获得这个奖之后便顺理成章地退居幕后，转为领导，之前在主持人专业上的积累突然间丧失意义。白岩松把这个阻止主持人提升的机制比喻成一个“透明的天花板”，优秀的主持人在取得一定成绩后便被这个天花板挡住，透过天花板可以看到更好的更先进的国外同行，但是他们的脚步却被挡着没有前进。

笔者认为，要解决主持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须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入手，且要时刻把握内因的主导地位以及外因只有借助内因才能发挥效应的原则。

1．外因

在管理方面，从主持人所在媒体来说，为了实现其整体目标，为了实现主持人的效益最大化，媒介作为组织应该为主持人提供合适的平台，应该善于为主持人打造适合其个性和个人特点的栏目，勇于为新主持人提供尝试和发挥潜能的舞台。中央电视台采取了一个“领导小组”加一个“专家委员会”的办法，由委员会发表专业意见，领导小组最后决策。北京电台成立了“主持人指导委员会”，由总编辑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北京电视台明确了以台编委会为决策机构，以播音部为实施行业管理的职能部门；同时又十分重视在统一管理模式下的高效运转，确立积极管理的调配平台。这种全新的主持人内部管理机制可以有效地避免配置混乱、资源浪费的状况，同时又为主持人有序、有效地工作创造了广阔的平台。

地方台可以利用异地曝光的方式提高本台节目主持人的知名度，为他们制造明星主持人氛围。像1992年北京电视台牵头搞的《金话筒》节目，先后有几十位主持人出场，向兄弟省份介绍本省的风土人情；1992年，中央电视台曾播出《香港基本法知识竞赛》节目，中央台和北京、上海、广东、海南、福建、香港等电视台的主持人交替主持。还有像黑龙江与海南联办1993年春节晚会，山西黄河电视台定期向海外寄送节目，以及地方台之间互换节目等形式，都可以扩大本台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

2004年，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成立一个名为东方之星的公司，专门负责开发集团旗下非新闻类节目的签约主持人资源。相关负责人认为，主持人参与不恰当的社会活动损伤最大的是栏目品牌。既然“走穴”无法避免，那么将他们纳入正规管理并有规划地为其寻找商业机会，帮助其安排社会活动，对集团整体形象的塑造将有长远的好处。

在国外一些运作良好的电视台，优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就是节目的标志，是新闻运作的核心，这种先进而且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被称为“主持人中心制”或“明星主持人制”。但中国目前的新闻节目仍旧停留在编导中心制之上，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国内一直固执地把“主持人行政中心制”误解等同了国外的“主持人中心制”。现有机制下，对成名主持人的使用，往往是给予一个行政职务，而不是提供一个让主持人不断发挥自己职业才能的平台。

在用人机制、激励机制和分配机制方面，常州广播电台、淄博电视台在台内推行的“首席主持人制”的做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常州电台台长蒋雅芬总结出以下三条经验：

——改革用工制度。推行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制。首先是定编、定岗、定薪；然后主持人根据自身情况和节目的要求进行选择和竞争。通过竞争，强者上，弱者下，增强了主持人的危机意识，形成了人员能进能出，节目可设可撤；并招聘一批优秀主持人作为后备力量，后浪推前浪，对现有的主持人形成一种压力。

——改革分配制度。考核是一种手段，一种约束；分配是效率、效能与效益的最终体现，对主持人岗位实行效益工资制。当然，在考核的过程中，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每月做收听率调查，请一些专家对节目进行听评。

——建立激励机制。推出了首席主持人制，评出三名敬业爱岗、业务能力强的主持人为首席主持人。对首席主持人的激励政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让他们有地位，体现在对节目有业务决策权。第二，树形象，在市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买断了一块宣传牌，挂上了三位首席主持人的巨幅照片，大大激励了职工，振奋了人心。第三，给予相应的报酬，即首席主持人每年除工资、奖金外，另加薪2万元。这些做法，较好地激发了全台主持人的工作热情，同时也淡化了主持人的官本位思想，让做业务的人有奔头。

在培训方面，为了使主持人掌握最新的知识和信息，媒介应该能够积极组织一定的业务培训和研讨。为了使主持人能够消除在频繁高度紧张工作之后出现的“平台期”，媒介应主动安排主持人的轮岗和调整，使其重新获得工作的激情和创造力。

2．内因

主持人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往往会产生一种似乎被掏空了的感觉，都想找个机会去充充电，同时渴望能够由人来提升自己，于是或急流勇退重新回到象牙塔，或期待有人来会诊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良方。诚然，这些做法并非毫无益处，但真正能够提升主持人的恐怕还是其自己。而这种提升的基础正是主持人在实践中的主动学习或自我刷新能力。

日本最著名的主持人之一筑紫哲不仅是日本TBS电视台《筑紫哲新闻23∶00》的节目主持人、总编，而且还是《周刊星期五》的编辑委员，他的成功靠的是不断地积累知识和提高专业能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不仅要有语言图像的表现能力，还要掌握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理解、判断和分析能力，收集采访素材和编辑整理能力，同时还要具有历史的洞察力。除此之外，主持人还应该对任何事情都保持浓厚的兴趣，在知识领域不断充电，这样才能在节目中游刃有余。

白岩松曾经表示，新闻是一个跨界比较大的行业，新闻人如果每天认真面对工作的话，这8小时恰恰是自己学习、自我补充的过程。撒贝宁则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不希望自己像手机那样要等到电耗尽了才去充电，而是应该把手机始终放在充电器上，这样，在你还没有感到匮乏的时候你已经在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了，所以你始终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人。既然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当然也就没了所谓的“更年期”或“平台期”。

再者，要克服主持过程中的某些停滞期现象或主持低谷，主持人还需善于不断制定新的发展目标，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制定详细的规划。

成熟期惰性是一个长期困扰主持人的问题，也是严重影响主持人事业发展的“职业杀手”。创造力的下降意味着成熟期惰性已经到来。节目主持是一项富有挑战性、需要不断创新的工作，刚入行的主持人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才思敏捷，具有初生牛犊的锐气，保持着强烈的创新欲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和技巧的纯熟，思维却陷入了固定的套路中，创新的激情被一点点销蚀了，创造力越来越低。

主持人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通过一番艰苦的打拼，许多人功成名就，成为一名受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但同时也走到了事业的十字路口，因为成就既是一道光环，让人体味到成功的欢愉，也是一座高山，常给主持人带来难以自我超越的苦闷。面对荣誉直至物质的富足，主持人还追求什么？高山仰止，主持人还能走多远？这时候，最容易让人失去目标和进取心。于是，有的人折回到来时的路，状态每况愈下，最终无奈地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有的人则信奉见好就收，另辟蹊径，义无反顾地策马而去。

白岩松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了一个“长跑”概念。他认为，一开始他是在用短跑的方式做主持人，后来用中长跑的方式做，但现在他越来越感到该用长跑的方式做主持人了。白岩松说：“长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第一，主持人的圈儿或者说主持人的行当，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名利场。而在目前中国，对主持人心理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中，主持人怎样才能把握好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长跑选手。应该说，中国的主持人有它自豪的一面，也有它悲哀的一面。自豪的一面就是由于电视的异军突起；而悲哀的一面，就是拔苗助长的速度太快了。”主持人是一个“路遥知马力”的行当，对于主持人来说，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长跑运动员，需要的不仅仅是速度和激情，更需要体力和耐力。

【注释】

[1]《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5），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2]时间、乔艳琳：《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3]白谦诚：《世纪之交话主持》，载《主持人》第9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页。

[4]詹未：《〈绝对挑战〉挑战了什么？》，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

[5]宋祖华：《〈绝对挑战〉的品牌打造方略解析》，载《新闻界》2004年第4期。

[6]《脱口秀：窦文涛谈即兴艺术》，http：／／www．phoenixtv．com／home／phoenixtv／zcr／dpzcr／200212／02／3666．html。

[7]苗棣：《话语的力量——美国电视的夜间谈话与日间谈话节目》，载《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第43页。

[8]王永连：《卫视节目创新运行的实证研究》，http：／／www．oursee．com／html／pindao／。

[9]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引自王崧、王岱：《从〈时空连线〉看新闻节目策划》，载《电视研究》2001年第11期。

[11]转引自《第五届金话筒奖广播节目评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12]同上。

[13]田进：《中国付费广播电视的现状与未来》，《决策参考》2004年第11期。

[14]详见〔美〕约瑟夫·塔洛：《分割美国——广告和新媒介世界》，洪兵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5]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转引自《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

[16]同上。

[17]戴建中：《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李强：《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转引自《新华文摘》2001年第6期。

[1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9]董术：《媒介传播的分众化趋势与主持人的可持续发展》，http：／／ytv．blog．hexun．com／1949799＿d．html。

[20]赵忠祥：《答〈电视研究〉记者朱宁问》，《电视研究》1995年第1期。

[21]王寅：《方宏进：是酒就好》，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22日。

[22]胡智锋：《电视传播艺术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3]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4]俞虹：《节目主持人通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25]参见《实用广播电视学》（上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26]刘习良：《和节目主持人谈谈心》，载《主持人》第9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