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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报道》是一个好节目

时间:2022-04-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四、品牌创新——以《首都经济报道》为例这个栏目的一个提法是要做民生财经,要致力于这样一个嫁接,把民生的方面跟财经的方面,一个是贴近性的,一个是相对于百姓而言比较专业化的,进行嫁接。《首都经济报道》是1998年开播的节目。直到额头皱纹越来越多,才被《首都经济报道》看中。有多年记者经历,曾任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首席主持,现任《首都经济报道》主播。

四、品牌创新——以《首都经济报道》为例

这个栏目的一个提法是要做民生财经,要致力于这样一个嫁接,把民生的方面跟财经的方面,一个是贴近性的,一个是相对于百姓而言比较专业化的,进行嫁接。

——《首都经济报道》制片人沈军

《首都经济报道》也是一档从周一到周日的日播型栏目,首播时间是BTV--5晚19:30,重播时间次日上午8:20、中午12:30、下午16:06。

《首都经济报道》是1998年开播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定位实际是一个经济型节目的定位,开播之前北京电视台除了广告部有一个《18分钟经济社会》以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新闻。开播的时候,它是新闻加评论的类型,每天有一部分资讯。从2001年以来的几年里,经历了几次大的跨越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管理上的大跨越。这个节目在管理的归属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新闻节目中心,第二个阶段在财经节目中心。在新闻节目中心的阶段这个节目属于第2线栏目,应该说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位置,比如说作为新闻报道算不了主流,但似乎又关注了很多新闻本身没有关注到的内容,从收视率的角度来说常年在1%上下。在2001年北京电视台和有线台两台合并后,实现频道专业化之后,《首都经济报道》就根据经济节目的定位,从新闻节目中心到了财经节目中心。从一个中心到一个中心的一个最大区别,打一个比方,就是原来是吃皇粮,是某种意义上的大锅饭,收视率1也好0.5也好,还是1.5也好,记者挣的收入是差不多的,但在财经节目中心是一个纯广告制,在这种方式下,如果节目经营得好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做不好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节目到现在被亮黄牌进入末位淘汰,就是因为它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也许节目本身质量本身并不差,但是没有生存空间了,按照现在制片人沈军的话说,它们现在是在寻找一种生存空间。

第二,从导演中心到主持人中心的转变。划归到财经频道后,维持了一年多的固有定位后,开始了节目的重大改版。在改版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很多的讨论,也请了专家进行研讨,大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做纯经济资讯是没有活路的。至少在北京地区这个电视市场上,很难拿到理想的市场份额,他们研究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以及《中国财经报道》,虽然这些栏目不断地改版创新,其收视率在整个频道的地位也很一般,开了《第一时间》、《全球资讯榜》这种节目,实际上的收视率也还是不理想。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能不能在完成资讯报道任务的基本前提下改变节目形态?于是他们提出的一个想法是:从主持人进行突破。

栏目原来的主持人,从新闻播报角度来说并不差,但是缺乏鲜明的特点和个人亲和力。在改版的讨论中,他们为主持人试了很多的搭档,直至试到第7对,把高潮东、姚长盛两个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看样片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主创人员都认定就是他们俩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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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搭档高潮东、姚长盛

高潮东,1995年底进入北京交通台任主持人,干得还不错,但本人自认为干电视也行。可多年来试过多档电视节目,结果都是被淘汰。曾在夜深人静之时感叹道:“本人不就是黑点吗!”但转念一想心中却又坦然,“是煤球就有被点燃的机会”。广播一干就是十年。直到额头皱纹越来越多,才被《首都经济报道》看中。

姚长盛,男,河北人士。年纪三十挂零,个头中等身材。目不大然迥乎有神,体微胖遂见其心宽。并非英俊潇洒,但确聪慧机敏。有多年记者经历,曾任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首席主持,现任《首都经济报道》主播。

《首都经济报道》并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因为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本身有一些很专业的财经节目,比如股票节目,它确实专业性很强,有自己独特的市场份额,虽然份额不大,但是这个份额它几乎没有竞争,而《首都经济报道》作为一个资讯节目,面临着和主新闻的竞争,同时其他各频道也有资讯类栏目,文化新闻有单独的,科技新闻有单独的,体育新闻有单独的,那么所谓的财经资讯应该是什么,经过反复磨合讨论,最后寻找了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从形式上先突破一下,那就是以两个比较亲民的主持人,带着这个节目去扭转风格,改变原来播报式的风格。

这两个主持人很有特点,一个是本来没干过电视,只做过广播,大家觉得他说的话,就像跟人平时聊天一样,决不是准备好了词、背好了词在那讲。另外一个主持人则是没做过新闻,他的特点是:主持过程中的思辨能力比较强,是一个记者出身的优秀记者,后来发展成一个访谈性节目主持人。这两个人搭在一起最初的定位是“一正一谐”,一正由电视台主持人来做,一谐由电台主持人做,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他们不止是这种关系,是分量不相上下的,完全是现场搭出来的感觉。他们在播出之前两个小时的准备是比较简单的,几个主持人在一起聊,聊出几个观点来,但是某个观点什么时候播出、实际上播出多长时间完全是主持人来掌控的,就是说在演播室里,原来他们的导播是最大的,导播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是主持人在带着节目往下串,有时候这段会说得很多,有时候这段说得很少,节目完全根据主持人实际的解说来做,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第三,价值取向的转变——民生财经。原来的节目在价值取向上基本偏向于宏观报道,而现在突出的是微观视角,突出的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近些年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民生新闻,而现在这个栏目的一个提法是要做民生财经,这个提法至少在致力于这样一个嫁接,就是把民生的东西跟财经的东西,一个是贴近性的,一个是相对于百姓而言比较专业化的,甭管是有机结合还是说生拉硬拽,目前是这么定义它的,进行嫁接,用民生眼去看财经,用百姓的角度去看待一个所谓的经济视点或者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以2005年上半年杜宝良事件为例。卖菜人杜宝良在同一个地方闯红灯一百多次被罚了1万多块钱的事件被报道后,很快成为众多媒体跟踪报道的热点,该栏目又第一个把卖菜人杜宝良请进了演播室。这件事,《首都经济报道》过去恐怕就是政策阐释关于暗中执法,有多少人受罚,累计违章的次数是多少,其中违纪最多的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只说到这一步就完了,现在把这一面只是很简单进行处理,更大的关注是将其典型性加以放大,然后持续地关注它,并且收到很多反馈。相比之下新闻中心为此做的新闻报道并不少,却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反馈呢?新闻中心编辑部副主任张恒和《首都经济报道》制片人沈军的共同看法是:就单篇报道来说,新闻中心记者的水平可能还高一筹,但是新闻节目中的主新闻缺乏厚度,这个厚度有两个层面,第一是点评厚度,主新闻没有那么多的观点引入,另外在观点的表达方式上,主新闻也没有那么丰富,虽然早间、午间、晚间一天到晚地报道,但说不到人家心坎里头。比如为什么这个人在这个地方违章了100多次?为什么执法部门不去上门通知?主新闻一般不讲。又比如说这样的话题:杜宝良是一个特老实的人,他的年收入是2万多块钱,他的罚款是1万多块,主新闻会说吗?不一定会说,而这样细节的东西、人情味的东西在《首都经济报道》中会说。

对于这个民生财经新闻理念,大家都还在摸索,还没有人敢说现在已经获得了成功。但在2004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全国经济节目委员会优秀节目评选当中,《首都经济报道》获得栏目类一等奖。就栏目类的一等奖全国一共只有四个,排名第一的是中央电视台的《第1时间》,排名第二就是《首都经济报道》,比第一名少一票,后面还有两个节目,一个是山西的,一个是浙江的。据说在座的全国评委对所有的参评节目有一个评价,说里面能够真正称得上经济节目而把它放到经济节目类中评奖的很少,除了《首都经济报道》外几乎没有,大多数经济类节目偏重的是社会,偏重的是一个经济上的名,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包括《第1时间》在内就是因为它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是以播出平台来界定节目的类型,按照专家观点:绝大部分送来的节目其实不应该参加经济类节目的评选。

但是,这就是现实,很多电视台是把经济和生活搁在一起,是经济生活频道,是两者兼顾的。真正的经济频道,应该是为投资者服务的一个频道,生活频道应该是为消费者服务的频道,比如说国外的财经频道都是为投资者服务的,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美国的CNBC是给投资者看的,给老板看的,给企业家看的,给政府、经济领域的官员看的,它不是给老百姓看的,在国外的专业经济频道里名列第一,它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商业频道,全财经频道,每天都是股市期货外汇、纯金融等等。

第四,服务理念的变化——以多种互动为手段,真心为受众服务。把广播电台近年来赖以成名的很多好的互动手段嫁接到电视节目来,特别是资讯类节目中,做得并不多,也不是很成功,包括新闻节目中心的全球通新闻热线,是单向的,不是互动的,只不过把打热线电话变为了打手机、发短信。

该节目把电台的优势嫁接到电视,并注重多种互动的尝试。比如,每天有大量的人发来短信,这些短信有三种方式的互动,一种是观众提供新闻线索或者观点被我们所用的,就在节目中直接进行了反馈,甚至以奖品作为一种互动的回报;再一种是给栏目发来短信或者e-mail,提出一些对节目的看法或者提供对某一篇的报道的见解。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节目中报道了很多汽车的内容,有一个汽车行业的业内人士发来了一封信,他说节目中报道的根本不对,根本不是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还写了两三千字发给我们,栏目组专门给予了回复,并提出了节目组希望他以后能做节目的观察员,然后他经常在汽车报道中给节目组一些建议,成为节目中非常热心的观众。第三类是节目中飞的字幕,直接回答些非常实用的问题,比如热线打来说他家住朝阳路暖气坏了朝阳区供暖热线是多少,底下的字幕就告诉他打哪个电话,然后说周末有一个人才招聘会,地点在哪里,票价是多少,它一共有多少场,都什么类型的。每天半小时的节目中,几乎大部分时间里在电视屏幕的下方都有这种热线服务内容在飞动。

可以说,在以往北京电视台的资讯节目中,没有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做互动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实际上也是新闻从业者观念上的变化,完全转变了过去“你说我听、我报你听”。

第五,以互动直播再造这个资讯平台。正在筹备的直播将节目扩充为50分钟,完全以非常灵活的互动为手段,再造这个资讯平台。制片人沈军说,改为直播后,节目又是一次很大的变化,除了以主持人为中心这一点不变,其他的全变了。

该栏目组已经清晰地认识到,《首都经济报道》所在的资讯平台,跟北京电视台主新闻所在的新闻平台是不一样的,内容上可能会有一些相近和同质化,但是手段很不一样。更准确地说,这里提供的是一个话语平台,从理论上说,所有的人在这个平台上都可以发表自己对某一个事情的看法,在发生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官方的说法、民间的说法、专家的说法、平民的说法都是平等的,是同样重要的,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表意见,怎么实现呢?现在可能用发短信、打电话、发e-mail表达个人的观点,以后可能更先进了,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特别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进步的问题。

德国著名学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提出了公共领域理论:社会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在这个论坛,各种论点和意见都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系统、理性地评判政府的各项政策是传媒在公共领域的首要任务。

《首都经济报道》的财经资讯平台力图建设公共话语平台,在不经意之间,使我联想起德国伟大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东西方的创新思想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是有越来越多相通之处的,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创新的媒介理想。如今,这种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各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就是公共领域的代表性媒介。这种媒介应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在这个论坛,各种论点和意见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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