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播音学的角度谈《新闻联播》的“亲民”之辨

从中国播音学的角度谈《新闻联播》的“亲民”之辨

芦　巍

有关《新闻联播》的热议从暗潮转为明流,自2006年“两会”政协提案起,之后就没有停歇过,这一现象似乎已超越节目本身,具有了多方面的学科意义和研究价值。伴随着播音界领军人物罗京老师的离世,一个“《新闻联播》要走亲民路线”的声音同时出现,这个声音里一个强烈的呼唤就是:要求播音员改变“字正腔圆”的播报方式,应该采用“说新闻”的方式,应该让播音员去一线进行现场报道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在历史长河的曲折进程中难免鱼龙混杂,但面对一种浮于表面而又突出的声音,站在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出发点,笔者拟从中国播音学学科规律的角度,去厘清什么是真正的亲民。

作为播音员,不管是什么节目,其创作活动的本质都是解决创作依据和创作主体的矛盾,也就是遵循“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创作规律,完成好各种(宏、微观)语境下的创作活动。在对《新闻联播》播报方式提出所谓异议之前,应该首先对《新闻联播》的节目属性及文本内容进行“是什么”的定性分析,然后才谈得上“应当是什么”的表达方式。

一、《新闻联播》是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新闻联播》30年的历史发展,成就了其中国电视新闻的“母本”、⁽¹⁾中央电视台的“首席品牌栏目”,目前覆盖率、收视率最高,公众关注度高(从对其改革的热议三年未减中即可见一斑)等独特甚至独大的媒介地位。

在呼唤改革的声音中,不少网友热盼《新闻联播》减少宣教性要强调新闻性,并拿《新闻调查》等节目与之对比;但深入了解《新闻联播》的诞生及历史沿革,我们不难结论——该节目的媒介身份和价值体系都不同于一般的新闻节目,它是将政治性作为首位原则来进行“发布新闻,传达政令,介绍各条战线的新成就、新发明、新创造,宣传各地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创造的先进经验,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事件”⁽²⁾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节目成了从“国家叙事”角度写就的一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政治经济形象宣传片”。

然而,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30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节目创新日新月异,媒体竞争日益激烈,涉及体制和新闻控制等深层关系的《新闻联播》显得姿态单一、步履沉重。与之对比,活跃的便是网络的大量戏仿、恶搞。总结这些“民意”,大多认为《新闻联播》立意“宣传”,形式“八股”。笔者并不赞同网友肆意恶搞,但不能不说普通观众的草根立场恰恰让他们敢于说出“皇帝的新衣”的秘密,让他们敢于直击(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新闻改革的现实困境。

回到研究的立场,应从恶搞的“破”中寻“立”。透过媒介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闻媒介作为“喉舌”的根本性质不能变也不可能变,但应让《新闻联播》——这个已经是中国民众媒介生活里的常识性名词,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符合声像传播的科学路径和审美路径,真正成为党和国家执政的优势资源。八十多年前,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就在其传播学经典《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论说:“宣传是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宣传取得现在这样显著的地位是对改变了社会本质的环境变化综合体的回应。”在西方,媒体比较善于将自己的观点和倾向隐含在精心选择的新闻事实中,“艺术地隐蔽”其目的掩盖了国家媒体被民众盲目反感的“喉舌本质”。但没有不食国家烟火的媒体,无论东方西方,新闻都要从传播控制、舆论引导的角度去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国家利益。但是,当政治价值淹没了新闻价值的“形式”,就会引起受众的认知逆反(而不是“认知共识”),官本位的声音系统也就无法产生聚拢人心的感召力。

由于科技高速发展提供了优质技术平台,网络媒体、地方电视台运行机制的相对灵活得到拓展,央视部分节目也因其常规地位而在实践操作上小步快跑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即时直播与弹性时控、相对宽松的议论空间、风格各异的话语样式。

对比这三点来看《新闻联播》的发展方向:

第一,要明确结合当下体制和历史因袭,即时直播和弹性时控都不是《新闻联播》的优势。由于媒体技术和市场供需造成的“自发——自觉”格局已经天然又后天地将“首发”优势让位于其他灵活好掉头的“小船”。

第二,从实践中逐渐清晰使命。面对当下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新闻联播》无须留恋历史的首发特权,而要力求“独发”优势,即坚决而又有能力地担负起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历史责任。这应体现在:党和政府政策、政令信息的权威发布及生动阐释;有关国计民生事件的高水平舆论表达;主流价值观和民族优秀文化的艺术化倡导。

第三,基于以上对《新闻联播》属性及功能“是什么”的剖析,作为节目的形象符号代码,播音员的播报方式“应当”并且也只能是“正襟危坐,字正腔圆”——这两点集中体现了电视新闻播报的核心要求,国家级新闻媒体的权威感和公信力也必须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承载。罗京老师不幸离世是中国播音界的巨大损失,但从国人对“端庄持重、沉实可信、磊落大方的罗京”(李钢语)的不舍与追思中,我们得出了一个真正的民意:这就是人们对“国脸”的肯定,这就是人们对“国嘴”的期待。

二、“字正腔圆”就是“以民为本”

中国播音学里的“字正腔圆”,其逻辑起点是通过电子介质实现的大众传播:电子介质决定了声音传送在时空上的损耗和限制,大众传播决定了(播音员)声音形态的质——区别于人际交流而具有强烈价值取向。也就是说:

第一,电子信息传播具有密集、迅捷的特点,广播电视传播具有强制、限时的要求,所以要求播音员吐字用声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内容本身的干扰;

第二,语言传播具有瞬时性、可听性、感染性,所以要求播音员吐字用声上最大限度地准确传达信息内容和精神实质;

第三,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大众传播的本质,决定了播音员的声音承载着导向上的责任,包含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尤其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是国家声音的具象化。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声音形态,这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意志,也是民族有声语言历史选择的结果。

综上,“字正腔圆”是有声语言通过电子传播实践总结而来的最优方式,它能保证清晰,保证准确,保证美感,并“为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途径”(张颂语),而这样的“行之于声”就是为了将信息高效优质地“及于受众”,是“以民为本”思想在有声语言传播上的最好体现。

而把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字正腔圆”和“亲民”对立起来的误解,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字正腔圆”成了文本模式化的替罪羊。

中国播音学的核心概念“语无定势”,已经明晰了在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下有声语言的曲折性——语势作为一个立体概念,包括气息、声音、口腔三方面的变化,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是同时进行的,并且会伴随着表达内容的千差万别而千变万化。

针对《新闻联播》这些年来逐渐形成的相对模式化的新闻样式,网民们作了许多概括: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领导、国内、国外三段论;十二公式等。《新闻联播》十分清晰的规律化播报,也刺激了少数人恶搞的兴趣,编出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辞典”、“22世纪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大宋新闻联播”等。《新闻联播》文本写作的相对固定单一样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播报语势的相对固定。当受众日复一日地听着“听过”的声音内容时,当然觉得审美疲劳,字正腔圆的播音员也就代之成为“靶子”,但事实上把所谓“不亲民”归咎于“字正腔圆”实在是“冤假错案”。

二是“字正腔圆”不等于“固定腔调”,也不等于故作腔调。

“字正腔圆”是指吐字准确规范、声音圆润贯通,它是规范吐字与科学发声的综合,字与腔运动产生的艺术合力;它是发声器官科学运行的听觉表征,是情、声、气结合的外化结果。“字正腔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情感、思维的运动中,吐字与行腔伴随着内容的主次关系而排列组合出各种“变体”,不但不能谓之固定腔调,更要明确“字正腔圆”是播音进入创作活动的基础,是播音产生艺术意境的基础。

一些人没有掌握好基本功或运用方法不当产生了挤压喉头、发声位置偏后并出现“音包字”现象,被误解为学习“字正腔圆”的结果;也有把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雕琢”阶段理解为“字正腔圆”的表现;甚而有人在此阶段停步,把“做作”地吐字发声固化为表达习惯。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业界人士也认为这是“字正腔圆”惹的祸。这种观点极大地误导了普通受众,影响了播音专业学生对基本功的认同和锤炼,鼓励了“原生态”的语言表达。

还有一些观点的逻辑相当让人费解:他们(有些受众)不把“吐字不清、声音难听”看做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反倒苛责为了让自己清晰畅达地接受信息而千锤百炼的语言是“高高在上”。这里恐怕不能回避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也不能回避后现代解构经典、削平艺术思潮对我们媒介生活的侵蚀。

30年来,《新闻联播》逐渐形成了“严肃庄重、准确鲜明”的播音风格,以罗京为代表的“字正腔圆”的播音范式赢得了广大的民心,树立了专业的标杆。但《新闻联播》的问题和困境我们也不能熟视无睹,在业界内外的驱力下它必然要走上革新之路,因为而立之年的《新闻联播》,不能依靠30年的收视惯性和联播情结留住老观众,更不能依靠“垄断时段”去培养新受众;它的“不能轻举妄动”折射了大众传播无法超然国家意志的权力本质,它的“万众瞩目”又显示了国家和民众对话语权力的价值共识,它的难点和增长点是统一的:要努力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找到新闻性和政治性的共振,并反作用于政治文明的推进;要依靠新闻人的专业主义和人文智慧去把“国计”用“民生”的角度加以表达。本文仅尝试从中国播音学的角度为《新闻联播》的改革厘清些许迷乱,并为“字正腔圆”正名。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注释】

(1)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2)杨伟光、李东生主编:《〈新闻联播〉20年·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