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研究述评

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研究述评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鲁朋举

【摘　要】　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是认知和情绪平等竞争的过程，情绪战胜认知做出道义判断，认知战胜情绪则做出功利判断。但也有研究者对其实验过程进行质疑，认为道德判断的过程是单加工。今后研究应对双加工与单加工之间的分歧进行比较，探索情绪和认知对道德判断发生变化的影响程度，并注重道德判断的实验材料的真实性、情景性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道德判断；双加工理论；道义判断；功利判断；情绪；认知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道德判断一直认为是理性认知的结果。柯尔伯格以早期的皮亚杰理论为基础，在认知范式下提出了道德推理发展的六阶段模型，其基本观点是道德推理导致了道德判断，情绪情感并非道德判断的直接结果。70年代，林德在科尔伯格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行为与发展双面理论，同时测验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显示了该理论的特色。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情绪情感与认知推理一样在道德心理学研究中有重要作用，情绪情感的研究可以弥补认知范式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困惑。Haidt等人（2001）的道德判断社会直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过程包括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两种加工，最基本过程是属于直觉加工，道德直觉是道德判断在意识中立即呈现时产生的一种情感效价（好—坏/喜欢—不喜欢）。但并不包括任何有意识地逐步搜寻、权衡证据的过程。其核心观点是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产生的，当各种直觉发生冲突时，会伴随一个缓慢的、依据过去发展情形分析的道德推理[1]。Greene的道德判断双加工理论于2004年在社会直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道德判断中增加情绪的研究，充实了道德判断的理论基础，扩展了道德判断的内容，改进了道德判断测验，对创新道德心理研究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道德判断双加工理论

Greene（2001）通过fMRI研究认为道德判断并不仅是像传统道德判断理论所认为的是道德推理的结果，而是还有情绪情感的参与。他还认为人们的道德思维受到情绪和认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人类的道德思维会受到人们自身的社会—情绪倾向所驱动；另一方面，人类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复杂抽象的推理能力。因此，认为社会直觉模型的理论的直觉系统为情绪情感的反应，推理系统即认知过程，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2]。与社会直觉模型不同的是，双加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不是先有直觉反应再有道德推理，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类型之间的相互冲突的结果，即情绪与认知是同时进行，如果情绪情感克服认知过程就做出道义判断，而如果认知过程优先于情绪情感则做出功利判断。

二、双加工理论的研究方法

双加工理论目前主要采用的是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对健康被试采用fMRI技术检测阅读不同道德两难故事时，不同脑区的反应和反应时的差异；对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病人，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或侧面的额叶皮层（FPC）病人做道德两难故事结果差异的分析。

采用的实验材料为自编的道德两难故事，Greene将道德两难故事分为“个人”与“非个人”道德两难故事，“个人”道德两难的标准是：（1）对身体会有严重伤害；（2）对某个特别的人；（3）伤害不是来于现有的威胁向另一方向的偏离。总之就是“我伤害你”，不满足这些标准就是非个人道德两难[3]。认为非个人道德两难故事不涉及人的情绪，个人道德两难故事中涉及人的情绪。如非个人道德两难故事（电车故事）：一辆失控的电车朝5个行人冲去，如果按此发展，这5个人将会被车撞死，现在唯一可以救这5个人的方法就是转动电车的方向盘，使它向另一方向开去，但这样会撞死另一个人。你会转动方向盘吗？个人道德两难故事（桥的故事）：在电车和这5个人之间的上方有一座桥，你和一个陌生人站在桥上，现在要阻止电车撞到这5个人的唯一方法是你把身边这个陌生人推下桥，挡住电车的去路，但这个陌生人会因此而死去（你自己不能跳下去，因为你个子太小不能挡住电车）。你会把他推下去吗？认为将人亲手推下桥将激起被试强烈的个人情绪，而有物体或其他事物作为中介不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个人道德两难故事又分为“容易的个人道德两难故事”和“困难的个人道德两难故事”。“容易的个人道德两难故事”中只有高度的情绪反应，如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生下了一个她不喜欢的孩子，她是否应该趁人不注意把孩子扔在垃圾堆里？而“困难的个人道德两难故事”中既有高度的情绪也有高度的社会认知，如战争时期，你和另外一些人藏在地下室里，敌人就在周围。这时，你手中抱着的婴儿开始大声哭。如果任其自然，敌人就会发现，包括你和孩子在内的所有人都会被杀。让大家得救的唯一办法是使婴儿窒息而死。你会这样做吗[2]？

道德判断结果分为功利判断与道义判断：功利判断是由受控制的认知过程来判断的，与事情结果和成本利益相关，即在上面的故事中选择杀死婴儿；道义判断是由自动情绪反应所驱动，与个人情绪直接相关，即在上面的故事中选择不杀死婴儿[3]。

三、双加工理论的实验依据

Greene（2004）用三个实验来验证了双加工理论[2]。

第一个实验是“个人的”与“非个人的”道德判断。实验目的是检验情绪的有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Greene等人假设，在当被试对个人的道德两难做出功利判断，该反应与其情感反应是不一致的，被试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来得出这个“合适”的答案；而在非个人的道德状况或非道德状况中，这种不一致就不会发生。他们的实验结果支持了这个假设，在个人的道德状况中，被试做出的道义判断高于功利判断，并且做出功利判断（情感不一致）比做出道义判断（情感一致）慢很多。而在非个人道德两难故事中，功利判断高于道义判断，反应时间上则没有明显的不同。fMRI实验结果表明，与非个人的和非道德的两难情境相比较，在个人的道德两难反应中，做出道义判断时，与社会—情绪加工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加。而与个人的道德判断相比较，非个人的和非道德的两难情境加工中做出功利判断时，与工作记忆相联系的脑区活动增加。个人道德两难故事的反应时比非个人道德和非道德两难故事要长。

第二个实验是“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与“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目的是检验在情绪存在的条件下，认知的有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假设前者涉及高度的情绪和认知，反应时较长，后者只有情绪，反应时较短；对前者进行反应时，与认知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加。结果是对前者被试用了较长的时间做出判断，后者的时间很短。fMRI扫描试验的数据显示，在“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中，与在stroop测验以及其他任务中一样，与认知冲突相关的脑区的活动增强了。而对“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做出反应时，在与认知相关的脑区所引起的活动就要低很多。在“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下做出的道义判断高于功利判断，而在“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下做出的道义判断与功利判断无显著差异。

第三个实验是“功利主义下困难的个人的道德判断”和“非功利主义下困难的个人的道德判断”。Greene等人根据道德判断主体的情感和认知竞争的结果，又把被试对“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的判断分为“功利主义下困难的个人的道德判断”和“非功利主义下困难的个人的道德判断”。目的是检验情绪和认知都存在的情况下，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认为被试面对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时，与情感、认知相关的脑区都被激活了，并且情感和认知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是存在竞争的。如果被试能够克服负面的情感反应，就会对此做出功利主义的回答。因此，在这样的判断中，需要有抽象推理的参与，同时也要有认知控制参与其中以反对任何与之相反的压力（例如，阻止被试做出功利主义判断的情感压力）。他们假设，这些认知过程会导致人们优先做出功利主义的判断，功利主义的判断将会比非功利主义的判断在与认知相关的脑区中引起更大的活动。相反，若被试的情感反应胜过了认知反应，那么就会做出非功利主义的回答，在与认知相关的脑区活动要低得多。实验结果与假设一致。

综上所述，Greene的双加工理论认为在“个人的”与“非个人的”道德判断中，由于“个人的”道德判断中有情绪的参与，因此，做出道义判断高于功利判断，而“非个人的”道德判断中没有情绪的参与做出功利判断高于道义判断；在“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中有高度的情绪和社会认知条件，因此，做出的道义判断和功利判断无显著差异，“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中，涉及有情绪而没有高度的社会认知条件，因此，做出道义判断；在进一步对“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的结果进行fMRI研究发现做出功利判断与认知有关的脑区活动增加，做出道义判断与情绪相关的脑区活动量增加，因此，得出道德判断是认知和情绪相互竞争的结果的论述，如果情绪情感克服认知过程就做出道义判断，如果认知过程优先于情绪情感则做出功利判断。

此后，研究者又做了一些类似的实验，结果验证了Greene 的实验。

四、对双加工理论的质疑

（一）双加工还是单加工

Moll等人对双加工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道德判断只是情绪情感反应的结果，情绪增多做出道义判断，情绪减少做出功利判断。Moll & de Oliveira-Souza以对病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损伤数据的解释挑战了双加工理论。VMPFC影响正常情绪的产生特别是社会情绪，如有损伤在道德两难问题中产生不合理的“功利”判断[4]；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或侧面的额叶皮层（FPC）影响认知推理，如有损伤在道德两难问题中产生不合情理的“道义”判断，因此，VMPFC病人应该做出功利判断，而DLPFC和FPC病人应该做出道义判断。根据这些，第一，他们认为双加工理论只能由功利的VMPFC病人和非功利的DLPFC病人的双分离来支持。第二，他们观察了一些早期VMPFC病人，他们与功利判断的相关脑区DLPFC也受到损伤，因此，根据双加工理论，这些VMPFC病人应该较少表现出功利判断，即应表现出道义判断。但观察结果与之相反。因此，Moll & de Oliveira-Souza认为单一的过程——某一具体的情绪的减少——将足够解释VMPFC病人增加的功利选择的结果[5]。

在Greene的fMRI研究中FPC的脑区大部分是由功利选择来激活的[2]，而在Koenigs（2007）的研究中的病人FPC的大部分侧面的范围有损伤，但他们也做出了功利判断[6]；VMPFC病人在最后通牒游戏中面对不公平待遇时的情绪性选择也有所增加，由此证明情绪在产生这些判断中的关键作用。双加工假设不能比简单分离假设更好地解释这一结果。同时Allman（2002）、Ochsner（2004）、Moll（2007）等人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情况，再一次挑战了认知控制和情绪相互竞争机制的说法。

（二）对Greene实验的质疑

首先，Greene理论中的“个人的”和“非个人的”道德两难的区分是描述性的，而非解释性的，没有说明感情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了道德判断。因此，有研究者对Greene（2001）的实验数据进行了重复实验和再次分析，不能得出Greene所得出的结论，因此，认为双加工理论缺乏支持[4]。但Greene称M cGuire等人的重复实验数据分析是建立在未区分“个人”与“非个人”之间差别的基础上，因此是不成立的。其次，“功利的”、“道义的”选择的具体的认知成分是什么，情绪增加和认知增加没有具体的操作性定义，认知控制和冲突监控受到损伤怎么影响道德认知，并没有清楚地说明。第三，Greene实验中对认知成分的理解太过简单，一个人的生命就不如五个人的生命重要和有价值吗？其实验材料只考虑了极端的、边缘性的道德行为，使被试“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是在谋杀与谋杀之间进行选择”。而人们在真实情境与实验情境下做出的道德判断是不一致的，在实验情境中，人的自我存在没有参与进来，只能像做加减法一样，计算五条人命与一个人的生命孰轻孰重，因此，做出功利判断[7]。第四，Greene等的解释没有说明文化塑造道德价值和信念的可能性。道德规则是通过长期的选择产生的，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中已经独立的发展起来。缺乏对文化的解释，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功利主义结论[8][9]。

五、研究展望

双加工理论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将情绪情感引入道德判断，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是对道德判断理论的进一步补充。但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双加工还是单加工。双加工认为情绪增加做出道义判断，认知增加做出功利判断。以Moll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功利判断是由情绪的减少所引起的，特别是由亲社会情绪的减少所引起的，这是对双加工理论最大的质疑。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对功利判断的原因进行研究，查明是情绪的减少还是认知的增加所引起的，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另外，在道德判断中认知和情绪谁更重要？道德判断涉及一套复杂的适应机制，其中感情和直觉虽然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却并没有决定道德本身，道德规则对道德判断的规范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现实情境中，情绪和直觉是否真的如此强大到可以忽略道德规范的影响和约束，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双加工理论认为情绪增加做出道义判断，认知增加做出功利判断，而情绪增加与认知增加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定义，情绪与认知到底增加到什么程度，道德判断就会发生改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还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是一个点还是在一个范围内？有研究得出在电车故事中人数为2人与5人之间时，道德判断变化最大[9]。但这仅仅是由研究所假设的情境引起的，而道德判断具有很强的情境性，至于在真实情境下的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道德判断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环境、情景、材料的真实性、个人教育水平、年龄、文化背景等。现有研究实验材料都是采用自编的道德两难故事，这种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逻辑性，能否足够引起被试的情绪反应和认知加工，这些都有待实证。

第四，目前双加工理论的研究方法多是脑电研究的结果，由于脑区和心理功能的对应上还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有必要与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对其进行研究。在以后的研究中可采用现实中的不同类型的真实故事、现实情景实验，或让被试参与到实验情景中，不同程度地唤醒被试的情绪和认知，采用真实情景与脑电相结合的方法来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

第五，在道德判断上，文化差异对道德判断有很大的影响。Greene等的解释没有说明文化塑造道德价值和信念的可能性。不同文化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缺乏对文化的解释，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道德判断。双加工理论的实验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可能结果是什么？个人认为可能在东方文化影响下的道德判断更多是功利判断。因此，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双加工理论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 Haidt, J.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 108

[2] Greene, J. D., Nystrom, L. E., Engell, A. D., Darley, J. M., Cohen, J. D. 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Neuron, 2004, 44

[3] Greene, J. D.. Dual-process morality and the personal/impersonal distinction: A reply to McGuire, Langdon, Coltheart, and Mackenzie. Jour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9, Article in press

[4] Koenigs, M. Young, L., Adolphs, R., Tranel, D., Cushman, F., Hauser, M. et al. Damage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utilitarian moral judgement. Nature 2007, 446

[5] Moll, J., de Oliveira-Souza R.. Response to Greene: Moral sentiments and reason: friends or foe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7, 11

[6] Koenigs, M., Tranel, D. Irrational econom ic decision-making after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damage: evidence from the Ultimatum Game. Neurosci. 2007, 27

[7] 张立立. 神经伦理学下的道德判断[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3）

[8] 亓奎言. “科学”地研究道德判断的可能——Greene的道德判断冲突处理理论.科学学研究，2008，（6）

[9] 邢强. 道德判断中的性别差异研究. 心理学探新，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