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巴维克学说的资本理论研究述评

第五章　论资本

第一节　斯密学说的资本理论研究述评

斯密在《国富论》论资产的分类这一章中提到：“他所有的资财，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将仅保留一适当部分，作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费，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1]这表明，从斯密那个时候的古典经济学家起，就认识到能够取得收入的那部分资财才能称为资本，否则，若只是用于消费的资财就不能称为资本。

斯密继续说：“对投资者提供收入或利润的资本，有两种使用方法：一、资本可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物品，然后卖出去以取得利润。这样使用的资本，在留在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对于投资者不能提供任何收入或利润。商人的货物，在未卖出换得货币以前，不能提供收入或利润；货币在未重新付出换得货物以前，也是一样。商人的资本不断以一个形态用出，以另一个形态收进；而且也只有依靠这种流通，依靠这种继续的交换，才有利润可图。因此，这样的资本可称为流动资本。二、资本又可用来改良土地，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工具，或用来置备无须易主或无须进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润的东西。这样的资本可称为固定资本。不同职业所必需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极不相同。”^[2]“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总资财，即是其全体居民的资财，所以，亦自然分作这三个部分，各有各的特殊作用。第一部分是留供目前消费的，其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已由消费者购买，但尚未完全消费掉的食品、衣服、家具等物，属于这一类。仅供居住的国内房屋，也是这个部分中的一个部分。投在房屋上的资财，如该屋是由其所有者自住，那么，从那时刻起，即失去资本的作用，就是说，它对屋主不提供任何收入。第二部分就是固定资本。其特性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其中主要包含四项：第一，一切便利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有用机器与工具。第二，一切有利润可取的建筑物。第三，用开垦、排水、围墙、施肥等有利可图的方法投下的使土地变得更适于耕作的土地改良费。第四，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第三部分是流动资本。其特性是要靠流通、耍靠更换主人而提供收入。它也包含四项：第一，货币。赖有货币，其他三项才能周转而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第二，屠户、牧畜家、农业家、谷商、酿酒商等人所有的食品，他们出售这种食品，可以获得利润。第三，还在耕作者、制造者、布商、木材商、木匠、瓦匠等人手中的衣服、家具、房屋三者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否是纯粹的原料或半加工的材料，可以不问；只要未曾制成衣服、家具或房屋，即属于这项。第四，已经制成，但仍在制造者或商人手中，未曾卖给或分配给真正消费者的物品，例如锻冶店、木器店、金店、宝石店、瓷器店以及其他各种店铺柜台上陈列着的制成品。”^[3]

斯密第一次把资本划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他主要是按照资本的流动性的强弱来划分的。他认为那些靠不断改变形式（例如转换成货币形式）和改变所有权（主要是指经过了商品交换过程）才能获利的资本是流动资本；那些既不改变形式也不会改变所有权就能获利的资本是固定资本。

斯密对资本的划分显得有些简单和朴素，不及他的前人魁奈资本划分来的科学。法国经济学家魁奈（1694～1774）把资本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实际上是根据资本价值的周转方式不同，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斯密明确指出了“屠户、牧畜家、农业家、谷商、酿酒商等人所有的食品”是流动资本，斯密认为最终消费品是资本形式。这和本书的观点相近，即资本本质上就是最终消费品。

接下来，斯密进一步论证固定资本（中间品）是由流动资本（原材料、最终消费品）生产出来的。

斯密说：“固定资本都是由流动资本变成的，而且要不断地由流动资本来补充。营业上一切有用的机器工具，都出自流动资本。流动资本提供建造机器的材料，提供维持建造机器的工人的费用。机器制成以后，又常须有流动资本来修理。没有流动资本，固定资本不能提供任何收入。工作所用的材料，工人生存所赖的食料，都出自流动资本。没有流动资本，即使最有用的机器工具，亦不能生产一点东西。土地无论怎样改良，没有流动资本，亦不能提供收入。维持耕作和收获的工人，也非有流动资本不可。”^[4]

斯密认为营业上一切有用的机器工具都出自流动资本，流动资本提供建造机器的材料，特别是提供维持建造机器的工人的费用。看来斯密赞同固定资本不是独立的生产要素，它们完全可以由流动资本生产出来。

斯密模糊地表达着固定资本等中间产品最终可以“还原”成为材料（自然资源）和劳动要素的意向。这也为以后的庞巴维克和克拉克的（固定）资本是否为独立要素的论战埋下伏笔。

斯密的《国富论》更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经济思想的雏形都被包含其中。在斯密的《国富论》中甚至存在着许多原本不应该共同存在的论点，无怪乎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斯密的《国富论》更是矛盾综合体。或许，这种容纳百家观点、待后人去评说正是《国富论》的真正魅力所在。

第二节　李嘉图学说的资本理论研究述评

李嘉图在概念上继承了斯密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但其具体划分标准又与斯密有差异。李嘉图根据资本的耐用性来划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认为耐用性强、使用时间长的资本为固定资本，不耐用、使用时间短的资本则是流动资本。然而难能可贵的是，继斯密后，李嘉图在研究“施于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和“它们与当前活劳动共同影响商品价值”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可惜的是，后人并没有对此给予充分重视，也没有人继续对它展开充分的研究。

李嘉图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劳动还原的意识，但是限于当时的局限性，主要是李嘉图没有弄清工资和利润的含义及其真正的来源，没有区分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博弈关系，没有区分价值和价格，没有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思路来还原最终消费品。因此李嘉图通向劳动还原理论的大门虽然只差最后几步，而这几步又是极为关键的。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嘉图曾经在此方面做过大量的探索。

下面我们花一些篇幅来探讨李嘉图的独到见解，这也算是对前人表达出来的一种尊重。

“即使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虽然猎人们自己可能制造并积累一些资本，但他们用这些资本捕杀猎物。没有某种武器，无法捕杀海狸和野鹿。因此，这些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杀猎物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还要由猎人为协助捕杀所投入资本和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5]

李嘉图这段话表明，商品的价值要由生产它的当前劳动和投入资本所需的劳动（即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所耗费的劳动）共同决定。由此看来，李嘉图已经意识到商品的价值由当前劳动和资本还原的劳动共同决定，而这就是劳动还原理论的基石。看来李嘉图在当时已经有了劳动还原的基本意识了。

“捕杀海狸和野鹿所需的工具可能属于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可能提供了捕杀所用的劳动。然而它们的相对价格仍然与形成资本和捕杀动物时所投入的实际劳动成比例。在不同情形下，资本和劳动相比有充裕和稀缺之别，维持人类生活所必需的食物的多寡也不相同，那些为这一行业或那一行业提供相等资本价值的人们可能得到所获产品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而把其余部分作为工资付给那些提供劳动的人。但这种分割不能影响商品的相对价值。因为无论资本的利润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十，也不管劳动工资的高低，它们在这两个行业中的作用是相等的。”^[6]

李嘉图认为“捕杀所用的劳动”即当前劳动与“捕杀海狸和野鹿所需的工具”，即资本还原劳动“它们的相对价格仍然与形成资本和捕杀动物时所投入的实际劳动成比例”。他认为，无论是当前投入的劳动价格（价值），还是投入的资本价格（价值），都可以用它们实际耗费的劳动量来衡量，当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时，同样能进行等价交换，这也就是著名的等价交换原则。

然而，马克思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利润只能来源于资本家的剥削，因此他自然就看出了李嘉图上述的等价交换原则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若劳动和所投入的资本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若劳动和资本之间能进行等价交换，利润岂不就要消失了？因为利润只能来源于对劳动的剥削，因此资本和劳动不可能等价交换。

李嘉图上述缺陷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区分价值和价格，他把两者混为一谈，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利润的来源。如果李嘉图能够意识到利润的真正来源，能够意识到价值是人类社会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反映的是生产技术关系；价格是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反映的是制度分配关系，那么，上述矛盾就自然可以避免了。即只有在极为理想的条件下，等价交换原则才能成立，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等价交换原则一般是不成立的。

李嘉图这里提到一个相对价格，是由于李嘉图一直怀疑斯密的劳动价值的绝对衡量标准。他认为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价值计量标准，即便是金属货币，由于生产这些金属货币的劳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因此李嘉图认为所有的商品价值都是相对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李嘉图在推理过程中，一直采用的是价值比较法。例如当利润率下降时，对产品劳动总量相同但是生产它们的固定资本耐用程度不同时的影响，并以此比较它们的相对价值大小。李嘉图认为商品生产的资本构成虽然不同，那些为这一行业或那一行提供相等资本价值的人们因此可能得到所获产品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这种分配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他给出的理由是只要为实现各个行业的商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本价值相等，那么无论资本构成如何，无论支付的工资是多少，资本的存在对这些行业的商品价值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这些资本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所以对最终产品总价值的影响是相同的。

注意上面这样一句话：“然而它们的相对价格仍然与形成资本和捕杀动物时所投入的实际劳动成比例。”也就是说，李嘉图认为，产品的价值是比例于为生产它所耗费的一切劳动总量。在后文李嘉图也多次说是“比例于”而非“等于”。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笔者认为，李嘉图在论述产品价值形成时至少考虑到了利润因素，即产品的总价值等于总劳动量再加一个利润加成。据此，我们就可以推出李嘉图的当期价值公式了（李嘉图自己并没有区分价值和价格），即P＝w（L1＋L2＋…＋Ln）（1＋r）。其中P为产品价格，w为工资率，L为各个阶段还原的劳动量，r为利润率。换句话说，商品总价值变成为了资本的利润加上当前活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构成了李嘉图的工资和利润此消彼长的理论基础。

这样一来，在市场达到平均利润率的前提下，拥有相同劳动量的商品的价格就相等了。也就是说产品价值（劳动量）相同，其价格（交换比例）必相同，反过来也成立。这就是著名的等价交换规律。同时这个公式也能够说明“它们的相对价格仍然与形成资本和捕杀动物时所投入的实际劳动成比例”了。

当然这里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假设各个生产单元产权独立，那么根据产业链的先后次序，上一个甚至再上一个生产单元还原的劳动到本期以及要还原成当期劳动。由于每个产权主体都要获得利润，那要进行好几次利润加成方可。于是上述价格公式就要变成：P＝wL1（1＋r）n＋wL2（1＋r）（n－1）＋…＋wLn（1＋r）。其中P为产品价格，w为工资率，L为各个阶段投入的劳动，r为利润率^[7]，n为整个产业链中产权主体数，这里暂时不考虑固定资本存量对价格形成的影响。

事实上，在李嘉图后面的推理中，例如因劳动价值上涨和利润率下降影响不同资本构成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时，李嘉图就是按照这个价格形成公式进行推理的。^[8]由于生产不同产品的产业链中产权主体中投入的劳动量不尽相同，即使产品的总劳动量相同，即使各个产权主体的劳动量汇总相同，但是它们的最后价格在利润加成的条件下一般不会相同，也就是说价值相等（总劳动量相等）的产品其价格（产品交换比例）一般不会相等，反过来也是一样。价格相等的产品，它们的价值一般不会相等。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等价交换原则实际上一般是不成立的。

那么，产品的价格更不会比例于其实际投入的总劳动价值了，也就是说，李嘉图所说的“它们的相对价格仍然与形成资本和捕杀动物时所投入的实际劳动成比例”就难以成立了。李嘉图因此出现了说法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在后面的论述过程中，李嘉图确实是按照后面这个公式而非前面那个公式来推理的。李嘉图是通过对比的方法来完成推理的，他先是假定生产两种产品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和耐用度相同，然后是放松这个假定，并分析当劳动价值上涨或利润率下降时对它们相对价值带来的影响。为此，李嘉图在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还重点考虑了当期未转入产品价值部分的固定资本，即固定资本存量的影响，李嘉图采用了年金的方法来计算。

“如果我们假设社会的行业有了扩展，有些人提供捕鱼所需的独木舟和捕鱼用具，而另一些人则提供种子和简陋的农业工具，那么上述原理同样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入在其上的劳动成比例。生产商品所投入的劳动不仅指直接生产，而且还包括投入在为实施这一特定劳动所使用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9]这段话是对劳动还原理论最为经典的一次表述，李嘉图也再一次肯定了所有的资本都能还原成劳动，且商品的总价值就是当前活劳动和这些还原了的劳动之和。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更为进步且工艺和商业都十分繁荣的社会状况，仍然会发现商品在价值上的变化也遵循这一原理。例如，在确定袜子的交换价值时，我们发现相对于其他物品，袜子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并将其运送到市场上所需的劳动总量。首先是耕种生产原棉的土地所需的劳动；其次是将棉花运送到制袜地所需的劳动，其中包括以运费形式收取的投入到建造运送船只中的那部分劳动；第三是纺纱工人和织袜工人的劳动；第四是建造制袜所使用的厂房和机器的工程师、锻工和木工的那部分劳动；第五是零售商以及无需一一列举的许多人们的劳动。各种劳动的总量决定了袜子所能交换的其他物品的数量，而也要同样考虑投入于其他物品的各种不同的劳动量，这也同样决定为交换袜子所付出的那一部分劳动”^[10]李嘉图认为，最终产品袜子的（生产）价值取决于与之相关的所有上述五个方面的劳动之和，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品袜子的（生产）价值等于按照一定的生产技术逆程序将所有的中间品彻底还原成为劳动的共同汇总。

当然广义的生产价值不仅仅包括“生产并将其运送到市场上所需的劳动总量”，还包括为维持袜子的正常生产而需要的相关制度和信息所耗费的劳动。这些制度和信息所耗费的劳动同样属于劳动资源，同样需要参与社会总产品分配。

“为了使我们确信这是交换价值的真正基础，让我们假定在成品袜运送到市场与其他物品交换之前原棉所经过的各种过程中，在任意一个过程里提高节省劳动的手段，然后观察其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耕种原棉所需的人数减少，或者航运所用的水手减少、建造运送船只的造船工减少；如果建造厂房和机器所用的人手减少，或者说这些建成后增加了效率，那么袜子的价值必然会下降，结果会换取更少的其他物品。其价值下降的原因在于所需的劳动量减少，因而与未做这种节省劳动的其他物品进行交换时所换取的数量也在减少”^[11]

李嘉图没有区分商品的交换价值和生产价值，更不知道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博弈均衡，也不区分价值与价格，他这里说的交换价值就是我们所说的价格。

李嘉图认为，既然最终消费品袜子的（生产）价值等于按照一定的生产技术逆程序将所有的中间品彻底还原成为劳动的共同汇总，那么在其中的任意一个生产环节中发生了提高劳动效率或是节省原有劳动的情况，袜子的（生产）价值就会降低，与未做这种节省劳动的其他物品进行交换时所换取的数量也在减少。这与笔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当然，与未做这种节省劳动的其他物品进行交换时所换取的数量也在减少的前提是不存在技术租金，资源能够无限制地自由流动，在生产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博弈均衡中实现上述情况。

“假定在社会的早期阶段，狩猎者使用的弓和箭同捕鱼者使用的独木舟和器具的价值相等，耐用性相同，二者都是等量劳动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狩猎这一天劳动的产品，即鹿的价值同捕鱼者一天劳动的产品，即鱼的价值恰好相等。无论产量多少，也无论总工资和利润的高低，鱼和这种猎物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体现在二者之中的劳动量。例如，捕鱼者的独木舟和其他器具价值共100英镑，预计可使用10年，他雇佣10人，这10人的年劳动费用为100英镑，每天劳动可得桂鱼20条。如果狩猎者所使用的武器价值也是100英镑，预计可使用10年，他同样雇佣10人，这10人的年劳动费用也是100英镑，每天为他捕获野鹿10只；那么，无论全部产品归于捕获者的比例大小如何，一只野鹿的自然价值就是两条桂鱼。作为工资所支付的比例在利润问题上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一眼便可看到，利润的高低恰好取决于工资的高低。但这丝毫不影响鱼和鹿的相对价值，因为工资在这两种行业中总是同时涨落。如果狩猎者借口他把很大比例的猎物或其价值作为工资支付出去，让捕鱼者用更多的鱼交换鹿，后者就会声明他也受到同一因素的影响。因此，无论工资和利润怎样变动，无论资本积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他们一天的劳动继续获得各自对等的鱼和猎物，那么自然交换率就是一只鹿等于两条桂鱼。”^[12]

李嘉图假定狩猎者使用的弓和箭同捕鱼者使用的独木舟和器具的价值相等，耐用性相同，二者都是等量劳动的产品。这也就是说，在价格形成的公式中，P＝wL1（1＋r）2＋wL2（1＋r），其中L1为狩猎者和捕鱼者的工具转入当期产品中的劳动价值部分，L2为狩猎者和捕鱼者当期投入的活劳动，W为工资率，公式中共有两个产权主体，一个是工具生产者，假设工具生产者不再借用固定资本或其他工具生产该工具，并假设工具价值一次性转入最终产品中，否则劳动还要进一步还原，还要考虑固定资本存量的影响。该工具生产者在出售工具时要进行一次利润加成形成工具价格，而狩猎者和捕鱼者在按照利润加成的价格购买该工具后投入当期活劳动。比如，捕鱼劳动和猎鹿劳动必须对所有构成最终产品的价值再进行一次成本加成才能最终形成产品价格。于是就出现了上述基于两个产权主体的价格形成公式。

现在李嘉图假定狩猎者使用的弓和箭同捕鱼者使用的独木舟和器具的价值相等，耐用性相同，二者都是等量劳动的产品。这也就是说，无论狩猎还是捕鱼，他们的工具转入产品价值部分L1是相等的。那么当他们当期投入的劳动L2相等时，如李嘉图所说的：“狩猎这一天劳动的产品，即鹿的价值同捕鱼者一天劳动的产品，即鱼的价值恰好相等。无论产量多少，也无论总工资和利润的高低，鱼和这种猎物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体现在二者之中的劳动量。”^[13]只要狩猎者和捕鱼者当期投入的活劳动相等，无论w和r如何变动，这里w是指每劳动因子支付的货币工资数量，是反映名义工资的一个指标，因为无论w规定为多少，只要r不变，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工人的部分就不会变，也就是说实际工资就不会变，变动的只是名义工资。r是指市场均衡利润率，是影响实际工资的一个指标。因为只要r发生变化，社会总产品就要按照新的比例重新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工人的部分也就会发生变化，实际工资也就发生变动了。也可以说成无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是否发生变动，一天中捕获的鹿和鱼数量的相对价格始终相等，就如本例所说的一只鹿始终交换2条鱼。后面李嘉图自己会放宽这个假定。

“上节中，我们假定捕杀野鹿和桂鱼所必需的用具和武器耐久程度相同是等量劳动的结果，并且我们已经看到野鹿和桂鱼相对价值的变化完全取决于获取它们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化。但在各种社会状态下，不同行业所使用的工具、用具、厂房和机器的耐久程度都不相同，并且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量也不相同。维持劳动的资本比例和投入在工具、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的比例都有多种组合方式。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异及两种资本组合比例的变化，是除生产商品必需的劳动量增减外，成为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的又一原因，这一原因造成劳动价值的涨落。”^[14]

在这里，李嘉图已经明确指出，由于不同行业所使用的工具、用具、厂房和机器的耐久程度都不相同，并且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量也不相同，以及他后面提出的资本返回到使用者手中的速度不同（各个生产单元的生产周期不同而导致的要求的利润率不同）等原因，使得“投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原理有了很大的变更。”当然，李嘉图所说的“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异及两种资本组合比例的变化，是除生产商品必需的劳动量增减外，成为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的又一原因，这一原因造成劳动价值的涨落”的观点我并不认同，因为实际工资的变化，社会产品中分配给工人部分的与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异，及两种资本组合比例等特定生产技术结构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假设两个人每人各雇佣100人工作一年，制造两台机器，另一人同样雇佣100人播种谷物。年底每台机器的价值与谷物的价值相等，因为他们都是用同等劳动量生产的。假设一台机器的所有者在第二年雇佣100人织布匹，另一台机器的所有者同样雇佣100人织棉织品，而农场主继续和以前一样雇佣100人播种谷物。在第二年中，他们雇佣的劳动人数相同，但是织布商和棉织品商的商品和机器合计是200人劳动一年的结果，或者说是100人劳动两年的结果，而谷物是100人劳动一年所生产出来的。所以如果谷物价值500英镑，织布商的机器和布匹合计的价值应是1000英镑，棉织品商的机器棉织品的价值也应该是谷物价值的两倍。但它们的价值将大于谷物价值的两倍，因为织布商和棉织品商的第一年资本的利润已经融入到各自的资本中去了，而农场主第一年的资本利润已经消费和享用掉了。因此，由于他们各自资本的耐久程度不同，或者说由于一批商品运送到市场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两者是一回事），商品价值并不恰好与投放到商品上的劳动量成比例——它们不会是2∶1，而比例要大些，以补偿价值较大的商品被送到市场之前所必须经过的那段较长时间”^[15]

李嘉图这里列举了三个生产过程，一个是生产织布机，即先雇佣100人生产出机器，然后再雇佣100人和生产出来的机器一道生产布匹；一个是生产棉织品，即同样是先雇佣100人生产出机器，然后再雇佣100人和生产出来的机器一道生产棉织品；另一个是直接雇佣100人生产谷物。然后李嘉图运用比较法，认为布匹和棉织品价值相等，因为生产它们的固定资本的耐用程度和生产这些固定资本所需劳动量相同，并且生产它们当期投入的活劳动也相同；认为布匹或棉织品的价值将大于谷物价值的两倍，即如他所说“商品价值并不恰好与投放到商品上的劳动量成比例——它们不会是2∶1，而比例要大些，以补偿价值较大的商品被送到市场之前所必须经过的那段较长时间。”这也就是认为由于固定资本的耐用程度以及生产这些固定资本所需要的劳动量不同，由于各个生产单元的生产周期不同，当然还由于最终消费品生产的产权主体分布不同等原因，都会引起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价格与生产它们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不成比例。即价格相等的商品，它们的劳动总量不等；劳动总量相等的商品，它们的价格不等。换句话说，等价交换规律在上述条件难以成立。

但是李嘉图这个例子举得不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问题。李嘉图这个例子先是假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主体只有一个，无论是织布还是生产棉织品还是种植谷物，因为无论是织布商还是棉织商都是自己投入劳动建造固定资本，而非从别的资本家那里购买。并且都不考虑固定资产存量的影响，并假设固定资产的价值都是一次性转入当期产品中，因为本例中无论是织布商还是棉织商的固定资本的劳动都一次性计入产品价值中。

李嘉图没有生产周期的概念^[16]，在价值形成价格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问题。例如前面他曾说过：“在第二年中，他们雇佣的劳动人数相同，但是织布商和棉织品商的商品和机器合计是200人劳动一年的结果，或者说是100人劳动两年的结果”。

注意200人劳动一年和100人劳动两年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周期概念。前者属于无间断生产，其生产周期是一年，投入的总资本是200人的劳动；由于后者生产处在非连续状态，所以后者生产周期不应该是一年，投入的总资本也是200人的劳动，只不过是每年分期投入100人的劳动。即后者生产处在非连续状态，所以其生产周期不能视为一年。

说得简单点，前者就是100人建造固定资本，100人织布或生产棉织品，他们之间无须等待，一年之内完成产品的生产；后者就是100人先用一年的时间建造固定资本，等固定资本建造出来以后，再用一年的时间织布或生产棉织品。

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资本博弈的结果是等量资本，相同的时期跨度，获得等量利润。这是资本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必备的公平准则。除非某些资本家利用某些优势相对其他资本家而言获得不公平的租金，否则资本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等量资本在相同的时期跨度内获得等量利润。

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价格P＝200人的劳动工资×（1＋r）；在第二中情况下价格P＝100人的劳动工资×（1＋r）2＋100人的劳动工资×（1＋r）。这里要注意，资本是分配给工人的商品，也就是说是分配给工人的最终消费品。

在第一种情况下，布匹和棉织品的价格与谷物价格的比例应该等于2∶1；在第二种情况下布匹和棉织品的价格与谷物价格的比例应该大于2∶1。李嘉图显然倾向于第二种情况。不同的最终消费品，它们的生产周期一般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不考虑固定资本存量的影响，假设当期资本的价值都是一次性转入产品中去，现在来考虑当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周期不同以及生产资本的周转期不同时对产品价格的影响。

假设甲产品生产的周转时期是一年，投入资本是100单位；再假设乙产品生产的周转时期是三年，投入资本是也是100单位，假定年市场利润率为r，也就是说资本处在自由竞争的状态，且市场均衡的结果是资本要求的年利润率为r。那么甲产品的生产价格为：P＝100×（1＋r）；乙产品的生产价格为：P＝100×（1＋r）3。

在资本市场处在均衡状态下，无论是甲产品还是乙产品，它们的交换价格必然等于其生产价格。在等量劳动因子分配到等量资本商品的前提下，如果甲产品的交换价格高于它现在的生产价格，那么甲产品的生产资本就获得了比其他资本更高的利润率，在资本处于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且不考虑资本的专用性，就会有其他资本流入甲产品的生产当中，直到甲产品的交换价格等于其生产价格为止；同理，如果乙产品的交换价格低于它现在的生产价格，那么乙产品的生产资本就获得了比其他资本低的利润率，在资本市场处在完全竞争且资本完全处在自由流动状态的前提下，就会有部分乙产品的生产资本流出，直到乙产品的交换价格等于其生产价格为止。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和充分流动的条件下产品的交换价格和生产价格博弈均衡的结果是，等量劳动因子分配到等量工资品，等量资本在相同的时期内获得等量利润。如果考虑到了不同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周期存在着不同的情况，那么对于产品生产资本跨不同生产周期时，它们所获利润率影响的处理方式可以考虑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不考虑这种跨时期因素的影响，设定市场利润率为统一的r，但是要把处在不同生产周期的资本进行相应的换算处理，这种方法要复杂；另一种是考虑这种跨时期因素的影响，不对处在不同生产周期的资本做任何处理，通过设定某一特定时期利润率如年利润率的方法根据产品不同的生产周期来调整利润加成计算公式的方法，正如上面的例子所述。这种方法实用简便，并且与金融理论体系接轨。因此，笔者主要采取第二种方法来处理处在不同生产周期的资本和具有不同流动周期的资本是如何通过利润加成的方式形成产品价格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曾经给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以毁灭性打击的那个经典案例。当时反对劳动价值论者提出了窖藏葡萄酒的案例。他们认为，无论是窖藏葡萄酒还是普通葡萄酒，投入其中的劳动量都相等，然而，窖藏葡萄酒的价格要比普通葡萄酒的价格要高许多。

按照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投入的产品其价值必然相等，因此劳动价值论是无法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的。尽管李嘉图的维护者们想尽方法，甚至有的人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做出修改，例如有的人说自然也创造价值，诸如牛、养马等动物也创造价值，有的人干脆就说死劳动——固定资本也创造价值。结果李嘉图的维护者们非但没有成功捍卫劳动价值论，反而加速了其灭亡。

笔者认为，其实李嘉图本人已经意识到了因资本的周转周期的不同会影响到产品的价格的形成，只是由于李嘉图没有区分价值和价格，没有考虑资本主义制度因素，不知道利润的真正来源，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价格和交换价格的博弈均衡。所以仅用原始的劳动价值论是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如果用本书的劳动交换价值论来解释窖藏葡萄酒这个案例，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不必再多做解释了，只需在上例中假设甲产品是窖藏葡萄酒，乙产品是普通葡萄酒即可。

这里要补充的一句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仍然是市场偏好引导市场生产。这是通过市场交换价格与市场生产价格短暂偏离实现的。商品生产价格是稳定的，是由生产技术条件和资本要求的利润率共同决定的。生产价格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商品交换价格相对而言是易变的，是不稳定的，它指消费者为购得一件产品所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量，它反映着市场偏好的变化，同时也受到消费者收入预算的影响。

“假设要给每位劳动者每年支付50英镑，也就是说要使用5000英镑的资本，利润为10%。每台机器的价值和谷物的价值在第一年末时共为5500英镑。第二年制造商和农场主仍将各用5000英镑维持劳动力，因此，仍将以5500英镑出售商品。但是，使用机器的人为了与农场主处于平等地位，必须不仅获得用在劳动力上面与农场主等额的5000英镑而得到5500英镑，他们还必须另外取得550英镑作为投放在机器上的5500英镑的利润，所以他们的商品必须卖6050英镑。这里，资本家每雇佣等量的劳动进行商品生产，其所生产的商品价值会由于各自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数量或积累劳动量的不同而各不相等。布匹和棉织品的价值相等，因为它们是等量劳动和等量固定资本的产品；但谷物的价值与这些商品不同，因为就其固定资本来说，生产谷物的条件是不同的……没有利润的下降就不会有劳动价值的上涨。如果要在农场主和劳动者之间进行谷物分配，分配给后者的比例越大，前者所剩下的就越少。所以，如果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分配布匹或棉织品，前者得到的比例越大，后者所剩的就越小。假定由于工资上涨，利润从10%降至9%，制造商为其固定资本的利润对某商品的一般价格（5500英镑）没能增加550英镑而只增加了9%或者说495英镑，结果价格不是6050英镑，而是5995英镑。由于谷物仍售5995英镑，所以使用资本较多的工业制品相对于谷物或者任何使用固定资本较少的商品而言，其价值就会下降。由于劳动价值的涨落，商品相对价值变化的程度取决于固定资本与所用的全部资本之比。一切利用非常昂贵的机器、厂房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运送到市场上的商品，其相对价值都会下降。而所有主要靠劳动生产或能迅速运送到市场上的商品，其相对价值则会上涨。”^[17]

李嘉图给出了一个具体例子，来计算不同生产条件下布匹和棉织品与谷物的价格。依照上面给出的价格计算公式，按照李嘉图给出的数据，可以得出布匹或棉织品的价格P＝100人×50英镑×（1 ＋10%）2＋100人×50英镑×（1＋10%）＝11550英镑。其中应该补偿生产布匹或棉织品机器的价格P＝100人×50英镑×（1＋ 10%）2＝6050英镑；谷物的价格P＝100人×50英镑×（1＋10%）＝5500英镑。

正如前面李嘉图所说，布匹或棉织品的价格与谷物价格的比值＝11550/5500＞2∶1。此例中，李嘉图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他只比较生产布匹或棉织品的机器价格与仅仅投入活劳动的谷物价格的大小，随着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化。

正如他上面提到的：“假定由于工资上涨，利润从10%降至9%，制造商为其固定资本的利润对某商品的一般价格（5500英镑）没能增加550英镑而只增加了9%或者说495英镑，结果价格不是6050英镑，而是5995英镑。由于谷物仍售5995英镑，所以使用资本较多的工业制品相对于谷物或者任何使用固定资本较少的商品而言，其价值就会下降。”

笔者的理解是，李嘉图这段话隐藏着这样的假设条件：以两年来计算机器的价格，第一年生产机器，第二年使用机器，并假设利润率第一年为10%，第二年降为9%，那么机器的价格P＝5000×（1＋10%）×（1＋9%）＝5995英镑；谷物的价格在第二年变为P＝5000×（1＋9%）＝5450英镑，李嘉图原文为“谷物仍售5995英镑”，笔者参不透它是怎么来的，除非谷物同机器一样，也是第一年生产出来留到第二年再卖。

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利润率在第二年由10%下降为9%，机器价格由6050英镑下降为5995英镑，下降了55英镑；谷物价格由5500英镑下降为5450英镑，下降了50英镑。这样的话，机器价格下降的更多。对投入相等劳动量的机器和谷物而言，机器的价格相对谷物而言是下降的；反过来，谷物的价格相对机器而言是上升的。由此，李嘉图立论为：“所以使用资本较多的工业制品相对于谷物或者任何使用固定资本较少的商品而言，其价值就会下降。由于劳动价值的涨落，商品相对价值变化的程度取决于固定资本与所用的全部资本之比。一切利用非常昂贵的机器、厂房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运送到市场上的商品，其相对价值都会下降。而所有主要靠劳动生产或能迅速运送到市场上的商品，其相对价值则会上涨。”^[18]

李嘉图这句话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当利润率下降时，那些生产周期相对较长的产品，它们的价格相对于那些生产周期较短的产品而言将下降的更快。笔者认为李嘉图这个例子举得非常不好，下面一个例子要明显好得多了。

“假设我花1000英镑雇佣20人工作一年生产一种商品，年终时我又花1000英镑在第二年再雇佣20人完成或完善同一种商品，然后在两年结束时将这种商品投放市场。如果利润为10%，我的商品就必须卖2310英镑；因为第一年我使用了1000英镑的资本，第二年使用了2100英镑的资本。假设另一人使用恰好相等的劳动量，但他把所有劳动量都用在第一年；他花2000英镑雇佣了40人，并在第一年末按10%的利润将商品售出，得到2200英镑。此时，投放等量劳动的两种商品，一种卖到2310英镑，而另一种则卖2200英镑。这一例子与上例表面不同，但实际是相同的。两个例子中，一种商品价值较高，是由于被运送到市场前所需经过的时间较长。在前例中，投在机器和布匹上的劳动量虽然只是谷物的两倍，但其价值却超过谷物的两倍。……由此看出，将不同行业中所使用的资本划分为不同比例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在几乎完全只用劳动来生产时普遍运用的规律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这个规律就是：只有投放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有所增减，商品的价值才会发生变化。本节已经证明，在劳动量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劳动价值的上涨会引起生产中运用固定资本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的下降；固定资本数量愈大，下降幅度也愈大。”^[19]

李嘉图举的这个例子显然要比前面的好得多了，读者也更容易理解。在资本主义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由于市场交换价格与市场博弈均衡的结果是等量资本在相同的时期跨度内获得相同的利润，因此，当不同产品之间生产周期不一样时，即使它们的生产价值相同，不同产品的生产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李嘉图花了大量篇幅，举了许多例子，他想要反映出来的就是上面所述的经济思想，只不过笔者是从本书的理论角度来进行阐述的。

产品生产价格的形成除了生产周期的影响外，还有生产单元的不同产权主体的影响（这是李嘉图没有考虑的），还有固定资产存量的影响等等。李嘉图在前例中虽然提到了机器等固定资本，但是他一直假设机器的价值是一次性转入的，因此他在前面并没有考虑到固定资本存量对产品生产价格的影响，固定资产存量的影响可以认为生产不同产品的固定资本由于它们的耐用程度不同，由于它们分次转入产品的价值量不同，由于它们的价值周转周期不同，因此即便是产品的生产价值相等，产品的生产价格也不会相等。

但是对于固定资产存量对产品生产价格的影响，李嘉图是完全考虑到了的，我们来看下面的引用。

如果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相同，假设猎人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是各100英镑，而是固定资本为150英镑，流动资本为50英镑；相反，渔民使用的固定资本为50英镑，流动资本为150英镑。如果利润为10%，猎人的商品就得以79英镑8先令的价格售出。因为：

抵补其利润率为10%的流动资本50英镑所需的价值为……………………55英镑，

抵补其利润率为10%的固定资本

（按10%计算，10年中每年支付的24．4英镑的现值为150英镑）……………………24．4英镑，79．4英镑

如果利润为10%，渔民的商品必须售得173英镑2先令7便士

抵补其利润率为10%的流动资本150英镑需……………………165英镑

抵补其利润率为10%的固定资本，需猎人金额1/3……………………8．13英镑

173．13英镑

如果工资上涨，虽然两种商品的生产都无须增加劳动，但其相对价值仍会改变。假定工资上涨6%，猎人雇佣同样多的人数，获取等量的猎物，他需要增加的资本不会超过3英镑；渔民需要的数目将是此数的3倍，或者说是9英镑。资本利润就会下降4%，猎人的猎物必须售得73英镑12先令2便士。

抵补其利润率为4%的流动资本53英镑需……………………55．12英镑

抵补每年损耗的固定资本（货币利息为4%时，10年中每年支付的18．49英镑的现值为150英镑）……………………18．49英镑

73．61英镑

渔民卖鱼得171英镑1先令5便士

抵补利润率为4%的流动资本159英镑需……………………165．360英镑

抵补每年损耗的固定资本（10年中每年支付6．163英镑，按4%计算，其现值为50英镑）……………………6．613英镑

猎物对鱼原先是100∶218，现在是100∶233　　171．523英镑

因此我们看到，随着工资的每次上涨，一个行业使用的流动资本的比例高，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相对价值就要比那些流动资本所占比例小而固定资本比例大的行业要高。^[20]

李嘉图在这个例子中显然考虑到了固定资产存量的对生产价格形成的影响。因为流动资本的价值周转周期和固定资本的价值周转周期是不同的，比如说前者是一年，后者为数年。

那么如何确定产品的生产价格呢？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都是假设固定资本的价值和流动资本的价值一样都是一次性转入产品当中，假设流动资本的价值周转周期和固定资本的价值周转周期是相同的。那么如果考虑到两者的价值周转周期的不一致情况，产品生产价格又该如何确定呢？对于这个难点问题先来看看李嘉图是如何处理的。

李嘉图把这两部分资本按照它们不同的价值周转周期分开来处理。对于流动资本，比如说本例中猎人在年利润率为10%时的流动资本为50英镑，那么计入产品生产价格的流动资本部分为50×（1 ＋10%）＝55英镑（假设流动资本价值周转周期为一年，产品按年出售）；对于固定资本，比如说本例中猎人在年利润率为10%时的固定资本为150英镑，固定资本价值周转周期为10年，那么按照年金现值为150英镑，在年利率10%的条件下，每年应有24．4英镑进入当期产品价格才能使得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获得相同的利润率，才能使得等量资本在相同的时期跨度内获得等量利润。于是最终计算出来的产品生产价格为55＋24．4＝79．4英镑。后面渔民的产品生产价格也是一样按照上面的方法计算的。

李嘉图的这种思路是非常有意义的，只是在现实中，我们还要考虑产权主体的分布情况，还要考虑企业投入固定资本的资金是源源不断的情况。比如一家企业固定资本机床有几百台，每年从出售的产品中回收的折旧基金要立即购买新机床，但是在生产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企业的固定资本存量保持不变。那么在上述情况下，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处理方式就显得过于简单了。

李嘉图说：“假定工资上涨6%，猎人雇佣同样多的人数，获取等量的猎物，他需要增加的资本不会超过3英镑；渔民需要的数目将是此数的3倍，或者说是9英镑．资本利润就会下降4%，猎人的猎物必须售得73英镑12先令2便士。”我认为李嘉图这段话中存在一个误区。他重复计算了利润率的下降和工资等流动资本的上升。要注意，利润的下降就等于工资的上升，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不是既计算利润的下降又计算工资等流动资本的上升。李嘉图在下面紧接着的例子中也重复计算了，例如在“抵补其利润率为4%的流动资本53英镑需………………55．12英镑”中，流动资本53英镑就是由原来的流动资本50英镑×（1＋6%）得出。李嘉图把利润率下降了6%等同于工资或流动资本上涨了6%。这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

“因此我们看到，随着工资的每次上涨，一个行业使用的流动资本的比例高，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相对价值就要比那些流动资本所占比例小而固定资本比例大的行业要高。”李嘉图这句话表明，固定资本价值周转周期越慢，固定资本存量越大，那么当利润率下降时，由它们生产出来产品的生产价格就下降得越快；反之，当利润率上升时，由它们生产出来产品的生产价格就上升得越快。

笔者花了大量篇幅引用了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的第二、三节的内容。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引用和评论李嘉图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这部分内容是李嘉图全书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很少有人能把握住其中的精髓，后人对李嘉图观点的评论基本上都要绕开这一部分，至今为止，笔者还没有看到过后人对该部分评论的相关文献；其二是我是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建立起劳动还原理论框架的，而劳动交换价值论要到读完李嘉图和斯密著作才成为可能。当读到李嘉图对产品价值（价格）形成的相关论述时，我感到非常惊异，尽管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存在着很多缺陷，存在着古典经济学家易犯的毛病：即假设条件不清晰、理论论述比较含混；尽管李嘉图的思维有时候也显得较为混乱，甚至出现了相关论述前后不一致的现象，但是作为两个世纪前的经济学家，能意识到通过对中间品进行“劳动还原”来计算产品价值，能认识到生产周期、固定资本存量对产品生产价格的影响，这的确让人钦佩。

第三节　庞巴维克学说的资本理论研究述评

另一个对资本理论有着重大贡献意义的经济学家就是庞巴维克。对于资本的性质，庞巴维克认为，资本是迂回生产过程和方法的产物。他以农民饮水为例，水源与农民住宅有一定距离，他认为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获得饮水：第一是直接方法——到水源用手掬水喝，第二是间接方法——伐倒一棵树，做成木桶，用木桶把每天所需用水运到屋里。第三——另外一种间接方法——伐倒很多树，把树干劈开凿空，连接成能引水的渠道，将水运到屋里。显然，三种引水方法，后者依次比前者优。^[21]

庞巴维克说：“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制造满足我们需要的物品，亦即制造用于直接消费财货，或消费品。……用迂回方法生产财货所得到的结果，比直接生产它们为大。如果财货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来生产，则用间接的方法可以以等量劳动得到较大的成果，或是用较少的劳动得到同样成果……迂回的方式比直接的方式能得到更大的成果，或是用较少的劳动得到同样的成果……迂回的方式比直接的方式能得到更大的成果，这是整个生产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命题之一……而资本只是在迂回过程中的各阶段里出现的中间产物的集合体罢了。”^[22]

庞巴维克明确提出资本是最终消费品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里出现的中间品集合体，当然他这里所指的资本主要是指固定资本。我们特别要注意庞巴维克做出的这个结论，“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制造满足我们需要的物品，亦即制造用于直接消费财货，或消费品。”这就是说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生产有交换价值的最终消费品，所有的中间品——固定资本都是服从于这个目的的。由此看来庞巴维克的理论与劳动还原理论已经非常接近了，他只差最为关键性的一步，即劳动还原。

事实上，庞巴维克已经意识到通过比较各种迂回生产方式中消耗的总劳动量，来比较各种迂回生产方式的优劣。也就是说，庞巴维克已经具备了把固定资本进行劳动还原的条件了。那么为什么他没有迈出这极为关键性的一步呢？这主要是因为庞巴维克本人是奥地利边际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信奉的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到现在为止也已经对立了好几百年了，因此，庞巴维克是绝对不可能对固定资本等中间品进行实质性的劳动还原的，最多也只是做了一些形式上的劳动还原。尽管在他之前的李嘉图已经明确地迈过了这一步。

由于庞巴维克没有对固定资本进行实质性的劳动还原，他的资本理论在历史上也只是昙花一现，在后来与克拉克的资本论战中，最终以庞巴维克的失败落幕。

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认为资本是迂回生产的中间品，它否认资本是独立的生产要素。这样一来，利润就不可能像克拉克所说的是由资本这个独立要素产生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利润的来源只有一个可能，即来源于劳动这个独立生产要素，利润只可能由劳动创造。克拉克的胜利让人不得不怀疑经济学在某些时期完全沦为了利益集团统治的工具。笔者不得不遗憾地说克拉克的胜利是资本理论的某种倒退。

第四节　新古典学说的资本理论研究述评

史上庞巴维克与克拉克的资本论战最终以克拉克的胜利结束，并因此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本理论的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本看成独立的要素，它和劳动要素是并列关系。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获得利润，不存在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的情况。

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并以此确定两种独立和并列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品的需求量。它们需求量的大小取决于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大小，在要素市场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可表示为生产要素边际产量的价值VMP，生产要素边际产量的价值等于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乘以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两种要素的报酬收入以及收入分配将取决于这两种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而两种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则完全由企业相应的生产技术关系决定。为表明企业这种生产技术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去主观构造企业的生产函数。但这又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厢情愿，因为它构造出来的主观生产函数不可能准确客观地反映出企业现实中的生产技术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构造的主观生产函数能够反映这种技术关系，以Y、K、L分别代表企业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力，则反映企业特定生产技术关系的主观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F（K，L）。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且满足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规律，则根据欧拉定理有：L·MPL＋K·MPK＝F（K，L）＝Y。也就是说在规模报酬不变时，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在长期均衡的条件下，若按要素的边际物质产量去对生产要素L与K分别付酬，结果正好把总产量分光，即耗尽全部生产量。

非但如此，有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甚至还把它运用于一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方面。例如，有的经济学家按照上面思路计算出美国某一年的国民收入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工人的部分约占3/4，以利润的形式分配给资本的部分约占1/4。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本看成是独立的、与劳动并列的生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从表面上看，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具备较强解释力，但是，我们细细推敲一下，从中就会发现出许多问题。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对资本的定义比较模糊，绝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看成是生产资料，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中的原材料等。资本和劳动是并列的生产要素，资本按照其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获得利润，劳动按照其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获得工资。无论资本要素还是劳动要素都得到了公平分配，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如此一来，工资作为劳动的收入分配就不可能是资本了。然而，工资作为流动资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固定资本，例如机器、厂房的折旧以及流动资本、原材料等一并计入产品成本，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成本加成定价。换句话说，无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还是资本家为维持生产所购买的机器、原材料等资本，都要获得相同性质的利润。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与现实情况不吻合。

其次，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只是最终消费品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品，它们不是独立的生产要素，它们是产业链中前面生产单元的产物，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可以按照一定的生产技术逆程序被彻底地还原成为劳动加上从未被人工改造过的自然资源。关于资本是否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用实证检验它并非难事。一旦证明资本只是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品，一旦证明资本并不是独立的生产要素，那么利润就只能来源于独立的生产要素劳动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确实存在了。这样一来，不仅仅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存在着问题，甚至整个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都存在着重大的问题。

再次，为反映企业特定的生产技术关系，新古典经济学构造的主观生产函数也很成问题。在生产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企业保持比例化生产，企业的生产函数只可能是里昂茨夫生产函数。昂茨夫生产函数是非连续的生产函数，因此边际生产力概念一律都不能成立，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想象中。

假设有两个上下生产单元生产最终产品，第一个生产单元是只用活劳动生产资本，第二个生产单元是利用第一个生产单元生产出来的资本和投入的或劳动生产出最终产品。在特定生产技术条件下，两个生产单元保持比例化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价值等于第一个生产单元投入的劳动量加上第二个生产单元投入的劳动量，即等于第二个生产单元的投入资本的生产价值加上第二个生产单元投入的劳动量。当技术条件不变时，最终产品的生产价值不变。

现在假设技术发生了进步，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导致最终产品的生产价值下降，即生产相同的最终产品所消耗的总劳动资源减少了。那么，企业为适应这种技术进步，就必须在两个生产单元内重新进行各种专业劳动资源的分配和配置^[23]。这时或者第一生产单元生产出一种新的类型固定资本，或者投入第二生产单元的劳动量减少，或者发生了其他类型的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这种因生产技术条件变化而发生的各种专业劳动资源在各个生产单元重新配置的现象可以证明：技术决定分工，在生产技术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分工体系与之相适应。

新古典经济学两要素生产模型中，认为资本和劳动是可以任意相互替代的。事实上在一个生产单元内，在生产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是保持比例化生产的，只有当生产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资本和劳动才会按照一个新的技术比例生产。技术进步使最终产品的生产价值降低，反过来则是最终产品的生产价值上升。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资本可以和劳动任意的替代就意味着有一系列连续的技术条件可以选择，特定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比例就是对应着一个特定的技术条件选择。然后，新古典经济学再构造出连续的主观生产函数，这个连续的主观生产函数就包含着所有连续的技术选择条件，之所以称之为主观生产函数是因为它不可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出这种“所有连续的技术选择条件”。这种“所有连续的技术选择条件”不大可能仅用一个简单的函数关系就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在构造出主观生产函数后，新古典经济学再根据成本约束条件求出最佳特定技术条件下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比例。

如果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系列连续的生产技术条件可供选择，我们要从中选择一个最佳技术条件，要选择一个最佳的社会分工形式，而且如果的确知晓一个生产函数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上述一系列的连续的生产技术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技术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先进的单向的、非连续的、跳跃式的，甚至是不可预见性式的发展。因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应该要在事先给定生产技术的条件下研究市场的静态均衡，然后再在相应生产技术条件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研究市场的动态均衡。

所以，新古典经济学试图用一个连续的生产函数去反映事实上是非连续的、不可预见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条件，这是不合理的，它的边际生产力分析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试图用欧拉定理来构建其分配的数学形式，这确实非常勉强，这要求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达到了长期均衡的条件下，而且更为突出的是必须要符合规模报酬不变的规律。规模报酬不变就意味着技术条件要给定，这显然与新古典经济学构造出来的试图反映一系列连续的、可选择的技术条件的生产函数相矛盾，这个生产函数根据欧拉定理还必须是一次齐次生产函数。

综上所述，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所以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毫无疑问地存在着重大的问题。

第五节　资本理论的重塑

一、资本本质和资本增殖

资本是一种“物”，亦是一种“资财”，它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带来收入、发生增殖的“物”，它体现了一定的制度分配关系。

资本能够带来额外的收入以及能够发生增殖是有条件的，我们不可能把它放在家里让它自动增殖。资本发生增殖必须要经过生产领域，只有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即经过一定的生产周期或一定的时间后才能发生增殖。除此之外，还必须等到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或分配领域，资本才能增殖，因为利润和剩余价值只能在分配领域得以实现。产品如果只是生产出来，却卖不出去，还不能说资本发生了增殖。

那么进入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的资本为什么能够发生增殖呢？这就是资本因对劳动的剥削而发生增殖。资本家拥有产品的所有权和产品的定价权，他们巧妙地借用货币工资的形式，在支付了工人货币工资的基础上，以成本加成的定价方法确定了产品的价格，这样一来，产品的价格除了包含了工资以外还包含了资本家所要获取的利润。产品的形成必须要经过生产领域，利润的形成必须要经过分配或消费领域。这个利润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是资本增殖的源泉。因此，经过一个生产周期生产出产品以及对其实施了分配以后，资本就能够获取利润，也就发生了增殖。

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循环公式是：G－W…P…W′－G′。在这个公式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马克思把W′和G′表示由剩余价值增大了的W和G。

马克思又将上述货币资本循环公式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个阶段G－W，W＝A＋Pm，其中A表示劳动力，Pm表示生产资料。第二阶段是生产过程，第三个阶段是W′－G′。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循环公式的生产过程即生产资料加上劳动生产出产品遵循了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相比之下有些经济学家，例如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过程，连最基本的生产条件都不满足。他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的开头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9夸脱小麦＋6吨铁＋12只猪＝21吨铁。如果按照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应该是：一定数量的铁矿石＋一定数量的劳动＝一定数量的铁。斯拉法上述等式中无论是小麦还是猪都不构成最终产品铁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小麦和猪看成是支付给工人的实物工资，变成：6吨铁＋劳动商品（9夸脱小麦＋12只猪）＝21吨铁。如果再把6吨铁变成21吨铁矿石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斯拉法尽管把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混在一起，但是这个生产过程仍然遵循了铁这种产品的特定技术生产过程。

在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循环公式G－W…P…W′－G′中，资本家是预先支付资本，即资本家把上一期的剩余产品作为本期的工资预先支付给工人。为研究简便，我们不考虑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只考虑资本家“购买”劳动即支付货币工资，因为生产资料都可以被还原为劳动要素加上自然资源要素，资本家因购买生产资料而支付的货币除了作为利润部分流入上一个产权主体的资本家的腰包以外，剩余部分被用于支付工人工资，依次类推。

第一个阶段G－W即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商品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资本家支付工人货币工资，工人再用货币工资去市场上购买商品，这个过程是资本家预先支付资本的形式，即工人在产品生产之前就预先得到工资，资本预先实现对工人的分配。按照本书的劳动因子理论，能够把不同专业性质的劳动按照一定标准转化为可以相互换算的统一标准劳动形式（可以间接的通过市场力量来决定），所有不同种类的商品都能以一定数量的劳动因子来表示，工人按照他提供的劳动因子数获取商品分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的商品数量要“打折”）即等量劳动因子等量工资收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工人用货币工资购买的不同种类的最终消费品等同于他们用资本家支付给他们的货币工资买回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24]。

因此，第一个阶段G－W可以等价于资本家支付工人货币工资，工人再用货币工资买回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个阶段才是价值增殖的关键阶段，因为工人用他们的货币工资价格去购买自己生产出来的已经包含了利润的商品，工人用他们的货币工资价格去购买资本家在支付了工人货币工资价格的基础上实施了成本加成定价的商品，结果就是，工人只能买回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部分商品，另一部分商品以利润的形式落入了资本家的腰包。由此看来，这就是资本增殖的真正原因。

第二个阶段是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不会发生任何的价值增殖。

第三个阶段W′－G′是资本家实施成本加成定价方法的过程，即在已经支付了工人货币工资价格的基础上，进行成本加成定价，这里W′表示生产出来的产品，G′表示资本家制定的产品货币价格。然后这三个阶段再不断地周而复始，不断地循环下去。

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我们不难看出，资本的增殖阶段实际上是第一个阶段，如果个别资本家生产出来的产品贱卖甚至卖不出去，那么资本就谈不上增殖了，甚至出现零利润、负利润的现象；资本家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实施了成本加成的定价方法，也就是第三个阶段。设想一下，如果资本家出于某些原因只按照成本定价的话，那么工人以他们的货币工资就能直接买回他们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了，也就不存在剥削了。

那么资本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当货币购买了劳动力这种商品时，货币就转化为资本了。马克思所说的货币“购买”劳动力这种商品阶段是属于分配阶段，即实现了资本商品对劳动的分配。这样，资本的本质就出来了，即资本是能够预先对工人进行分配的最终消费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体现的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制度分配关系。只有预先对工人进行分配的资本商品才可能发生增殖，否则，那些资本家个人消费以及捐赠出去的最终消费品则不是资本，也不可能发生增殖。马克思分析的是预先支付资本形式，资本预先支付，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增殖，这比较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也符合常理。但是，预先支付资本形式分析起来就显得比较麻烦。我们更侧重于非预先支付资本形式，即在产品生产出来以前资本家先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用以暂时衡量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因子，等产品生产出来以后，资本家在已经支付的货币工资的基础上进行成本加成定价，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包含了利润，然后工人再用资本家事先支付的货币工资按照成本加成后的产品价格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并最终实现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

因此，在非预先支付资本的分析形式下，利润的形成是发生在最后一个阶段即分配阶段，假定单个企业中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工人最终分配到的实物工资价格为W，市场利润率为r，那么由工人生产出来的总产品的价格就是W×（1＋r），这是非常直观的资本家的成本加成定价方法，在预先支付资本的分析形式下，这种分配过程从最后一个阶段变成了第一个阶段，资本家预先支付的实物工资价格为W，工人预先得到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这个资本家预先支付的实物工资即工人预先分配到了社会总产品就是资本家的预付资本，预付资本W经过一个生产周期以后变发生了增殖，增殖为W′，其中W′＝W×（1＋r）。由此看来，资本家先支付一定数量的资本，经过一定时期后发生了增殖，其本质只不过是非预先支付资本形式下分配阶段提前的结果。

在上一章分析生产过剩危机时，我们采用的是预先支付资本的研究形式，现在也可以采用非预先支付资本的研究形式，其分析结果是一样的。假设资本家不预付资本，要使得本期总产品不出现过剩情况，就必须把本期生产出来的总产品全部分配完，社会总产品不是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工人，就是以利润的形式分配给资本家。注意由于是非预先支付资本的研究形式，因此本期比上期增加的劳动就业人数也无一例外的获得了货币工资。也就是说只要参加劳动的人员，资本家就支付货币衡量他在生产中提供的劳动因子数，等到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再进行分配。产品生产出来以后，资本家对它进行成本加成定价，通过市场最终实现了产品的分配。其中，部分产品被工人以货币工资买回，部分产品以利润的形式为资本家所有。

由于事先假设资本家不预付资本，因此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要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而不用于下期的资本积累。本期如果产品发生过剩，一般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没有被他完全消费掉，这时就应该提高实际工资或降低利润率来防止产品过剩。

当然，有的读者就会质疑，如果不预付资本的话，怎么能称为资本家呢？的确，资本家必须要有预付资本，即便工资可以不预先支付，甚至有时候可以拖欠工人工资，但是固定资产必须要购买，否则就没办法生产了。这也是在分析过剩经济时采用预先支付研究形式的原因。因为它更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非预先支付研究方式并非没有任何意义，假设上述分析中的那个资本家是国家，再假设信息比较充分，例如社会偏好已知、各个生产单元的技术最佳分工比例已知等等。那么，国家在实施计划经济的时候，就可以采用上述方法。所有能提供有效劳动因子的劳动者都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而不用消费需求拉动，也不用过多的资本积累了（生产资料等存量资本的积累由国家承担）。国家对所有能够进入市场的劳动者发给货币凭证，用以衡量他们提供的劳动因子数，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再进行适当成本加成，由此形成的利润部分将取代国家税收。这样，从理论上说，整个市场就不存在失业，也不会存在产品过剩的情况了。

在非预先支付资本的研究方式下，对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尤为适用。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用一定时期投入的总劳动量来衡量，也可以用生产价格来衡量。但是用一定时期投入的劳动价值量通过“转型”方法来计算总产品的生产价格效果更好，它更适用于静态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如果用预先支付资本的方式来计算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话，比如说，当期期初投入的总资本是W，经过一个生产周期后资本增殖为W′，W′就是以商品生产价格核算而成的国内生产总值。它更适用于动态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它更容易把不同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动态地联系起来。

在本次论述过程中，一直没有考虑到存量资本，即我们一直假设所有的生产资料价值、所有的中间品价值都是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一次性转入产品中去的，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品。从一个产权主体的角度来看，生产资料作为一种资本实体好象和当期投入的劳动是并列、独立的生产要素，这其实是一种假象。因为如果从整个最终产品的生产单元体系的角度上看就会明白，每个生产单元中投入的生产资料都可以还原成上一个生产单元的活劳动。如果不考虑各个产权主体的利润截留的话，每个生产单元中资本家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付给上一个生产单元的货币，被上一个生产单元的资本家以货币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因此，资本就是资本家预先向工人分配的最终消费品。

资本家一般是预先支付资本的，这种预先支付资本的形式是通过以货币为媒介完成的。资本家先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然后工人用这些货币工资去购买已经包含了利润价格的最终消费品，结果资本发生了增殖，资本家因此获取了租金，这个租金是由工人的生产价值（生产过程中实际提供的价值）大于他们的交换价值（工资价值）而产生的。经过一个生产周期以后发生增殖的资本，可以看成是在预先支付资本的基础上乘以一个利润率。

从生产最终产品的整个生产单元体系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中间品、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可以按照一定的生产技术程序还原成各个生产单元的劳动，所有的生产资料、中间品都可以因此被“消去”，这些还原成的各个生产单元的劳动再加上最后一个生产单元的劳动（因为只有最后一个生产单元的劳动才不用还原），就构成了最终产品的“劳动生产方程式”（暂时不考虑自然资源要素）。当市场上所有的最终产品“劳动生产方程式”都描绘出来以后，一个简单的市场理论模型也就出来了。在这个市场理论模型中分析经济运行就显得较为简单了。

在最终产品的“劳动生产方程式”的基础上，我们就能非常清晰地得出，资本实际上就是资本家向工人分配的最终消费品，生产资料和中间品只不过是资本的转化形式或资本的过渡形式，在不考虑存量资本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周期过后，这些生产资料和中间品的价值都将全部进入最终产品，它们在一个生产周期过后都将会消失。

假设资本家预付资本是1000，利润率为10%，那么经过一个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后，资本增殖为1000×（1＋10%）＝1100。如果资本家再用1100做为预付资本，那么经过第二个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后资本将增殖为1210，以此类推。

当然这里要有一个条件，即市场有足够的劳动因子供给者，否则如果劳动因子需求和劳动因子供给不均衡，尤其是劳动因子需求大于劳动因子供给时，资本家的资本就没有办法继续增殖了。因为如果市场劳动因子供给不足，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家日益膨胀的资本就找不到需要分配的更多的工人，于是就会出现资本过剩，严重时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

由此看来，在工人实际工资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是膨胀式增殖的。也就是说在工人生活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家变得越来越富有，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资本的膨胀速度是大得惊人的，它往往要大于一国的人口增长率，要大于一国的劳动因子市场净供给增长率。

在19世纪初甚至更早的时期，资本主义尚处在发展的早期，资本也处在积累阶段，英国的圈地运动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造成了大量失业人口，大量的工人等着就业，市场对资本的需求严重不足。那个时候，资本的利润率高得惊人，工人所能获得的实际工资非常的低，刚刚够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个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也对工人表示同情，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迅速“蔓延”，工资铁律的观点更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的认同，马克思更是斥责这种工资铁律现象是资本家贪婪剥削的结果。马克思是对的，工人实际工资如此低廉，以至于他们常常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需要。

尽管如此，资本榨取的利润即便全部积累起来，仍然存在劳动者过剩现象。在那个时期，资本家大多都比较节俭，大部分的利润都投入生产，更多的工人实现了就业，资本家承担着资本积累功能。从这个角度上说资本家的节俭养活了更多的工人。但是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说，资本家的节俭是为了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削，只要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工人就永远只能获得那低的可怜的“铁工资”，工人永远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从资本家个人私利的角度来说，资本家是贪婪的、投机的，他们的节省是为了能够雇佣更多的工人，是为了以后获取更多的利润（不排除少数有着利他行为的资本家）。他们的贪婪就表现在产品生产价格的刚性，即他们不愿意自动降低资本利润率，不可能自动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除非国家干预。

也正是资本家的这种“贪婪”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曲折发展。当资本膨胀速度在某一天超过市场劳动因子净供给率后，资本家为他们的“贪婪”付出代价的时候就要到了。

由于劳动因子的市场净增长率在逐渐下降，当下降到低于资本的增长率时，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如此累积下去，就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如果国家不干预的话，经济危机的爆发是无法避免的。

20世纪的几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力是大得惊人的。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挽救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以后推出来的一系列国家干预政策，例如反经济周期政策，强迫资本家扩大消费，鼓励消费信贷等等措施的出台都大大缓解和削弱了这种类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除了这种类型的经济周期，还有存量资本引起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但是这种影响不可能得到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的干预政策来削弱这种类型的经济周期的影响，它们都形成一个共同的结果，即降低资本利润率，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使之和劳动因子市场净增长率相适应。因此，战后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然还有技术增长的因素）。

上述分析是在技术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现在放宽这个假定。技术的增长从某方面来说降低了产品的生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增加了劳动因子对市场的供应，因此技术增长对资本利润率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技术拉动型增长。技术的增长会带来市场利润率的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因劳动因子供给率下降而造成市场利润率下降的影响。美国的经济是典型的技术增长型，它不像发展中国家一样，例如中国。

中国目前的状况就仿佛处在19世纪美国的状况一样，都处在资本积累阶段。然而中国要比哪个时代的美国要幸运得多，一是有了前车之鉴，知道运用反经济周期政策实行国家干预，从而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二是积极通过改革开放，大量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在实现劳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技术拉动经济的增长。

劳动推动经济增长可以用总就业人数的增长来衡量，属于一种“横向”增长，即经济总量随着就业总人数的增加而增长，但是人均生活水平不变（可用每个人提供的劳动因子数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来衡量）；技术拉动型增长可以用人均生活水平的增长来衡量，属于一种“纵向”增长，即在总就业人数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量随着就业人数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的。

社会发生技术进步时，产品的生产价值降低，于是就会有富裕的劳动因子游离出来，去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即便在总劳动资源不变的前提下，技术的增长使得社会总产品的数量更多，同样实现了经济增长。

由于工人在提供劳动因子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在技术发生进步的条件下能够生产出和分配到更多的产品，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的。

衡量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考虑用人均消费的最终产品数量的增长，即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来衡量。凯恩斯认为产品过剩的原因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他并不知道产品过剩的真正原因是资本相对过剩。凯恩斯的拉动内需的政策不是解决产品过剩或是资本过剩的良方，解决产品过剩的方法有提高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市场利润率，把过剩资本投资于国外等等。

但是凯恩斯的拉动内需的政策是实现潜在劳动因子进入市场的良方。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劳动力等着就业，但是潜在劳动因子是不能自动进入市场的，它必须要靠消费拉动。这才是凯恩斯的拉动内需政策的真正用武之地。

因此，凯恩斯的拉动内需政策只适用于劳动推动型的市场经济，它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不适用于技术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拉动内需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外贸拉动，仅从推动潜在劳动因子进入市场的效果来说，外贸拉动不如直接拉动内需，外贸拉动内需是一种间接拉动行为。但是中国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出更多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有效劳动因子，鼓励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华投资，这些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这种外贸拉动内需能够同时实现技术拉动经济增长和劳动推动经济增长。技术拉动经济增长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外贸拉动需求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好的方式，再也找不出比它更好的了。

所以客观地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大半的功劳要归功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这样快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技术和劳动的双重推动的结果，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早晚会收敛于技术增长，就像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极大的国家，技术条件目前来说还比较落后，因此，中国保持这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

在不考虑存量资本的条件下，资本本质上就是分配给工人的最终消费品。因为经过一个生产周期以后，生产资料和中间品的价值形式都进入了最终产品当中，其实物形式也会消失。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就是资本商品对工人的分配。社会总产品可以划分为工资和利润，工资即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工人的部分，利润即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资本家的部分。在社会总产品数量给定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主要反映的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社会分配的此消彼长关系。

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从社会预付资本的角度来考虑，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就是资本商品对工人的预先分配，在期初资本家预先支付工人的工资就是预付资本。经过一定时期，预付资本发生增殖，发生了增殖的资本也就是期末的社会总产品。所以社会总产品也可以分为期初预付资本和由预付资本带来的利润。期末社会总产品中原本属于工资的部分，已经由资本家以预付资本的形式分配给了工人，现在期末总产品完全归资本家所有。期末总产品除了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之外，他还要用于下一时期的预付资本。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假定市场利润率给定，例如假设劳动因子市场净增长率为10%，在假定工资完全用于消费和利润完全用于积累的条件下，要维持劳动因子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市场利润率也应该为10%，那么单个企业的资本在每个生产周期过后就会以10%的速度膨胀。若要计算社会总资本增殖的话，那就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构体系进行不断的成本加成得出。因此尽管社会总产品可以划分为预付资本和利润，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不是此消彼长的分配关系，而是资本或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快慢关系。

二、循环资本和存量资本

上述分析是在没有考虑存量资本的条件下进行的。现在放宽这个假设，考虑现实状况中的存量资本。由于现实中总是存在着中间品，例如固定资产，那么劳动还原理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最终消费品仍然可以被彻底的还原成为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只是对于固定资产等中间品来说，被还原成劳动的不是它全部的价值，而是它本期进入产品的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折旧。这样一来，就会有大量的固定资产价值、因暂时没有进入到最终产品当中而没有被还原。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暂时没有被还原的中间品资本，我们把它称之为存量资本。能够进行劳动还原的中间品资本，例如固定资产折旧、原材料等中间品属于循环资本，无论是存量资本还是循环资本，都有相同的利润要求。

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按照其价值转移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就是其价值要经过多个生产周期才能全部转入产品当中，例如厂房、机器等等；流动资本就是其价值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一次性转入产品当中，例如原材料、工资等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表明，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总会有一部分资本以生产资料或中间品的实体形式停留在各个生产阶段；也有一部分资本的价值形式和实体形式完全进入了最终产品当中。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不懂得劳动还原理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显得比较表象，没有准确反映出资本流转的本质。

下面给出循环资本和存量资本的划分。所谓循环资本就是资本价值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一次性转入当期产品中，并且因此发生增殖的资本。循环资本本质上就是社会总产品中（最终消费品）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那部分，尽管在生产过程中会临时出现一些过渡形式的中间品循环资本，但是这些临时的中间品循环资本在一个生产周期之内便会“消失”在最终产品当中。在资本预付的形式下，循环资本最初是预付资本的一部分，预付资本的另一部分是非循环资本。

那么如何定义预付资本中的循环资本呢？由于资本是对工人分配的最终消费品，因此，分析循环资本就必须分析工人提供的劳动，就必须分析劳动还原。任何的最终消费品我们都可以按照一定生产技术逆程序还原成劳动生产方程式，那么现在可以定义循环资本为预付资本中分配给劳动生产方程式中工人的最终消费品。

现在来研究存量资本，所谓存量资本是指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等客观原因，总有一部分资本的价值形式在任何时期以生产资料和中间品的形式停留在各个生产领域，这部分资本价值形式就称之为存量资本。

例如由于生产技术原因而存在的固定资产净值，为了避免缺货损失而保存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库存价值，这些都属于存量资本，它们在任何时期都存在。

存量资本与固定资本是不同的，存量资本主要体现为资本的价值存量形式上，表明的是在任何生产周期内，因客观原因总是存在着，而又没有进入最终产品的那一部分资本价值。它不仅包括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净值，也包括原材料、半成品等流动资产价值。存量资本、循环资本和非循环资本的划分是研究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内在要求。

生产达到稳定状态，存量资本也会达到稳定状态。在某一个生产周期之内，会有部分固定资产价值转入最终产品当中，会有部分固定资产存量资本转化为当期循环资本，我们称这个价值为折旧（当期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不是存量资本，它属于循环资本）。同时，为维持稳定生产，必须有与上期计提折旧相等价值的新固定资产投入到下一个生产周期当中，否则生产和分配就达不到均衡了。因此，只要达到生产和分配的均衡状态，固定资产存量就是一个稳定的量；同样道理，只要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原材料和半成品库存价值也是一个稳定的量。

现在定义存量资本增量。在定义存量资本增量之前要分析一下当期投入的劳动。在当期投入的总劳动资源中，一部分劳动构成最终消费品还原成的劳动生产方程式，对这部分劳动分配的最终消费品就是循环资本。但是在当期投入的总劳动资源中，还有一部分没有进入劳动生产方程式，这部分劳动生产出来的就是中间品或生产资料的增量（假设经济增长，总产出量增加，存量资本因此也会较上期增加），它们就是存量资本的增量。因此所谓存量资本增量就是本期预付资本中，对当期投入的、但是没有进入劳动生产方程式中的、劳动提供者分配的资本部分“转型”的中间品价值增量。可见预付资本可以分为循环资本和非循环资本，其中前者直接“转型”为最终产品，后者“转型”为中间品增量。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预付资本是最终消费品，存量资本是中间品，存量资本不是由预付资本中非循环资本直接生产和直接转化过来的。存量资本也是劳动和自然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中间品它本身也可以进行劳动还原。预付资本中的非循环资本仅仅是对参与存量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进行分配的最终消费品，存量资本的生产价格仍然可以按照非循环资本的价格进行成本加成得出，所以我们称预付资本中的非循环资本“转型”为存量资本增量。

存量资本是一个动态的量，尽管它在生产稳定时是一个稳定的量。所谓动态的量是指存量资本中有部分资本转化为循环资本，同时又有新的存量资本投入到生产中去。就好像一条河流，水不断地从下游流出去，同时又有水不断地从上游流进来，但是河流总的储水量是不变的。

当经济总量增加时，产能因此会增加，这时就需要一个比以前大的存量资本与之相适应。例如当一家企业产能突然翻倍，那么它固定资本计提的折旧就可能翻倍，在不断的生产循环中的固定资本存量也要翻倍，同时它的原材料存货和半成品存货也可能翻倍。也就是说当企业产能增加时，其存量资本也会相应地增加。

在计算某产业链一定时期总产出量时，要计算两个方面：一个是一定时期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即一定时期投入的总循环资本及其增加量（利润）；另一个就是总存量资本的增加量。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一个生产周期期初投入的总资本中，一部分资本的价值在这个生产周期之内全部转入到最终产品当中，非但如此，而且还发生了增殖。这部分期初投入的资本（即预付资本）除了包括循环资本外，还包括非循环资本。循环资本价格加上增殖的利润就等于在这个生产周期中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价格总量。另一部分期初投入的资本（即非循环资本的价值）在这个生产周期之内没有转入到最终产品当中，它们仍然以中间品增量的形式停留在各个生产阶段。同样，这部分期初投入的资本的价格加上相应利润就是中间品资本增量的价格。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也要计算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本期生产的最终消费品数量，另一个是本期新增的存量资本。要同时计算本期循环资本的总量及其增殖部分和本期非循环资本及其增殖部分。

三、存量资本是经济周期产生的重要原因

和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静态国民经济核算不同，本书提供的是一种动态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并且要涉及到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型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各个因素的分配要求。所以如果用生产价格来动态核算国民经济账户相对来说更为抽象。

假设本期期初投入的资本总量（总价格）即支付给工人工资总价格为W，假设为稳定的简单再生产模式，即利润全部被资本家消费。在稳定生产模式中，存量资本是一个动态稳定的量，其增量为零。因此本期期初投入的资本总量全部都一次性的进入社会最终产品当中，本期期初投入的资本总量都属于本期投入的循环资本，那么本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本期期初投入的预付资本在市场中不断地进行成本加成后形成最终产品的价值，它等于预付资本价值加上利润。

现在假定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即假设每年劳动因子净增长率为10%，因此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为10%。由于经济总量增长包括最终产品和中间品两个部分的增长，不妨假设经济总量每增长10%，则最终消费品增长7%，中间品增长3%。

由于每年劳动因子净增长率为10%，在工人实际工资不变的条件下，每年的预付资本也必须要增加10%。每年预付的资本只能是最终消费品，不能包括无法消费的中间品。

因此从动态分析的角度来看，就出现了矛盾：即第一年虽然经济增长率为10%，但是其最终产品的增长率只有7%，为了维持第二年10%的经济增长率，以及为了支付第二年新增劳动力的工资，预付资本必须增加10%，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品必须增加10%；但是第一年的最终消费品只增长了7%，也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增长，有一部分劳动者生产出中间品增量而不是最终消费品，经济增长使得部分劳动者因生产中间品而没有直接进入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尽管他们生产的是存量资本，但是这部分劳动者的分配要求不是中间产品，而必须是生活资料，必须是最终消费品。这样就会出现最终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结果只能是价格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

工人实际工资的降低可以暂时解决上述分配矛盾，但是价格上涨和实际工资的降低使得资本家以为有利润可赚，于是人为地扩大生产。资本家越扩大生产，最终产品越不够分配，工人的实际工资越低，通货膨胀就越厉害。于是这种滚雪球效应的出现，使得经济出现假繁荣。

在初期，存量资本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非常高，最终产品数量增长相对缓慢，工人实际工资持续降低，但就业率一直在增加，通货膨胀持续走高。由于就业率的增加，最终消费品的需求量是增加的。

在中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巨大产能开始释放，最终产品数量的供应开始加速增长，但是就业人数达到了极限，并且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下降，工人的支付能力在下降，所以市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量达到了最大限度，并开始向供过于求的状况转折。

在后期，企业巨大的产能过剩，产品严重供过于求，大量工人失业，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经济严重衰退。

在末期，由于经济持续衰退，存量资本开始降到最低，产能完全释放，消费需求开始增长，经济逐渐复苏。

由于经济增长会有一部分劳动资源分流于存量资本的生产，结果造成最终消费品的不足，从而导致虚假繁荣。这种虚假繁荣的主要特征是：当市场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因就业人数无法再增加的前提下而达到了消费品的供需均衡时，企业产能才刚刚开始释放，存量资本达到了最大。

它与之前讲述的过剩经济不一样，过剩经济实际上是由于产品生产价格的刚性而导致资本的过剩，它是最终消费品的过剩而不是存量资本的过剩。

由于存量资本的存在，经济周期性地增长一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靠劳动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破坏力是更是巨大的。因为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潜在就业的人数大得惊人。当虚假繁荣出现时，大量的潜在就业人数实现了就业；当经济萧条时，又有大量的工人失业。经济由此波动的幅度会很大，因此，若不对此实施反经济周期政策的话，很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所以凯恩斯的反经济周期政策特别适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但是完全靠技术拉动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其潜在就业人数较小，加上其实施健全的消费信贷制度，这种消费拉动模式几乎可以实现工人自动就业，凯恩斯的反经济周期政策因此并不很适用。

四、反经济周期政策关键在于治理存量资本

为抑制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反经济周期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造成后期持续出现过剩产品。即便如此，市场仍然有着巨大的产能。

反经济周期政策的关键是在经济周期的前期治理，重点在于预防，防止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防止“滚雪球”效应继续扩大。政府可以采取加息、征税、紧缩货币等宏观政策来减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也可以通过鼓励固定资产购买企业进行分期付款、建立国家最终消费品储备实施对冲等专门针对“滚雪球”效应的方法来缓解经济周期性的波动^[25]。

加息会增加固定资产信贷成本，能有效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进一步扩张，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住通货膨胀的增长，但是加息对经济影响的副作用也大，主要表现在虽然在短期内会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扩张，达到降低物价的作用，但是就长期而言，加息会最终抬高物价^[26]。

征税相对来说副作用要小，针对性要强，政府可以针对投资过热的行业进行有选择地征税，也可以对固定资产制造也进行征税。这些措施都会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能够遏止住经济过热现象。依照中国目前的状况，征税显然要比加息好。

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副作用最大的一项宏观调控政策，货币仅仅是劳动因子的计量标准，货币是中性的，维持货币这种固定的计量标准是经济健康运转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紧缩性货币政策打破了这种固定的计量标准，造成了经济不必要的震荡，尽管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但是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更好的办法。

鼓励固定资产购买企业进行分期付款政策，固定资产制造业的劳动因子支出并没有进入当期最终产品中，但是这些劳动因子又必须参与最终产品的分配，由此造成工人的实际工资较以前下降，企业利润也就上升了，结果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鼓励分期付款即固定资产制造业生产出固定资产以后只有部分劳动因子得到了分配，另一部分劳动因子被延期消费，这样就会有效缓解“滚雪球”效应，达到遏止投资过热的目的。

但是鼓励分期付款政策只能作为一项辅助政策而不能作为主打政策，原因就在于过多地实施分期付款政策会造成“三角债”的蔓延以及大批工人工资被拖欠的现象。

建立国家最终消费品储备实施对冲政策是指当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市场利润率上升以及通货膨胀持续上升时，国家动用最终消费品储备，国家针对市场上明显物价上升过快的最终消费品动用储备，当然国家也可以从国外进口这些最终消费品，国家储备和国家从国外进口的最终消费品投入市场，迫使物价下降，工人实际工资上升，市场利润率下降，从而抑制“滚雪球”效应的进一步扩大；当产能过剩而引起产品过剩并因此引发经济萧条时，国家可以购进这些过剩产品，建立国家储备，积极鼓励过剩产品出口。

这种国家动用储备实施市场对冲的政策是最好的控制经济周期剧烈波动的政策之一，它可操作性强，尤其是没有副作用，对于目前顺差持续扩大的中国更为适用。缺陷就是对于在国家无法建立最终消费品储备以及国家无法实施进口策略的条件下，例如纯粹的技术革新生产出来的、市场以前没有过的新产品，这时候对冲政策就显得不适用了。

综上所述，治理经济周期的政策有很多，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有选择地实施某一政策，也可以实施组合政策。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周期式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治理经济周期的目的是尽量控制住虚假繁荣，防止经济发展起伏过大，就目前来说，还不可能消除经济周期。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在经济周期的后期，即经济衰退时国家该如何应对。处在经济周期的后期，企业产能过剩，产品过剩，大量工人失业，因此，国家要应对的就是如何有效处理产能过剩、产品过剩和解决工人失业的问题。如果国家在经济周期前期预防力度不大，那么经济周期后期的这些问题就更为严重。

国家应对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

减息政策，减息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但是这个时候产能明显过剩，要重点处理掉这些过剩的产能，而不是要继续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除非经济周期的波动只是局部过热引起的一部分企业产能过剩而另一部分企业产能不足的情况。减息政策固然对缩短经济萧条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不是当前最有效的方法。

减税政策，减税尤其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可以起到促进消费从而减少过剩产品的作用，但它不如消费直接拉动内需的效果明显。

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供应货币似乎能起到降低利率的作用，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它确实能通过改变人们的预期来影响利率，这只是暂时现象。

利率和市场均衡利润率是密切相关的，在理想条件下两者是相等的。决定市场均衡利润率的因素相对来说是一些客观因素，是在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与劳动因子市场需求相均衡的条件下决定的，利率也应该和市场均衡利润率保持协调，假设市场有这个能力使得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能够和劳动因子的时常需求自动均衡，那么市场均衡利润率就能被市场确定，市场均衡利润率被市场确定后，利率也就随之被确定了。换句话说，利率在理想条件下可以由市场给定，利率不是由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生产价格具有刚性，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和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是不能自动达到均衡状态的，市场往往达不到它所希望的均衡利润率。当实际市场利润率高于均衡市场利润率时，市场容易出现产品过剩；当实际市场利润率低于均衡市场利润率时，市场容易出现资本不足。

因此只能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实现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和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整利率，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市场利润率，从而达到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和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的平衡。也可以说达到投资需求（即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与投资供给（即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的平衡。当实际市场利润率高于均衡市场利润率时，这时候就会出现储蓄大于投资即出现产品过剩的情况^[27]，这时就应该降低利率水平，进而降低市场实际利润率，降低产品生产价格，在资本家个人消费积累率不变的条件下，降低社会储蓄，实现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和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的平衡，即使得储蓄和投资相等。当实际市场利润率低于均衡市场利润率时，这时候就会出现储蓄小于投资即出现资本不足的情况，这时就应该提高利率水平，进而提高市场实际利润率，提高产品生产价格，在资本家个人消费积累率不变的条件下，提高社会储蓄，实现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和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的平衡，使得储蓄和投资相等。

由此看来，储蓄和投资一般是不相等的，如果储蓄和投资能够保持相等，那么利率水平就直接由市场决定，也就不会出现产品过剩甚至是经济危机的问题了。因此，调整利率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促进投资和储蓄平衡的主打工具。

货币是中性的，用改变货币供应量的大小来进行宏观调控只能对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因此笔者不支持运用货币政策来治理经济周期。

建立国家最终消费品储备实施对冲政策。在事先采取了积极预防措施的条件下，在经济周期后期，由产能过剩引起的产品过剩问题，不会过于严重，这时国家可以购入这些过剩产品，作为国家储备，用以弥补在经济周期前期投入的国家储备，实现国家储备的正常循环。但是，如果在经济周期的前期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在经济周期的后期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时，这项政策就不是最有效的了。因为大量的过剩产品被国家发行货币收购的话，会产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除非国家能够把为购买过剩产品而发行的货币回收回来。

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政策，在经济周期后期问题不严重的情况下、和在市场生产出来的过剩产品还没有超过整体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有效果，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政策可以考虑针对工人或中下收入阶层实施优先分配的措施，因为这部分人消费需求大但是他们的消费购买力有限。但是如果在经济周期的后期问题比较严重，产能出现巨大过剩，市场生产出来的过剩产品已经超过了整体市场需求，这时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政策效果就不大了。

国家直接投资拉动内需政策，这项政策对处理经济周期后期发生严重问题更为有效。在经济周期后期，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也严重过剩，大量工人失业，通货紧缩。国家此时可以发行国债，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军事、科技等能够产生收益的项目，这样就能够消化产能，消化过剩产品，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如果国家投资的这些项目能够直接产生收益，例如，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建成以后可以直接收费，直接产生收益，那么就可以用直接产生的收益偿还国债；国家直接投资若不能产生直接的效益而只能产生间接收益，例如投资于基础科学研究，那么国家就必须要征税来偿还国债。如果国家不用举债的形式，改为直接发行货币进行投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一定要和发行国债的借债还债循环一样，发行的货币要及时地收回来。例如，建成高速公路后，为此发行的货币用直接收益收回；国家直接投资于基础科学研究而发行的货币可以通过税收的形式收回，这和上述的借债还债是一样的道理。国家用发行货币的方法进行投资可以缓解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这在经济周期后期更为适用，但是要注意发行出去的货币一定要收回来，保持良性的货币循环，否则容易造成通货膨胀。

五、GDP核算的微观基础——资本劳动还原理论

存量资本就是目前尚未转变成为循环资本，但是在以后的生产周期之内会逐步转变成循环资本的资本形式，它在任何生产周期内都存在。因此，在计算本期国民生产总值时，只能计算它的增量；而循环资本只存在于某一个生产周期中，因此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要计算它及其利润的总量。

存量资本存在于任何的生产周期，厂房、机器、存货等都属于存量资本的概念范围内。存量资本可以被形象地看成一种沉淀资本，这种沉淀资本虽然以不同的实物形式存在，但是都可以对它们进行劳动还原，可以把它们还原成为不同实物形式的自然资源和有着共同形式的人类劳动。如果不考虑自然资源要素，那么这些沉淀资本本质上还是分配给工人的最终消费品。不同的是，它们是“延期”的资本形式，它们要在好几个生产周期以后才能“消失”在最终产品当中。

在解释清楚循环资本和存量资本以后，现在就可以着手来探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经济核算问题了。

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理论一直都没有给出它的微观基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的微观基础绝对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不可能推导出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真正的微观基础就是本书的资本劳动还原理论。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被定义为经济社会（即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包括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

这一定义有如下含义：1．GDP是一个市场价值的概念。2．GDP测度的是最终产品的价值，中间产品价值不计入GDP，否则会造成重复计算。3．GDP是一定时期内（往往为一年）所生产而不是所售卖的最终产品价值。4．GDP是计算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因而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流量是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量；存量是一定点上存在的变量。5．GDP是一国范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从而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与此相联系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则是一个国民概念，指某国国民所拥有的全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6．GDP一般仅指市场活动导致的价值，家务、自给自足生产等非市场活动不计入GDP中。这些都是从某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课件中摘录下来的。下面，我们按照本书我提出的新的理论体系来重新解释和定义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被定义为经济社会（即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包括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这里的“一定时期内”可以理解成为一个或几个生产周期。“运用生产要素”主要是指劳动要素，因为按照劳动交换价值论，利润、地租、租金、利息都是劳动要素创造的。自然资源要素虽然是独立的生产要素，但是它并不创造价值。“全部最终产品（包括物品与劳务）”这里主要是指最终消费品。但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仅被定义为生产出来的全部最终消费品是不全面的，它还包括本期比上期增加了的生产资料或中间品。根据资本劳动还原理论，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时要计算两个方面：一是最终消费品即本期投入的循环资本总量及其增殖部分，另一个是中间品的增加额，即本期存量资本的增量。^[28]

“1．GDP是一个市场价值的概念。”这里的“市场价值”主要是指国内生产总值用什么单位来进行衡量。从价值形式上，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看成是一定时期投入的总劳动资源（总劳动因子数）。在实物形式上总劳动资源无非转化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最终消费品的增加，另一个是中间品的增加。因此完全可以用劳动因子为单位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如果在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那要折算成同一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因子标准。例如，今年比上一年发生了技术进步，那么就可以考虑在今年投入的总劳动因子数的基础上乘一个技术进步乘数，来换算成为与上一年在相同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因子标准。另一个就是可以用包含了各种分配因素的生产价格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生产价格就是以货币为媒介，在考虑了多种分配因素的分配要求以后实现的价值向价格的转型。

以生产价格衡量国内生产总值除了要考虑技术进步以外，还要考虑市场利润率的变化、自然资源租金的变化等多种分配因素的分配要求的变化，当然还要考虑名义货币单位的变化，还要考虑由于流通的货币量发生变动而引起的名义价格的变化。因此用生产价格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由于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准确性要低些。

用生产价格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在以劳动因子构造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产权主体的分布情况不断地进行成本加成，把价值转型为生产价格；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从预付资本的角度出发，按照市场产权主体的分布不断进行成本加成，最终得出预付资本中循环资本和非循环资本及其增殖。

“2．GDP测度的是最终产品的价值，中间产品价值不计入GDP，否则会造成重复计算。”这里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就是一定时期内投入的循环资本价值及其增殖总量，这里的“中间产品价值”就是指一定时期的存量资本的价值。根据资本还原理论，计算GDP时要计算循环资本总量和存量资本的增量，不能计算存量资本的总量，因为只有存量资本的增量才属于当期投入的总劳动资源的一部分。

“3．GDP是一定时期内（往往为一年）所生产而不是所售卖的最终产品价值。”这里的“所生产而不是所售卖的”是指在计算GDP时，只能计算一定时期生产出来的总产品，而不能计算一定时期所售卖的总产品，因为后者可能包括了以前时期的产品存货，而这部分存货由于不是本期投入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因此不能把它们计算进去。

“4．GDP是计算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因而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流量是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量；存量是一定点上存在的变量。”循环资本属于流量，存量资本属于存量，但是存量资本的变动量属于流量。因此GDP是计算期内流量而不是存量。

“5．GDP是一国范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从而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与此相联系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则是一个国民概念，指某国国民所拥有的全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是有区别的，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不能同前面论述的计算国内生产总值那样，计算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增加，因为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不是建立在劳动还原市场模型之上的。可以考虑采取其他的方法进行计算，例如收入法等等。

“6．GDP一般仅指市场活动导致的价值，家务、自给自足生产等非市场活动不计入GDP中。这些都是从某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课件中摘录下来的。”这里“GDP一般仅指市场活动导致的价值”，笔者认为不够准确，确切地说应该是能够被准确计量到的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仅指市场活动导致的价值。家务、自给自足生产等非市场活动由于其难以被准确地计量到，因此一般不能被计入GDP中。从理论上说，家务、自给自足生产等非市场活动仍然属于国内生产总值，因为这些都是有效劳动因子的支出。对于可市场化而出于某些条件没有进行市场化的家务、自给自足生产等活动，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对它实施计量，否则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会有较大的偏差。

现在来研究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三大方法。

1．支出法

支出法也叫做产品流动法、产品支出法、最终产品法。用支出法核算（GDP），就是核算经济社会（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出口这几个方面支出的总和。

支出项目包括：

1）消费（居民个人消费）支出（C）

◆耐用品（如小汽车、电视机、洗衣机等）

◆非耐用品（如食物、衣服等）

◆劳务（如医疗、旅游、理发等）

建造住宅的支出则不包括在内

（2）投资（I）

◆厂房◆机械设备◆住宅◆企业存货

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新厂房、新设备、新商业用房以及新住宅的增加。存货投资是企业掌握的存货价值的增加（或减少）。

（3）政府购买支出（G）。是指各级政府购买物品和劳务的支出。

政府购买支出只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支出的另一部分主要有转移支付、公债利息等，不计入GDP。

（4）净出口（NX，X－M）。是出口（X）与进口（M）的差额。

最后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总公式为：GDP＝C＋I＋G＋NX

支出项目的第一部分消费就是针对一定时期生产出来的最终消费品，这部分的消费主要是指居民消费，其包括的最终消费品项目有：耐用品（如小汽车、电视机、洗衣机等）、非耐用品（如食物、衣服等）、劳务（如医疗、旅游、理发等）。但是用于个人消费的最终产品——建造住宅的支出如商品房则必定包含于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我们不能把这部分作为投资，这里的投资主要是指对中间品的投资，商品房属于最终消费品而不是中间品。

支出项目的第二部分投资就是市场针对中间品的投资，其包括的中间品投资项目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新厂房、新设备、新商业用房以及新住宅的增加，存货投资是企业掌握的存货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注意资本的本质是最终消费品，与这里投资的意思不同，这里投资的意义仅指企业对中间产品的投资，是一定时期内中间产品的增量，这也就是存量资本的增量投资。本书投资的意义是指对预付资本的投资，从资本形态的角度来划分，资本可分为预付资本和存量资本，其中预付资本又可划分为循环资本和非循环资本，前者在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期内发生增殖其价值直接进入到最终产品当中^[29]；非循环资本也会在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期内发生增殖但其价值进入到中间品当中而没有直接进入到最终产品当中。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概念仅仅限于企业针对中间品的投资，它仅仅描述的是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期内存量资本的增加额。

支出项目的第三部分政府购买支出，包括政府为维持其正常运转而参与对社会最终产品的各种分配要求。从整个市场运行成本来看，由此产生的成本包括制度成本和信息成本。除了直接进行国有投资外，政府主要通过税收的形式来强制性地参与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支出项目的第三部分政府购买支出包括政府以征税的形式获得的对社会总产品分配部分（暂不考虑国有投资收入形式），再扣除以转移支付、偿还国债利息等二次分配形式返还给市场的部分，所剩余部分就是支出项目的第三部分政府购买支出。这部分购买支出为社会最终产品的支出，它包括最终消费品和非最终消费品，前者主要是为了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后者是为了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一些最终产品，例如政府办公大楼，办公用品、警务军务用品等等。

支出项目的第四部分净出口（NX，X－M），是出口（X）与进口（M）的差额。出口和进口部分同样包括最终产品的出口和进口以及中间产品的出口和进口。注意国外向国内投资，其预付资本及其增殖形成的最终产品属于国内产品，若这些国内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再回到该外国，则仍然属于产品出口；同样道理，国内向国外投资，其预付资本及其增殖形成的最终产品属于国外产品，若这些国外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再回到该国，则属于产品进口。因此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无论其预付资本的构成是属于国内还是国外，总预付资本及其增殖形成的最终产品都属于国内产出，都要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范围之内。

通过以上分析，现在就可以给出GDP的核算公式了。若以生产价格为核算单位，则：GDP＝C＋I＋G＋NX＝最终产品生产价格＋中间品增量生产价格＋进出口净值＝期初预付资本总量＋总利润；若以劳动因子为核算单位，则：GDP＝计算期内投入的总劳动因子数＝最终产品劳动因子数＋中间品增量劳动因子数＋进出口净值。

注意最终产品包括最终消费品和非最终消费品，它包含了公式中的C和G，中间品增量就是I。这里的进出口净值包括最终产品的进出口净值和中间品的进出口净值，通过加上进出口净值，把最终产品和中间品转化为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国内生产的中间品。

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要复杂些。因为国民生产总值不像国内生产总值那样可以严格按照资本劳动还原理论来计算，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重点要从收入的角度来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投资于国外的预付资本利润＋国内居民在国外的工作所得－国外投资于国内的预付资本利润－国外居民在国内的工作所得。

2．收入核算法

GDP可以通过核算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总收入来求得。原因：总产出等于总收入。注意：我们是从收入和分配的角度来测算整个社会总产出或总收入。收入法也叫做要素支付法，或者要素收入法。这种方法是从要素收入的角度出发，把几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各种收入（工资，地租，利息，利润）相加。

（1）工资、利息和租金等生产要素的报酬。

（2）非公司企业主收入，如医生、律师、农民和小店铺主的收入。

（3）公司税前利润。

（4）企业转移支付及企业间接税。

（5）资本折旧。

国民总收入＝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

收入核算法的基本原理是产品在生产出来的同时，每一个参与生产和分配的阶层都被授予一项收入凭证，各个阶层借此参与产品的分配。

理论上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的生产都会产生收入凭证，这些收入凭证的总和就是产品的生产总价值。这些收入凭证的产生不一定必须以分配完成为前提，例如，企业在产品卖出后才发工资，产品不卖出去就不发工资，但是产品一经生产出来以及只要有劳动投入就要计提工资，不论工资是否发放，都将产生收入凭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处在产品大量积压分配不出去的时候，用收入法核算也不会与支出法核算有出入。为方便起见，我们假设不考虑存量资本的影响，并且生产出来的社会最终产品都实现了有效分配。

根据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等于一定时期总劳动资源的支出量，社会总产品都是由这些劳动资源生产出来的；按照收入法，社会总产品全部被分配于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的总收入就是这些社会总产品，因此社会各个阶层的总收入必定等于一定时期内总劳动资源的支出量，收入法和支出法是一致的。

支出法蕴涵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社会总产品只能由劳动生产出来；收入法蕴涵着劳动产品按照各种分配要求形成多种的收入形式，具体包括：工资、利润、租金、利息、税收等等。因此按照收入核算法：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税收。

在“国民总收入＝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西方宏观经济学）一式中，折旧不能作为收入项目。因为按照资本劳动还原理论，折旧作为循环资本，已经计入工资、利润等收入形式当中，如果国民总收入再计算折旧的话，就会出现重复计算的情况。

3．生产核算法

GDP可以通过核算各行各业在一定时期中的价值增殖来求得。该方法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来源。原因：最终产品价值等于整个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加之和。注意：我们是从生产的角度来测算整个社会总产出或总收入。

生产法也叫做部门法。它是按照物质产品与劳务的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在用该方法时，各物质生产部门要把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仅计算本部门的增殖。商业、服务等部门也按照增殖法计算。卫生、教育、行政等部门则按照该部门的工资收入来计算，以工资代替他们所提供的劳务的价值。

在评论生产法之前我们来简单地分析一下生产单元和产权主体的联系和区别。生产单元是从社会化大生产的纯技术角度来分析的，生产任何一个最终产品一般都要分步骤进行，都有自己的生产工艺流程。为了劳动还原研究的方便，在上述最终产品的生产流程中，把一个或几个合并的生产步骤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我们称之为生产单元。每个最终产品的生产单元体系只不过是该最终产品的生产步骤人为地组合体系，生产单元和生产步骤一样形成了相互衔接的产业链体系。产权主体是从制度分配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产权归私人所有，于是最终产品的生产单元也就完全由私人掌控，他们负责各个生产单元地正常运行，享有各个生产单元产生的利润。因此可以把有私人掌控的一个或多个合并的生产单元称为产权主体。注意这里的多个合并的生产单元可以指纵向合并，例如，处在某最终产品产业链上相互衔接的生产单元的合并，包括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收购等等；另外合并也可以指横向合并，是指把具有相同业务流程的生产单元进行合并，类似于企业收购竞争者等横向一体化扩张等等。在一个产权主体内，可能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生产单元，尽管这些生产单元拥有相同的业务流程，甚至是生产相同的中间品。例如，钢铁制造厂，它生产出来的钢铁既可以用来制造汽车，又可以用来生产家电，还可以用来构建住宅等等。因此，如果从产权主体的角度分析，钢铁厂是一个产权主体；但是如果从生产单元的角度分析，钢铁厂就分属于几个不同性质的生产单元，尽管它们有着相同的工艺流程，生产相同的中间品。

用生产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无非就是把所有的生产单元、所有的产权主体合并成一个个的生产部门，然后按照各行各业的价值增殖计算国内生产总值。这里的价值增殖就是在计算期内投入总劳动资源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增殖也等于生产所有最终产品的产业链投入的总劳动量。从资本劳动还原理论的角度考虑，这个总劳动量一是形成了劳动还原理论的“劳动生产方程式”，二是形成了劳动投入形成的中间品增量。

按照西方宏观经济学，国民收入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折旧得到国民生产净值，然后再用国民生产净值减去税收得到国民收入。国民收入通俗地说就是衡量经济中所有人赚到了多少钱。国民收入核算把国民收入划分为五个组成部分，划分标准取决于赚到的一种收入方式。这五个项目包括：雇员报酬、业主收入、租金收入、公司利润、净利息。我们知道，运用支出法和运用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是一致的，无论最终产品是否被分配完全，无论是否考虑到中间产品的增量变动。只要产品一经生产，所有的阶层都会获得某种收入凭证，而不论产品是否卖出去。因此按照收入核算法，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利润＋租金＋利息＋税收。国民生产总值按照收入核算也和上面的一样，只不过是它要加上国外的属于本国国民的收入和减去国内的属于国外的国民收入。在核算国民收入时，只要用国民生产总值减去税收即可，而不用再减去折旧。因为资本劳动还原理论，折旧同样属于循环资本，折旧对一部分企业是费用，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企业如该固定资产制造业来说则是收入。折旧同样可以进行劳动还原，同样可以被计算为收入，对使用固定资产的企业来说，要减去折旧才能计算出净收入，但是对制造该固定资产的企业来说，这部分折旧就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流入。因此，在计算国民收入时不要另外减去折旧，否则会造成极大的偏差。

由于税收是国家为维持市场正常运行而进行的强制性收入分配，因此这一部分的收入分配不能计入国民收入，尽管税收来源于劳动产品。

另外，国民收入反映了国民的可分配的最终消费品的数量。一国的收入不在于货币，而在于这些货币反映的最终消费品数量。所以准确地说国民收入应该是一国在一定时期生产出来的、可供国民分配的最终消费品数量。

国民收入的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扣除了税收以后还要扣除一个关键的量，即计算期内的中间产品的增量，也就是说要扣除按照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说法的本期“新增投资”，因为中间品是不能被直接分配的，它不构成国民收入。

最后我给出的国民收入的计算公式为：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税收－中间品增量。

【注释】

[1]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2]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3]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8页。

[4]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5]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6]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7]这里还不能考虑因各个阶段的生产周期不同而导致的r不同，具体操作时可以把各个生产单元还原出来的劳动折算成同一周期的劳动，以使得利润率r保持相同。

[8]与其说李嘉图按照这个价格形成公式进行推理的，不如说是笔者为他设计好的。

[9]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10]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11]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12]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13]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14]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15]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页。

[16]生产周期是指处在不间断生产的前提下最终消费品生产的最后一个生产单元中生产一个最终消费品所需要的时间。在不间断生产的前提下，由于社会化生产是比例化生产，因此其他生产单元也是按照这个生产周期进行生产的。由于本例中不考虑产权主体因素，因此只需考虑生产周期因素即可。

[17]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4页。

[18]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4页。

[19]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4页。

[20]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4页。

[21]《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2]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3、55、58页。

[23]技术条件变化还会引起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单元发生的分立或合并。

[24]由于等量劳动等量收入，因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因子数仍然等于它分配到商品的劳动因子数，于是工人分配到的最终消费品数量从价值上就等效于工人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

[25]可以有效延迟固定资产制造业的消费，从而达到缓解“滚雪球”效应的目的。

[26]加息意味着市场均衡利润率上升，也就意味着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因此加息最终会使得物价上升。在中国，一味地加息会不断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工人实际工资的低廉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所以，一味地加息就像是在火上浇油，使得中美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27]注意这里的投资是最终消费品的投资，而不是中间品的投资，资本的本质是最终消费品，而不是中间品。

[28]若本期因经济衰退存量资本较上期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的话，那么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要从循环资本总量中减去本期存量资本的减少额。

[29]确切地说，循环资本的一部分会停留在中间品当中，同时中间品当中以前的并与之相等的资本价值形式在本期内进入到最终产品当中，这就像接力棒的形式一样。但是我们可完全忽视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可以等价于循环资本直接进入了最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