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沟通中的和谐

中国式沟通中的和谐

对于那些集中研究不同文化对比、文化本质以及普遍的族群内区别的跨文化沟通研究已经被批评，这些研究的结果被认为导致对人类行为理解的一元化（e.g.，Chuang，2003；Collier，Hedge，Lee，Nakayama，＆Gust，2002；Holliday，Hyde，＆Kullman，2004）。就在最近，跨文化研究也被批评，因为用支配性的欧洲中心概念作为调查视角去研究沟通，就是给予一些特定的沟通方式以优势地位，而边缘化其他的沟通方式（Chen，2006；Dissanyake，2003；Kim，2002；Said，1976）。

Chen（2001）认为中国沟通的终极目标是“追寻无冲突的人际和社会关系”（p.57）；因此，良好的中国式沟通是通过“交流主体在互相依靠的持续转化过程中培养和保持和谐的关系”的能力评价的（pp.5758）。对此，Miike（2003）认为，在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对于指导中国人交流的“和谐”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说，Yum（1989）认为，人类的交流已经从个性特征或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信息本身的角度去剖析，但却忽视了社会环境因素。因此，大量分析交流者个人特质的研究，就像在很多跨文化能力模型中所见到的那样（e.g.，Gudykunst，1992；Spitzberg，2000；Wiseman，2002），都不能用来分析在跨文化交会中（intercultural encounter）中国交流者希望双方相互协调的愿望。与此相似的，根植在欧洲中心研究方法之上，在效率和效果方面（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Thayer，1997；Chen＆Starosta，1996）对交流进行理解，既忽视了中国人在对待他人时对保持和谐关系的重视，也忽视了中国人对于“相互依存的个体共建和谐的社会”这一观念的重要程度。这些研究同样忽视了交流者为了维持人际和谐和情境和谐（inter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harmony）所做出的动态的相互调整（Chen，2002）。

因此，以和谐为探查核心的研究将以和谐作为指导：这里的和谐既是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即把和谐的哲学和宗教意义作为终极目标（Chen，2001；Miike，2003），同时也是支持人际关系中的交流规则的基础。

在有关世界观方面，Miike（2003）引用Jensen时曾说：“和谐，为了与他人形成统一，事实上也是为了与自然和生命形成统一，是值得珍藏的核心价值。”（p.254）佛教、儒教和道教的宗教传统中把和谐作为终极目的，把获得人与人、万事万物、大自然的和谐，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和谐放在首要的地位。这种世界观与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自由以及通过科学技术统治自然的价值观念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交流和对待他人的规则，和谐的哲学和宗教意义在所有情境下都发挥指导作用。Miike（2003）提出中国式沟通的三个基本的假设，所有假设都以和谐为核心。首先，对传统因素（communication context）要加以考虑，也就是说，和谐在政治系统、宗教信仰、历史事件以及哲学思想中是怎样发挥中心作用的。这些宏观的背景在内部支撑着交流事件，并对交流者的情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ness）和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产生作用。第二，交流可以在说明意义（sensemaking）和行为（behavioral）的层面上从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被理解。欧洲中心的依靠外在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去分析交流效果的交流模型可能忽视了中国式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层级和身份关系中，为了维持和谐，特别重视听者百分之百的注意力，而且交流必须是恭敬有加的（Gao＆Ting-Toomey，1998）。第三，交流者的相互动态协调——为了维持人际和情境和谐而调整信息——是和谐交流的中心。

根据这三个核心假设，交流本身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做出合乎身份的举动，实现“他人”导向，以及尊重高层级的思想渗透在中国个体在面对他人时的行为和交流中（Gao＆Ting-Toomey，1998）。另外，Ma（2002）指出中国的交流者强调关系自身（the interrelational self）的重要性，比如重视和保持人与人之间以及与上下层级之间关系，爱护脸面，控制情绪以及不直接表达感情等等。

因此，通过接受和谐的概念——鉴于它是中国人对于相互依存的个体在与他人交流时的思想——我们有了在多文化背景下另外一个理解中国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化视角。本文提交的研究是以这些认识和假设为指导的，并把它们应用到对中国留学生与新西兰学生交流经历的解读当中去。本研究是在以下两个研究问题的框架下进行的：

问题1：中国留学生是怎样构建他们的交流，来阐释中国式沟通中和谐的作用的？

问题2：对于维持和谐的需要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与其他文化主体（本次研究中，即新西兰学生）交流中的跨文化阐释（intercultural interru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