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与传播行为之间关系

文化价值与传播行为之间关系

Guo-Ming Chen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中和谐的角色的作品，他说“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理想状态”（2002，p.12），这为我们的框架提供了一个起点。尽管和谐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价值，它也许并不总是在日常活动中以预期的若干因素的方式被展现出来。

Chen一项对台湾一个大型宗教的领袖们举行的会议的研究（1977）初步解释了和谐起作用的可能方式。在此会议上，一个年长的领导者运用资历造成了对团队的冲击和影响，因此Chen下结论说：“中国的决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突出的文化价值会有意无意地、或隐或现地动摇其他的核心价值。”（p.10）作为对Chen该会议文件的回应，Starosta（1997）陈述道“如果和谐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卓越价值，T.Lee怎么会操纵教会领导人的会议来为他自己开路？显然，‘和谐’是以一种修辞或比喻的方式运行：‘我以和谐的名义行动’（甚至［或特别是］当一个人的所为并不和谐的时候）”类似的状况可以在马1993年对与表面相反的价值信息（CFV）的研究中看到。在概述了中国文化中一类与表面相反的价值信息后，他认为尽管和谐可以解释一些与表面相反的情况，但还有些情况不合乎和谐导向：“与表面相反的价值信息也可以以一种非常策略性或操纵性的方式应用”（p.3）。

这些例子表明将和谐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运用于交流互动中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导致了价值和实践的分离。另外三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此观点。

Matsumoto（2006）最近总结说文化的语言描述不能够完全准确指示行为。他区分了他所说的文化世界观、文化习俗和实际行为，并继续论述大量可以影响文化世界观表达的事物，例如刻板印象、文化精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期望。危险在于，严重依赖人们对文化价值的口头描述，会使我们无视实际的交流行为中的争论过程。

第二组研究处理了权利和控制对特定社会中公众价值表达和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尽管中国发生了许多改变，但在某些情况下，公众观点的表达并非与其价值信念相对应。例如，Zhang（2002）详述了CCTV通过国际大学生电视辩论行使的四种控制：内容上控制、程序控制、符号控制和释义控制。

Gelf和Realo（1999）研究了集体主义和问责机制对团体间谈判的影响，结果证明了上述控制在集体社会着实有效。尽管这项研究并没有直接涉及中国，但确以亚裔美国人群作为集体主义团体的研究对象。他们发现在高度问责制下，个人集体主义程度愈高，然而在较低程度问责制下，个人集体主义程度愈高，他们愈有可能在谈判中不向对方让步。这一发现与Koch（2005）对香港一些机构的员工的访谈不谋而合，其访谈报告指出当他们害怕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会尽量避免冲突。

第三组研究涉及文化价值的表达与实际互动中的传播行为的关系问题。审视以下几项研究，通过对文化价值指标（特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传播行为指标的比较，我们会发现价值与行为之间的鸿沟。这些研究指示了文化价值维度与跨文化传播行为相关但其相关程度不及预期，因为环境因素与其同等甚或更加重要（Drake，2001；Cai，Wilson＆Drake，2000）。这些研究还显示出一些适应东道国文化的趋势（Sun＆Starosta，2003），在一些情况下，也显示出东道国成员的文化价值与行为存在的差距。

这些研究使我们对我们的框架提出几种可能的概括：

1.人们的文化价值表达与其交流行为之间存在差距。

2.当存在差距时，便有了冲突和争论过程产生的空间。

3.在一个社会中，文化价值及其解读可被用作议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