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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数字传播的社会功能

时间:2022-04-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问题的提出我国的大众媒介肩负着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的任务,而这类信息具有形而上的、抽象的和宏观的特点,像“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或者“科学发展观”等等。比如在北京举办非洲论坛时,政府通过大众媒介发布了交通管制的条例,立即得到了北京市民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大众媒介肩负着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的任务,而这类信息具有形而上的、抽象的和宏观的特点,像“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或者“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些抽象的信息不容易使普通受众形成相应的认知图式,因而很难迅速、准确地被理解和把握。这就需要传播者在传播这类信息时要站在受众的角度,时刻考虑如何让对方接受并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从现实来看,传播者经常感到困惑的是,我们的宣传经常是“声势不小,但缺乏实际效果”。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忽视了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向内向(自我)传播转变的中介作用。

传播者往往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只要将信息传播出去(尤其是采用声势浩大、连篇累牍的方式),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被民众所接受并转化为行动(即实现传播效果)。的确,有一些信息的传播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其前提是,受众已经形成了接受该类信息的认知图式,可以很快同化这类内容。比如在北京举办非洲论坛时,政府通过大众媒介发布了交通管制的条例,立即得到了北京市民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但有些时候,中央文件的精神却不能及时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也就无法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因此,研究怎样拉近中央文件的精神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帮助民众解读并将之变为自己的认识和行动,是传播者的当务之急。

本文拟以苏俄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为依据,为大众媒介工作者在将中央文件精神真正传递给个体接收者,使之转化为内向传播,获得良好的社会影响方面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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