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新闻体制的沿革

一、中俄新闻体制的沿革

1917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此相应，俄国新闻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作为一种新型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舆论机构，苏联报刊在战前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卫国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和平建设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苏联逐渐形成了以中央机关报为核心的、高度集中型的新闻体制。这种体制有两个特点：

第一，统一的党报体系。苏联形式上有党报、政府报、企业报和社会团体报等各类报纸，但是由于苏联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类报纸实际上都要接受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领导，因而它们都是党的报业体系的一部分。苏共中央政府为这些报纸提供财政支持，并通过行政手段保证它们的发行。

第二，舆论高度集中。在苏联各报中，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被称为“报纸中的报纸”。其他报纸的言论大都仿效《真理报》，与它保持一致。这样，苏共就做到了全国范围内的舆论一律。广播也是如此。苏联时期，每个居民家中都有一个有线广播喇叭插座，接上一个收听器，就可以收听三套中央台的广播节目，这样就可以保证党中央的声音直达每家每户。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新思维”的引导下，苏联开始了社会政治的全面改革。新闻媒体在宣传方针和内容上有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各种报刊竞相拓展报道范围，扩大信息量，公开揭露社会弊端，广泛议论历史和现实问题，一时间媒体炙手可热，人们的视、读兴趣陡增。但是，由于最初的全面放开，致使报刊舆论逐渐失控，不少文章从揭露社会阴暗面、批评党的政策方针发展到全面否定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使政局出现持续动荡，最终导致苏共解散、联盟解体。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领土上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自然地成为它的继承者，前苏联的大部分报刊也被纳入俄罗斯联邦的管理范围。伴随着国家政治局势的演变和经济体制的转换，特别是伴随国家私有化的进程，俄罗斯媒体几乎全部被抛入市场经济的汪洋之中，由此开始了媒体商业化的过程。

纵观俄罗斯新闻业的转型过程可以发现，这个过程带有明显的突进性特点。

中国媒介体制的形成，与俄罗斯，特别是前苏联有着直接的关系。和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相同，中国革命也是要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因而“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他们把俄国革命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包括列宁办报思想与俄国党报经验，作为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和学习榜样。⁽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在确定党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时，贯彻了列宁的思想，借鉴了俄国党报的经验。

第三国际时期，联共（布）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大党，它以自己的章程、纲领和组织形式为蓝本，制定出加入其中的各国工人政党必须依照执行的方针和原则。例如，关于报刊宣传的原则，共产国际文件规定：“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物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完全是党的政策。”第三国际的这些规定和做法，无疑会对各国工人政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它们日后确立本国新闻体制和制度的依据。南斯拉夫、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朝鲜、中国等莫不如此，它们均在其党章或党内文件中作出过类似的规定，要求报纸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监督，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并且普遍建立了以中央机关报为核心的党报体制。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以中央机关报为核心的党报体制自然也就延续了下来。中国新闻业的调整与改革无不在这一既定的框架中进行，即便是为了适应媒体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进行集团化经营，中国的集团化也多是以党报为核心建立并向前推进的。时至今日，在生活都市类报纸日益成为市场宠儿、备受大众青睐的情况下，如何办好党报、使之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仍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工作任务。

由此可见，与俄罗斯新闻业转型过程相比，中国的媒介转型过程更多地带有渐进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