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的理解与研究

1.3.1　对出版国际化概念、内涵的理解与研究

对出版国际化概念与内涵的研究是中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研究的基础，广大出版界学者对之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探讨。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出版国际化的定义以及表现形式展开。

一、出版国际化的概念

关于出版国际化的定义，出版学界看法不一。

阙道隆认为：“出版国际化的含义”“一是外国出版物进入中国市场，二是中国出版物进入世界市场。”⁽⁶⁵⁾

王建辉则指出：“我们所说的国际化出版，主要含义是指按国际出版规则，面向国际开展出版业务。”⁽⁶⁶⁾

冯志杰认为：“出版产业的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在出版业中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它将按照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调整和重组出版业的资源等生产要素，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⁶⁷⁾

国际化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些出版界学者“将全球化与国际化作为同义词使用”⁽⁶⁸⁾。王建辉也认为“国际化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同义语，或者说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⁶⁹⁾。因此也有学者从全球化角度来定义出版国际化的含义。

王子奇认为：“图书出版全球化主要是指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地区范围的图书生产、编辑、制作和营销贸易的过程。具体是指，出版企业参与大型的国际书展等活动，超越国家、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跨国进行国际图书贸易，乃至进行跨国图书制作，把世界图书市场联成一个整体，使图书出版愈来愈成为全球性事业的趋势。”⁽⁷⁰⁾

赵玉山认为：“出版业的全球化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的是一国出版组织跨出本国国境，将其他国家的相关人群作为目标读者而进行的跨国出版活动；另一方面指的是一国的出版市场逐步接纳其他国家的出版组织及其出版物，面对读者，国内外出版组织合作或者竞争，开展相关活动，最终使国内出版组织融入国际市场。”⁽⁷¹⁾

客观地说，学者们的定义各有其理，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出版国际化的部分本质，但还不够全面和准确。出版国际化在本质上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用于出版活动的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以及伴随这一过程而发生的一系列跨越国界的出版活动，它以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基础。因此，科学界定出版国际化仍然是出版学者的重要任务。

二、出版国际化的内涵

对于出版国际化的内涵或者说表现形式，出版学界看法较为一致，普遍认为出版国际化主要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和制度全球化4个方面：

(一)贸易全球化

郑保荣认为“出版贸易的国际化是出版业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先导”，“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出版业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各国有很大一部分出版产品价值是通过世界市场来实现的”⁽⁷²⁾。王子奇也认为“在现代出版业中，图书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相通的”。他认为国际图书贸易“不仅反映了图书的世界性，而且也是对全球出版资源的优势互补”，“图书贸易全球化表明跨国企业的产品越来越以世界市场为生存条件和竞争舞台”；“把全球图书市场视为一体，是跨国出版企业的重要特征”⁽⁷³⁾。吴赟、杨闯在阐述“中国出版产业国际化发展的现状”时则具体指出这种生产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出版市场、出版资源将更趋开放，而且意味着中国出版界具有愈来愈多的走向国际市场的机会”⁽⁷⁴⁾。而贺剑锋虽然也承认出版业的全球化包括市场的全球化，但他认为“出版物市场的全球化是低于其他行业的，因为对于出版业而言，出版物的产品特征不适合大规模的全球化销售”，并以“从现有的情况看来，外资对投资我国书报零售业并不踊跃”为例来证明其观点⁽⁷⁵⁾。

(二)生产全球化

郑保荣认为“出版物生产的国际化是出版业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具体表现为出版要素的全球化和出版分工合作及过程的全球化⁽⁷⁶⁾。王子奇则认为“出版全球化首先就是图书制作全球化”，由于各国、各地区在世界图书市场上彼此渗透，图书的制作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地区范围内⁽⁷⁷⁾。贺剑锋则在肯定从经济层面而言，生产的全球化是出版业的全球化内涵之一后，进一步指出，图书生产的特征“使得图书出版业不适合进行国际化生产，即集中由一国生产而面向全世界销售是不经济的”⁽⁷⁸⁾。

(三)要素全球化

如前所述，出版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出版国际化的基础，因此要素的全球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出版国际化内涵的一个方面。

贺剑锋认为“出版业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人力、出版资源等”，“出版资源作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该推动其全球化”。他还认为“在出版业中，市场要素的全球化最有潜力的是版权的全球化”⁽⁷⁹⁾。郑保荣则指出“出版资本的国际化是出版业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强大动力源”⁽⁸⁰⁾。

(四)制度国际化

贺剑锋认为，尽管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体制千差万别，但是要想积极融入出版国际化的大潮中，就必须遵守全球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和版权保护规则；而与以上原则相适应，各国政府要加快相应的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制定和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⁸¹⁾。吴赟、杨闯也认为在宏观行业管理和微观企业管理两个层面，中国出版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以更开放的视角、更国际化的方法来指导和管理本国、本地区的出版业和出版企业本身的发展⁽⁸²⁾。

当然，因为不同学者对诸如图书生产等概念的理解不同，研究视角不同，对出版全球化内涵的演绎也不尽相同。比如，吴赟、杨闯认为出版营销的国际化、出版理念的国际化也包括在这一内涵之中⁽⁸³⁾。另外，对于出版国际化内涵的各个方面的理解也有一些不同，如贺剑锋将版权视为出版资源的一类而将“版权的全球化”归之为要素的全球化范畴，将图书生产仅看做是图书物质形态的生产，才会认为“图书出版业不适合进行国际化生产”，“出版业的生产和销售一定会有明显的地域特征”⁽⁸⁴⁾。事实上，“出版物生产就过程而言是精神产品生产与物质产品生产相结合的生产”⁽⁸⁵⁾，以包括国际组稿、合作出版、版权贸易等方式获得版权资源的过程也是图书生产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出版企业国际化经营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获得国外优秀图书版权而在中国生产以利用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正是不同国家在出版上的比较优势在生产全球化中的体现。王子奇就以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和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例，证明其图书策划与制作国际化的观点⁽⁸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