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精神传承的挑战

四、报社精神传承的挑战

《星洲日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既有工作数十年的老报人，也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不同形式为星洲媒体集团作出贡献。

星洲媒体集团目前正处于辉煌时期，物质条件与1988年复刊时比较困难时期有天壤之别，员工的薪水和福利也有比较大的提升。对于物质条件改善后的星洲媒体集团员工，他们是否还能保持复刊初的干劲和冲劲，是否还有那么团结的精神，许多经历1987年报变的老报人表示担忧。

星洲媒体集团《光明日报》首席执行官容耀群，原是《星洲日报》驻槟城采访部主任。他于1980年进入《星洲日报》，1984年被调去槟城《星洲日报》，1992年被调去《光明日报》。进入《星洲日报》之前，他曾在《光华日报》、《星槟日报》（《光明日报》前身）工作过，最后怀着到大报社工作的念头选择了《星洲日报》。1987年停刊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事件。他说，当时《星洲日报》停刊后，对当局做法相当不满意。他说，刚开始还以为报纸只是暂时停刊，没料到停刊时间长达5个多月，因此感到相当彷徨。停刊之前他拿一份《星洲日报》薪水足以养活全家，但停刊后，家庭顿时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他说，他不在停刊期间选择离开《星洲日报》，就是因为怀着对报社真挚的感情，对复刊充满信心，十分相信在刘鉴铨总编辑的斡旋和带领下，《星洲日报》总会有复刊的一天。当时，促使容耀群不放弃《星洲日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除了《南洋商报》外，也没有其他大报可去。他说，《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当时是死对头，既然选择了《星洲日报》，就把心交给它。

容耀群对《星洲日报》强烈的忠诚感，使我们感受到老报人崇高的职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现在的新员工由于没有经历过停刊的历史，心里没有那种停刊就好像生命时钟停止运转的切身感受，他们会不会缺乏一份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的感受？容耀群在乐观之余，提出了谨慎和忧虑的看法，表示担忧年轻员工的奉献精神。

《星洲日报》新山区副总经理符传曙在报社工作时间长达40年。在他与其他同事的开拓下，新山的《星洲日报》占了当地华文报市场的80%。谈起在《星洲日报》的工作经历，他也感慨万千。他于1967年10月1日进入《星洲日报》，一直在《星洲日报》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辈子交给报社了。他读中学时就开始读《星洲日报》，很早就萌发在《星洲日报》做一名记者的愿望。恰好，1967年《星洲日报》在新山招聘记者，校长就把他推荐给《星洲日报》，由此开始了在《星洲日报》的报人生涯。

与容耀群的感受一样。他对停刊印象最深，对报社的复刊及刘鉴铨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他说，虽然停刊只能拿到半薪甚至1／4的薪水，仍然无怨无悔。在复刊后，他产生死而复生的感觉，因此倍加珍惜《星洲日报》重新起步的机会。每天采写稿件之后，他就与同事在路边卖报，有时挨家挨户派报，一天工作16至18个小时，与同事派了半年报。他回忆说，经常在华人住宅区门口卖，曾经有一晚卖出100份报，非常高兴。他说，复刊后，员工犹如死后复生，勤奋努力，终于壮大了报业。他对报社所给的薪酬非常满意。他说，报社给出高出其他报纸一筹的报酬，而且每年都在提高。符传曙很满意地说，他现在的薪水是复刊时的10倍，不再对报社提出提高薪酬的要求。他强调，他在《星洲日报》工作，并不是看重薪水，而是因为《星洲日报》给予他一个实现人生目标和价值的机会。他针对当前《星洲日报》一些员工对薪酬不太满意的情况，表示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他说，因为年轻人压力都很大，对报社提出提高薪酬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年轻人眼光要长远，要有理想，不要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忘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和社会责任。

另一位老报人吕诗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也认为，《星洲日报》复刊后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有赖于报社一直形成的“坚持就是胜利”的理念。如果没有这个理念，停刊期间很多员工都会跑掉，但是90%以上的员工都留了下来，这说明《星洲日报》的凝聚力很强，员工有很崇高的奉献精神。

吕诗兴在工作期间因为工作紧张关系，做过心脏手术，但他没有因此抱怨报社。他说，他为《星洲日报》服务，而报社为他支付薪酬，没有谁欠谁的问题。他说，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不存在谁欠谁的纠纷。针对当前《星洲日报》存在的问题，他也委婉地说，不论美国还是马来西亚，公司企业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公司越大，问题就越多，《星洲日报》如此，美国也是如此，对问题不必要讳莫如深。现在员工越来越多，各种族的人都成为公司的工作人员，文化、宗教、信仰有时会产生碰撞，需要大家的相互理解。他说，老员工有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在这里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公司要尊重自己，适当给予补助，但是现代企业的管理只看能力，并不按资论辈。他说，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原来刻苦、努力、奉献的精神是否还能得到传承，需要报社领导层加强宣传和提倡。

另一位资深员工，在发行部工作了数十年的发行部经理林国庆也与上述三位报人持有相同的看法，认为：“上一代经历了停刊，新来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没有吃过苦，不会想象到当时凄惨的经历，而比较注重物质的待遇。”他说，现在年轻人比较注重物质利益，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没有理想，只注重物质利益，终究不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作为《星洲日报》的两位年轻人代表，《星洲日报》新山区采访部副主任贺晚蜜和曾任《印度尼西亚星洲日报》采访部主任的陈莉莉，她们又是怎么看待老报人的担忧呢？

贺晚蜜从中国台湾留学归国后于1996年进入报社。她在中国台湾读大一的时候就产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思想，抱定非《星洲日报》不进的念头。她非常感谢《星洲日报》给予她相当多的机会。她升任副主任时，有许多资历比她高的人更有条件升任副主任一职，但是《星洲日报》领导层从培养接班人的角度考虑，给予她升职的机会，一方面肯定她的业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报社以业绩来考核人才的思想，使得一大批的年轻人有机会开拓自己的发展空间，能够脱颖而出，实现其人生理想。她谈起现在报社存在的问题，也坦承报社应该实现更加规范的管理，接纳具有现代管理思想的人才，使上一代与下一代实现良好的交接，并增强年轻人的服务和奉献精神，适当提高他们的报酬。她强调说，这是报社今后要考虑而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曾任《印度尼西亚星洲日报》采访部主任的陈莉莉也是一位年轻人。她就现在年轻人普遍的心态谈了自己的看法。高中毕业时她偶然遇到一位派报人，阅读了《星洲日报》，从此就喜欢上了该报，然后进入学生记者队。进入报社后，报社让她负责学生记者队的培训和联络工作，几年下来，觉得没有前途，于是通过努力，申请报社“常青奖学金”到中国台湾留学。她本人对薪酬比较满意。她说，因为在《星洲日报》工作有成就感，所以即使外面的报社给出的薪酬比《星洲日报》高400—500令吉，还是不愿离开《星洲日报》。作为年轻人，她也对现在报社的状况有一些担忧，担心以后的年轻人无法继承老一代报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对于代沟及年轻一代对薪酬的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这很正常。年轻人要组建家庭，要购房和提高生活水平，必然希望提高薪酬，这与老报人强调的奉献精神有一定的差距。笔者理解年轻记者、编辑对提高薪酬的想法，毕竟他们承受着成家、养家的压力，而且物价高昂，要求多一点的薪水，也情有可原，他们对薪酬的要求，也是对报社不断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大多数人也不愿意一生在一个没有希望、薪水又低的环境中工作。作为雇主，《星洲日报》不断盈利的同时，也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薪酬，尽量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同时，作为晚辈，年轻人也需有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的精神，为《星洲日报》作出贡献，不应逢事都要讲条件，谈报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从笔者的采访和平时与员工沟通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些年轻人对现在的薪酬不太满意，但是绝大部分的员工都有奉献和热爱报社的精神。他们以报社为家，以工作为生命，这是《星洲日报》一笔宝贵的财富。

事实上，《星洲日报》的年轻人非常有朝气，有冲劲，有理想。“非《星洲日报》不去，一辈子就嫁给它”等念头，使我们看到他们身上高度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奉献精神，看到他们勤奋、努力、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美德。从贺晚蜜等人对《星洲日报》的热忱以及他们身上的优点，笔者看到了《星洲日报》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