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开创了新的传播研究范式

第三章　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开创了新的传播研究范式

英国传播理论之所以重要，除了它开启了正面研究大众文化的大门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把文化人类学、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立场恰当地引入媒介研究之中，这也使英国的媒介和文化研究（media and culture studies）成为传播理论当中足以与主流范式相抗衡的一种替代性范式（alternative paradigm），事实上，它已经反过来影响了主流传播理论，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世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成了可以参与探讨当今学界主流话题的一种新的学术机制和话语体系。而这一切都是从霍尔领衔的文化研究流派开始的。前面两章已经分析了来自英国式经验传统的传播理念以及英国传播的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区别，其中，雷蒙·威廉斯代表了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范式，也是英国传播理论的主要理论源头。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以威廉斯和霍加特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者是用他们的工人阶级出身的本能去填补少数文化和大众文明之间的鸿沟，去救赎作为“他者”的大众的，但他们更多的是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文化”含义所获得的修辞力量，通过倡导“共同文化”的应然诉求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但是，下降到实然层面，他们的理论失去了力量，因为在实际的传播活动中，文化和非文化的差别依然存在，“他者”仍然被不断地制造，并且用大众这个概念规定“他者”显得太过于无的放矢。这一章主要分析霍尔把结构主义引入英国文化研究之后给英国传播理论所带来的变化和贡献。霍尔以来的英国文化研究，其核心概念从“文化”转向“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范畴的凸显，不但区分了英国传播理论与美国主流传播理论，也规定了英国文化研究当中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范式的不同。

英国的媒介和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参与探讨当今学界主流话题的一种新的学术机制和话语体系。

在实际的传播活动中，文化和非文化的差别依然存在，“他者”仍然被不断地制造，并且用大众这个概念规定“他者”显得太过于无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