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与人性

一、理念与人性

所谓传播，即信息的交流与分享，换言之，它是指主体运用语词、图片、数字等符号向受众传递信息、思想、感情、技术等内容的完整过程。对于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柏拉图在其著作中，多处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多附着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或者说与他的这些思想密切相关。因此，要透彻地分析柏拉图的传播观念，就必须从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学命题，如理念、善、人性、政体等着手。

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里，理念是一个基本的哲学概念。它不仅是指普遍性、类、原因，而且是映象、范型。它还是一切知识与真理的源泉。唯有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真正的存在，它不同于鄙俗的感性尘世；就像一般不同于特殊，精神不同于肉体。在理念世界与尘世的关系上，柏拉图认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是原本，后者是摹本；前者是不变的绝对的基础，而后者是个别现象的暂时的、易逝的形式；理性世界是神圣的、圣明的、完美的，后者则是不完善的、虚伪的。根据柏拉图的论述，在理念世界中，善占有最崇高的地位。善的理念不仅是人们追求的目的，而且还“是一切正确和美好的东西的原因。在有形的领域，它产生世界及其主宰，而在无形的领域，它就是主宰本身，真理和智慧都决定于这个主宰，而且凡是想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自觉行动的人，都应该联系到这个主宰”^[1]。作为真、善、美（真实、匀称、美）的有机统一体，善的结构类似于多层次的金字塔，其中理性的善位于统摄一切的塔峰，依次而下，是精神的善、肉体的善，最低一级是外在的善。作为尘世生活中的人，其任务就在于接近理想的真正世界，即善居于统治地位的理念世界。

但柏拉图又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接近善，认识理念世界是非常困难的。其原因不在于理念世界，而在于人的本性自身。在柏拉图看来，人性本身充满了矛盾，并且总是在与其自身作战，即人性中存在着一个卑劣的人和一个高尚的人，那个高尚的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不致被那个卑劣的人所击败。与此相应的是人性中“善”与“恶”的较量。如果较善的部分占有优势的话，就能控制住较恶的部分，他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了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到坏人的影响，以致较恶的部分占有优势，较善的一方逐渐缩小，那他就会成为自己的“奴隶”。柏拉图认为，人性的矛盾还表现为理性与兽性的冲突。此种兽性是由“非必要”的或者是“非法的”快乐和欲望所决定的。它们和理性一样或许“在我们大家身上都有”。在白天人们处于清醒状态时，理性对于兽性、野性还能起到控制作用，一旦进入睡眠，其兽性和野性就会活跃起来，“并且力图克服睡意冲出来以满足自己的本性要求”，以至于“没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的”^[2]。此外，人类的心灵，“在本性上往往会有小孩把握字母或所有事物的要素时出现的那种迷惘；它有时在一些情况下对每一细节的真理都确信不疑，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对任何事物都茫然无措”^[3]。由于这些矛盾、冲突和心智上的迷惘，“人类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公正和美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距离善、理念世界只会是越来越远，而不会是越来越近。为人类开辟通向理念世界的道路的唯一的力量，是具有理性的灵魂。在构成此类灵魂的三大要素，即理智、激情和欲望之间，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5]，其关系才能说得上和谐，具有这种灵魂的人，便是具有节制德性的体现者。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死的。其真正的本质是理性，因此天外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源头。在人存在之前，人的灵魂早已存在；而且在人死后它还将继续存在。他把灵魂“比作是两匹飞马和一个车夫的组合体”。从总体上说，灵魂“关照着各处的无生物，它周游诸天，时时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完美无缺、羽翼丰满的灵魂青云直上，主宰着整个世界。但失去翅膀的灵魂则要下落，一直跌落到坚硬的土地上。它安居下来，附上一个尘世的肉体”^[6]，它们赋予肉体以生命，并因此产生了凡人。对人而言，在其出生之前，他的灵魂即已获得了对事物的知识，具备了善、美、相称、公正等理念。但在其降生后，由于有的灵魂负担沉重、缺乏理性，而且同肉体紧密结合并成为肉体的奴隶，从而忘记了自己在真正的理念世界的原初存在。所以作为“有生物”的人，应该“通过感官的运用，再次获得我们以前所具有的知识”，这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其性质是“对我们本来就有的知识的回复”，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干脆把学习称为回忆^[7]。

基于对理念、人性、灵魂的认识，柏拉图非常重视教育。他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积极的手段，通过这一手段，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塑造人性，净化人的灵魂，协助回忆起本来就有的知识，进而接近善，进入理想的理念世界。同时，利用共同的教育，还能够克服人类行为的“过”与“不及”，促成中庸与和谐的美德，使社会各阶层、各成员，各守本分、相安无事。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试图把通常给予一位雅典绅士的儿子的训练，同给予斯巴达青年的由国家控制的训练结合起来，并把这两种训练的内容作了不少的修改。他主张把教育的课程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体育课程，目的是锻炼身体，培养自制和勇敢的军人品质，磨砺肉体上的锐气和锋芒；其二是音乐课程，目的是训练学生的精神，增强青年的智力。应该指出的是，柏拉图所说的音乐教育，不仅仅指歌唱和演奏七弦琴，而且还包括诗歌、悲喜剧、历史故事的研究和解释^[8]。这两类课程在教育过程中是同等重要的，不能厚此薄彼。如果专重体育而忽视音乐文艺教育，青年人不仅尝不到科研的滋味，“对于辩证的推理更是一窍不通”，潜在于他们的心灵深处的爱智之光就会日见暗淡微弱。由于“没有得到启发和培育，感觉接受能力没有得到锻炼”，他们就会变得“耳不聪目不明”，“成为厌恶理论不知文艺的人。他不用论证说服别人，而是像一只野兽般地用暴力与蛮干达到自己的一切目的。在粗野无知中过一种不和谐的无礼貌的生活”。反之，“假定一个人纵情乐曲”，“假使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宛转之间，初则激情部分（如果有的话），像铁似的由粗硬变得柔软，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继续下去，像着了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消化了，分解了。结果就会激情烟消云散，使他萎靡不振，成为一个‘软弱的战士’”^[9]。所以正确的办法，应该使体育与音乐文艺课程内容保持大致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勇敢坚强的品德和强壮的体魄，同时又具有聪明智慧、彬彬有礼的战士。

然而，柏拉图又指出，教育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它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10]。教育工作者，即教师、诗人、故事作者、悲剧家、喜剧家、画家等，要想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影响青年，就有了解被教育者心理的必要。柏拉图认为，被教育者的年龄是影响效果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小，越好教育。“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形式就能塑成什么形式。”“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的。”^[11]其原因在于年轻人的辨别、理解和判断能力，总是不及年龄大的，因而容易接受外部的教导。因此为了培养美德，应从小进行教育，把儿童从父母那里集中起来，让他们听到优美高尚的故事。不过这种教育应在轻松、愉快的心境下进行。强行灌输，被迫学习，是教育的大忌。在他看来，一个自由人是不应该被迫地进行任何学习的。虽然“身体上的被迫劳累对身体无害，但被迫进行的学习却是不能在心灵上生根的”。所以他建议“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做游戏的方法”^[12]。此外，柏拉图还认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模仿的作用应予以充分的重视。虽然模仿只不过是事物本身的摹本而已，但是它往往易于收到效果，而且还很牢固。因为模仿会直接转变为习惯，习惯则会成为第二天性。所以应该善用模仿，模仿该模仿的，不该模仿的则不模仿，否则模仿丑恶的东西就会弄假成真，变成真正的丑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