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美国人如何观察世界

第十九章　美国人如何观察世界 ——媒介形象和公共知识

Kurt Lang and Gladys Engel Lang

虽然我们在国际关系中不能像对待我们的面包师一样按个人行事，但是在一个代表或代理的复杂链条中，即便我们发现我们以面包师形象进行的交易屡次不成功时，我们也从来没有机会检验或修正我们的形象。

(Buchanan and Cantril 1953：96)

外国事务中的问题和参与者是很遥远的。公众成员——重要的，还有记者——不可能有任何直接经验……由于地域的偏远和语言技巧的限制，美国人不能——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在能力上——以同等的态度处理世界事务。

(Manheim 1991：129)

从任何角度来考察，美国都是一个信息丰富的社会。电视已经变得相当普遍，电子工具很快就会接踵而来。到1996年，有1/4的美国家庭有调制解调器，粗略地估计其中有一半数量每天用来上网(普林斯顿调查研究协会1996年：x，xi；RTNDF，1996：73)。依然兴盛的各种印刷媒介，通过使他们的策略适应电子传播带来的瞬时的和开放的世界填补了其余空隙。

人们在头脑中形成的其他国家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利用新技术所驱动的信息流中所传递的东西。通过他们前所未有的更迅速、更低成本向更多人传递更多信息的能力和可能性，这些媒介正在塑造一个情景，美国公众正是通过这个被塑造的情景来观察世界其他地方。就像世界地图上显示的那样，美洲在两个大洋的中间。欧亚大陆的大片土地被切割为两部分。远东成为沿太平洋边缘，不是地理上注定的，而是策略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上和政治上离美国更近。

依然利用很多图表的各种视频映像肯定比二维的地图更生动。他们有力量战胜甚至消除经常带有异国情调传统的从传说、文学和历史记载中得来的对其他国家的想法。无论是否公开，他们根据不同于物理空间的尺寸判断距离的远近。因此，人们看待其他国家不是根据距离远近而是根据重要或不重要，友好或敌对，合作或阻挠，民主或集权，先进或落后等等。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在大部分时间感觉不到外国事务问题和冲突的存在。这是——作为介绍这一章意旨的总结语——受地理距离和语言技巧限制的美国人不可避免的结果吗？或者是媒介疏于提供Manheim(1991：129)提出的受众能“在更平等的位置对待世界”所需要的信息？记住这些问题，我们扼要地看一下外国新闻的生产、传播和利用如何反映美国人怎样看待世界。

信息的生产

世界充满了迷人的事情。如果不是有人在那里通过一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在谈论某件事，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随着收音机特别是电视的出现，有关事件信息的收集已经被移民自英国的美国媒介所控制(Tunstall，1997)。这种控制并不是唯一甚至首要地建立在科技基础上。企业家精神，一大帮人才，和一种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理解的语言至少同样重要。更新科技所需要的投资刺激了媒介集团形成，由于这些媒介集团拥有众多生产线和资源，他们控制进入国际渠道的大部分信息。

富有魅力的外国通讯员——追随每一次革命和灾难并着迷于前电视时代的世界并报道他们的愚蠢行为——将要被得益于合作经营的团队所代替。今天只有一些主要的美国报纸保持他们自己的海外通讯员。其余的依靠像出版协会(AP)这样的批发商作为他们国外新闻来源的主要渠道。事实上，现今的大多数报纸直接通过卫星输入新闻制作机房(编辑部计算机)来获得他们报纸杂志经销社的版本。如果他们必须被重新输入，就在新闻接收处摆放一个从不利位置的资源释放出来的硬拷贝。(Giffard 1989：272f)。同时，记者倾向于利用电子新闻图书馆，可以利用他们来准备和发现更多当地故事而不是外国报道(Garrison 1995)。

关于电视，新闻录音带在哪里发行也大部分掌握在像环球电视新闻(WTN)这样的企业手中，外国的通讯员也在向“危害物种”转变的进程当中。他们要维持下去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只是众多威胁中的一个事实。Grarrick Utley把他们网络新闻搜集中增长的罕见东西——在网上大多数人们会看到他们——归因于生产者和网络执行者，他们“相信广大受众对超过他们国家边界的日常事务的兴趣正在降低，这种新闻很少被提供——这加重了国际报道高投入/低回收(或者低可见度)的特性”(Utley 1997：2)。

此外，新闻搜集的来源并不是平均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甚至最大媒介组织的新闻部门也只在一些首都城市保留新闻社，随后成为流出“最有价值的新闻”信息的地方。非常高效的传输能力加上喷气机提供的流动性现在使在没有保持一个庞大的通讯员网络的情况下记录各国的发展成为可能。现场报道的资源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被迅速布置。这些运作仍需很高成本。因此，美国主要电视网已经削减了由具有地区知识和适当语言技能、经验丰富的通讯员领导的新闻团队数量。在他们看来，他们愿意让自己的著名主持人在事先预计的热点地区之间飞来飞去做现场报道。

记者开始成为从一个国际事件地点飞往下一个的“消防队员”。据一个记者回忆，当他5天内在两个大洲的3个国家内报道3个故事的时候，那已经算是一个“平静的新闻时期”了(Utley，1997：4f.)。更重要的是使这种形式的报道成为可能的喷气机旅行和留给记者更少时间在任何一个国家发展专家队伍的卫星传播。结果，为了获得“事实”，他们开始严重依赖当地资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接近依赖从数据库得来的信息来填充背景和他们报道的“事实”的前因后果。他们与所报道事情的国家联系熟悉程度越低，他们的这种依赖越强。

一些地方台由关系户提供服务，比如大多数的业余记者和摄影人员，万一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意想不到事情时总部能够号召他们。许多是来自于他们报道国家的本国人。但是他们的稿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总部的编辑所修改，这些编辑使这些稿子更容易获得美国受众的注意。

问题把另一种形式带进对一个习惯审查社会的报道中。这里，如同Larson(1984：55，59)证明关于前苏联的一样，有关那个国家的新闻并不经常来自外部来源。关于1972年至1981年间通过三个主要的美国有线电视网上的新闻广播，前苏联是主要新闻节目中每6个国际事件中就被提到的一个话题，但是只有3.8%的报道来源于前苏联——尽管三个新闻广播网在那里都有永久性新闻局。和美国记者关系更密切的是伊拉克，除非官方要他们知道否则他们很少继续深入那里。在美国军队展开他们的攻势开始从科威特驱赶伊拉克部队的前几个月里，55%的新闻事件从美国流出而只有8%从巴格达流出，在巴格达媒介组织只有很少的代表(Cook 1994：112)。由于对朝鲜报道有相似的阻碍，至少直到金日成逝世和关于食物的谈判开始，发生在19世纪后期的严重饥荒已经基本上没人报道了。由于缺乏关于那些挨饿人们的图片、电影或者录像带使得该事件被保存进那些已经发展许多年的主要新闻机构比如WTN的广泛资料库。对于这种资料，计算机为了迅速地检索而编制索引，当危机在较开放的社会出现时允许网络提供需求的图片资料。

当所有的已经被说过和做过，对外国新闻最重要的资源是美国政府机构，特别是白宫、政府部门和五角大楼。它们每一个对媒介有可能报道的国家有自己的看法并对已传播的观点有兴趣。一个国际危机增加了他们管理外国新闻流动的能力。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想知道政府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同时，这些官员使用许多外交渠道、情报活动、卫星监视等等其他人不能使用的手段获得许多信息。就像他们时常做的，他们能掌握像侵犯人权这样的信息，而在他们的观念里，它的发表可能会对公众支持管理政策产生相反的影响。其他特权的信息——比如关于恐怖活动——是有选择地对外部小团体发布。这些小团体就可以利用这些“内部”知识在一些节目中作为专家出现在屏幕上，虽然他们的评论不过都是一些政府部门回应盛行观点的通常说法。

威胁不仅来自于外国军事家和恐怖分子。管理部门发现警告某种危险——或想象中的——对推进他们自己的议程是有用的。约翰·肯尼迪在他1960年的总统竞选的运动中宣布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导弹漏洞。约翰逊总统把发生在东京海湾一个很小的事件说成是对美国军队的大胆攻击。每一次都是为他自己的政治目的所激发的“危机”导致公众对国家能力和热情的严重误解，但是美国确实很不同。更近的例子是对哥伦比亚、巴拿马、墨西哥或者古巴作为流进美国城市非法药丸的主要提供者的媒介描述。他们使注意力从民主政策的明显失败转移到抑制这种惩罚上来，这是一次没有政治家愿意负责的失败。

外国政府在他们利用公众关系的技巧上并不落后于美国。现在美国最被提倡的方法是影响他们的国外视野。因此，在1986年Manheim告知我们，代表外国顾客的美国公司数量已经达到824家并且正在继续增长。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为争取商业利益及促进旅游而进行游说，但是一些也提供政治服务，帮助训练外国大使馆新闻管理方面的人员，并对“美国新闻组织的工作和新闻价值”给予建议。“这些政治服务最重要的使用者，按照降序排列就是日本、以色列、加拿大、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中国、韩国、法国、澳大利亚、安哥拉、南非和中国台湾地区”(Manheim 1994：9，21，130)。

政府机构和代表在争取媒介注意力的竞争中并不孤单。像国际特赦组织和美国观察这样的人权组织，也试图影响关于其他国家的报道。在公共关系游戏中几乎没有新手，然而他们输入的流动新闻很少能和他们从政府资源得到的相对等。对暴行的公开符合政府政策或者当政策面临来自国会的挑战时，他们获得公众注意的最好机会就到了。

为了使他们关于其他国家发展的新闻报道更生动、具体，媒介组织将转变他们自己不和个人相联系的特性——向学者请教他们的专业知识，听取旅行者对其目击事件的个人陈述，向难民和受害者了解他们经历过的苦难。通常，这些人不是自主的新闻制造者；只有当记者把他们找出的时候他们才被带进来。这些同样的记者能仅仅通过他们的出席创造新闻。一架对着表演者的摄像机鼓励了将一个偶然的小事件提升为具有一系列潜在政治后果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媒介事件的行为。如果没有电视的出现，那么在伊朗一些学生围着美国大使的意义将是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总之，大多数对美国人有用的外国新闻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国内生产的产品，这种产品被拥有或多或少符合他们政府需要内容的主流媒介捆绑在一起。并不是说持异议和有差异的观点并不存在。但是作为一种只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的规则，他们遵守一些其他有能力获得消息的重要集团的利益。通过选择进入新闻流程的国外信息，媒介在政策被接受、修改、更换和有时被抛弃的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性守门人的角色。

信息的分配

曾经进入新闻传播系统的信息，无论是印刷还是电码，仅仅是来自各种来源的所有国外信息的一小部分。其中一些是专有的，因此，如果不是得到主人垂青是不可能被泄露的。另外，甚至信息作为一种出版物发表出来也必须为不足的空间和时间以及终端消费者的注意力而竞争。

根据用于国外事件空间和时间的比率，美国电视网比印刷媒介给他们更多的注意力。特别是在1963年国家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把他们的夜间新闻广播扩展到30分钟之后，这两个广播网着手建设他们的国外报道。在1972～1981的十年中，这些国外报道(包括关于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那些)平均占电子广播的40%。用绝对值表示，总共达到仅仅10分钟的节目时间(Larson 1984：41)。但外国新闻接收在非会员电台甚至花费更少的时间，他们不得不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卫星连接，或者依靠买卖交换，或新闻电影的提供。

然而在包含Larson 1984年内容分析在内的几年中，当冷战仍然在每个人的思想中，而且美国军队仍然没从越南解脱的时候，通过美国媒介报道的外国新闻已经达到了顶点。根据紧接着但较不详细的研究，电视网用于外国新闻的时间已经从1970年节目时间的45%在1995年降低到非常微小的13.5%(Moisy 1996)。同一时期报纸上刊登外国新闻的版面同样地迅速下降。1971年，它填充了10.2%的新闻空白；在198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6%(NAB，Cited in Hoge 1997)。7年后，另外一次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在10家主要刊登外国新闻的美国报纸只有2.6%的非广告空间(Emery 1989)。新闻杂志展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在1985年到1995年间，国际新闻占用的空间在《时代》中从24%下降到14%，在《新闻周刊》中从22%下降到12%，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从20%下降到14%(杂志社论报道，引自于Hoge 1997)。

个人也在这个通常的下降趋势中遭遇到一些波折。他们揭露出社会兴衰对“外国新闻”的影响，因而外国报道在越战期间明显增多。一次下降之后，随着伊朗人质危机的报道，在海湾战争中外国新闻又有一次回升。电视新闻甚至比报纸新闻更明显，通常被危机、冲突和灾难所拉动(Gans 1975)，这个模式在外国新闻中也得到了证实。根据Larson(1984)我们再一次了解，在他研究期间，这些电视网络新闻报道中接近27%的是关于内乱、战争、恐怖主义、偷袭、暗杀、灾难和同样的不祥事件。

国外新闻也存在地理倾向。一些国家总是比其他国家更有报道价值：1972年到1981年的前苏联是报道中最经常出现的国家，而西欧和中东占所有电视网中外国报道的三分之二。最少的是来自于非洲、拉丁美洲也并不更多(Larson 1984：147)。但是一旦发生吸引国际注意力的事件，电视新闻便迅速地将焦点重新调整过来，即使该事件发生原先并不受关注的外围国家，比如1978～1979年在德黑兰发生的美国人在他们自己大使馆里被当做人质扣留的事件。在该冲突的最初6个月期间(总共持续了整整444天)，每晚在电视网新闻上用于伊朗的广播时间实际上超过了早期对越南的报道(Adams and Heyl 1981)，在30分钟新闻广播节目中只剩余很少时间用于来自其他国家的新闻。

像奥运会或者一个由各国元首参加的国际会议这种情景是在内部和媒体一起计划的。通过把大量的人员送到主办国，媒介组织在那里会挖掘到许多原本他们会漏掉的新闻事件。因此，总统甚至他的代理人的旅行会引发大量媒体报道，比如希拉里和克林顿到非洲的旅行。

这些趋势因美国媒介报道新闻的根本制度而加剧。电视网新闻广播在较长时期内任何一个既定的晚上报道同样的故事，并且某些国家被报道的频率保持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等级、次序是很正常的。总的来说，全国性报纸，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设置当地媒介的新闻议程，当地报纸的编辑将从这些报纸中获得他们的线索(Whitney andBecker 1982：62)。只有拥有小读者群的个别杂志才可以自由设置他们的议程。

利用依靠媒体监视器获得的从1991～1997年5年内美国电视网新闻中10大故事的条目，我们做了一些自己的小计算(参见表19－1)。1991年3月结束的海湾战争，占新闻广播中所有新闻消息的18%。被一次失败的偷袭加速的前苏联解体，是第二个被报道最多的事件。平均每周有8个故事。由于关于库尔德难民危机的焦点和大众毁灭性武器报道的次要组成部分，伊拉克成为第四个。同样具有重要性的是关于近东的其他两个故事——美国为和平解决阿拉伯—以色列问题而努力和在黎巴嫩被亲伊朗绑架者控制的西方人质期待已久的归国。当把这两个事件视为与伊拉克有关的报道时，那年对近东的报道，排除有关海湾战争的报道，实际上超过了对前苏联的报道。

在两年之后的1993年，随着这两个地区的危机成为历史，前苏联和近东已经被降级。焦点已经转移到南斯拉夫，而俄国和中东至少有一阵子由于索马里而显得不重要。到1994年，俄罗斯已经不再具有太多新闻价值，甚至在极小的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发生的事件都吸引了更多的电视网报道，而在此后这个地区两年中再次沉淀到几乎被遗忘。在这两个例证中，同样在伊朗人质危机中，被美国卷入决定的报道与被事件发生地和性质决定的报道一样多。到1997年，最热门的外国新闻故事是很少进入十大事件的中国。

另外，有关外国的新闻，不管它如何或从哪里起源，当它通过美国新闻渠道时，它趋于变得统一起来(Gans 1975)。每当进行直接的卫星接收时，能够使每个站点把它自己的地方性观点加诸于发生在远处的事件上。通过选择同时也通过事件如何被环境构造部分地实现了结果。

举例说明选择的统一：在伊朗的美国大使被软禁之后，报道把重心集中在人质如受害人和被罢免的伊朗国王上，而一些电影继续塑造反美示威游行的人群。事实上大多数的伊朗人仍然过着平静的生活(Altheide 1981)。环境构造被Wallis和Baran(1990：175)证明，他们关于CBS－TV和CNN成体系的外国新闻条款代码显示其中将近一半伴随着关于美国和一个或其他更多国家关系的信息。这些伴随者可能被时间限制所需求的，但是他们屡次指出一个明显的国内视野点被引入对国外的新闻报道中。

更重要的是，甚至是在精英杂志中，新闻选择都是平常的，虽然并不总是符合美国政策利益报道。依照Gerbner的说法，《纽约时报》报道前苏联盟友实施军事管制或报道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可能性是报道美国友好国家相似情形的5倍(Gerbner 1991：32)。Manheim暗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报道正在准备让它的读者观看亚洲和东欧的事件，而不是沿着民主进程道路发展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很多在哥伦比亚政府和药材统治者之间的同时期斗争，他断言，“毫无疑问地已经被塑造成为了民主机构能够生存下来的斗争(1994：96f.)，但是那些构想不适合那时占主导的推进美国海外政策的构思”。

表19－1　美国电视网新闻从1991到1997期间大约五年的十大故事

来源：媒体监视(1991－97)

此外，在国际会议报道中，美国的媒介通常偏重于他们自己大使提出的问题。当开始恐怖主义报道时，恐怖主义这一术语事实上一直被主流媒介和发言人适当地用于象征反对西方的暴行，即使从恐怖主义的字面意义来看，乔治争论道，“美国和它的朋友是当今世界中恐怖活动的主要支持者、赞助者和犯罪者”(1991：1)。直接记录是困难的。许多这样的事件，包括第三世界的冲突，已经被抛进一个东西方新闻框架之内。随着冷战的来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1985年至1989年关于前苏联的报道已经远离军事事件而转向国内和国外的政策问题，同时也变得更加积极(Richter，1991：92)。

这些有关政策的观点如何使他们自己进入一个名义上自由的媒介系统，就像已经表明的，有线电视节目胶片和新闻的主要供应者通常首先求助于政府，他们和政府已经建立一种工作关系并且他们可以不用担心买不起他们的信息。这些同样有代表性的来源在为了“公正”平衡而转变观点之前能够引导报告。因此，把国际和国内的媒介视线转移到当地的调整，通常在最后，为了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通用，并藉此扩大任何最初的偏好，原始文本经常会被删掉。

外国新闻的受众

对大约两代美国人来说，电视一直是他们最重要的世界新闻来源，而且将来仍然如此，不管其他可利用的材料如何丰富。报纸阅读一直在受排挤，特别在年轻人当中，而且新闻杂志也没能适当地改善这种情况。1995年至1998年间在线服务增长了3倍多。据Pew Center研究中心调查，在1995年仅4%的美国人一周至少一次上网浏览新闻和时事；到1998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5%至26%之间。然而，这些调查没有证据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新闻消费方式。互联网新闻消费主要发挥对传统新闻的一种补充功能。那些人上网利用信息的易得、便利和广泛，继续支持传统新闻媒体像报纸、电视网络和新闻杂志建立的网络，这些网站除国外的新闻之外还包括许多内容。在最近的调查中，天气吸引了最大量的观众(在线新闻消费者的64%)，紧接着就是科技、娱乐和商业新闻(皮尤研究中心，1999；也可参见Smith and Lichter 1997；Robinson and Godbey 1997；普林斯顿调查研究协会，1996，72和74)。而且虽然在所有人口中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的使用在1994年和1998年之间一直在上升，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家庭比那些在最低收入层次的人接近互联网的可能性要高20倍，并且在家里拥有一台电脑的可能性要高9倍。根据收入和教育线介于“拥有”或“没有”信息之间的数字区分实际上已经增长而不是消失了(人口普查局，1998)。

画报的报道确实有一种其他资源缺乏的原创性。“不管电视新闻上已有和新出现的最生动的形象”。Doris Graber(1990：134)声明，“‘观众’对电视新闻故事的回想被可见的尤其那些通过特点和形象显得个性化的人所促进”。那些电视在时间方面有一个占优势的地方，然而，并不意味着是信息最丰富的来源。依赖电视的新闻观众实际上不如不看电视的观众见多识广，而“经常接触印刷媒介通常与较高水平的新闻理解相联系”(Robinson and Levy 1986：232f.，1996；Graber 1988；Neuman et al.1992)。鉴于观众从国内有线电视网到当地新闻广播(外国事务内容保持最少)的转变(Nielsen标称值，引自于Mattlin，1997)，今天一般化被更强烈地应用。它不是因最近纪录片数量的增多而改变的：他们把许多软新闻娱乐形式进行包装。许多观点是偶然的，通过设备进行现场报道的功能被启动。

只有电视报道大肆渲染的“大事件”依然吸引注意力。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只有在“一些主要的”事件发生时才会关注国际新闻，并且大多数人依然依靠电视通知他们最迅速的海外发展，虽然通过网络的少于较新的有线电视渠道。到1998年，40%的人通常将CNN作为了解任何突发事件的首选。(皮尤研究中心，1998)。

当然，媒介使用并不止一个模式。观众满意不仅根据接近和使用也根据交流能力。依照皮尤研究中心(1998)，“对政治、国际事件和科学技术具有相当高兴趣的重要新闻受众”，大约不超过民众的12%。由于受到较多教育，他们通过国内公共广播、主要的报纸、期刊和令人惊奇的特殊类日报、时事通讯、每年印刷的关于外国事务的书以及从网上获得大量新闻信息。其中较多的是男性、共和党成员，并且对全球市场的波动更感兴趣。

参与国际贸易的人显然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一个常常被引用对这种首席执行官的定期调查表明他们是在世界经济事务方面“广泛但是使用传播媒介却非常一致的消费者……相对于外国的信息资料对于本国的媒介(带有)一种压倒性的信赖”。这些占压倒性数量的美国人读《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和《华尔街日报》、《每周新闻》和一般的商业杂志，通过旅行和交谈得到补充。甚至这个精英阶层也很少读“高水准读物或者外国出版物”(Bauer et al.1967：163)。毫无疑问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这项研究开始时一些事情已经发生改变。首先，电线印刷术已经使外国的用户更容易获得；其次，《先驱论坛报》在美国境内已经消失很久。但是在时间和缺乏语言技巧方面依然存在的限制，不太可能因新媒介到来而使国内信息来源的主导地位消失，除非和他们的商业行为直接相关，这些信息以一个比较迅速的比率通过高度特殊化的渠道被提供。再次，进行相似的研究可能会有用。

就像其他政策的核心部分，媒体与对外政策制定者的关系，因他们期望更多公众反应的需要而变得复杂，这些公众大多是缺乏足够信息的。由于这个理由，大多数华盛顿人的时间过去一直至少用于浏览主要报纸的第一版(Cohen 1973)，而且现在依然如此。电视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在面临对外政策危机时，它是主要的信息来源。多数资深外交政策制定者接受O´Heffernan访问时，可以回想起许多这样的情形，媒介成为唯一或者最迅速的信息来源。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肯尼迪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甚至在古巴导弹危机的两个星期期间也回想不起曾依靠电视信息(美国国会，1994：28)。今天，由于媒体在制定国外政策时的位置是如此重要，任何人都不太可能造成这种忽视，所以当广泛地意识到媒体在设定的政策议程中扮演一个活跃角色的时候，在定义政策制定的信息环境方面，有时甚至提供一个在正常外交途径之外的非正常渠道(O´Heffernan 1994：236)。一个政府先前发表一份声明可能随后就否认了，为的是要测试另外一个国家甚至它自己国家的民众回应的可能性。今天电视报道已经达到一种瞬时和密集的程度，通过在主要首脑之间利用生动的电视图像进行直接交流补充传统的外交手段，比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发言人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或者最近在1998年6月克林顿的官方访问期间中国和美国领导人的电视交流。每当这种交流发生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必定也关注他们自己公众的反应。媒体策略成为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形象的投射

第一，美国民众没有一个深厚的文化认知以便从中观察世界上其他国家。大多数的人们对超越美国边界的国家和大洋只有地理学上的模糊意识。当他们面对一个没有标明地方名字的世界地图上时，回答者平均能够在16个中找出八九个国家。能够准确指出曾经在新闻中频率出现的最近两次冲突现场的比率更低：越南为32%而波斯湾为25%(盖洛普，4月～5月1988)。

第二，美国的公众对“其他国家”的新闻与当地的、区域的和国内的新闻相比表现出更少的兴趣。当牵涉到美国自己的时候他们对外国的兴趣才会增加(Wanta 1993；盖洛普，1994)，特别是如果这次卷入数量众多的美国军队时。在1990年10月，一个国内抽样调查表明66%的民众正“密切关注……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有和美国军队在沙特阿拉伯的部署”，兴趣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但是并不完全)归于新闻报道的增多。在整个海湾战争中它都停留在这个水平。对于美国军队介入其他海外冲突的新闻关注也在提升，虽然不是非常明显。可比较的数字是：1990年1月美国对巴拿马的侵犯，60%；1986年10月美国空军反击利比亚，58%；这两者都是以被认为是反对美国的敌人为目标。在1994年10月干涉海地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维持和平的一部分，美国军队在波斯尼亚的武装依然吸引相当一部分公众的注意力，但是1990年8月美国舰队在利比里亚的登陆，得到较少报道并且似乎很遥远，只有27%的注意力。通常，使人感动的故事比如关于空间探索和灾难是公众最感兴趣的(皮尤研究中心，1988－98)。

第三，当识别国家的时候，知觉要比地理上接近占的比重更多，美国对这些国家有“很大兴趣……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或者安全的原因”。被四分之三或者更多人提到的是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至少有五分之三的人对以下这些国家也有“很大兴趣”：加拿大、大不列颠、德国、中国、韩国和以色列(盖洛普1994)。虽然波斯尼亚是紧随其后的注意力焦点，但只有44%觉得它是重要的，处于埃及(45%)和法国(39%)之间。在调查的时候(1994年10月)，卢旺达连同波兰和印度一起，是那些美国人最不感兴趣的。

第四，众公的注意力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一旦美军撤出，对索马里的注意就会很快减少。比如，“密切”关注的数量在1993年3月从先前1月的52%下降到28%。公众在其他事件上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第五，虽然报道使人们的兴趣和注意产生熟悉感，但是关于美国角色的焦点将会给人们造成错误印象。在高度关注波斯尼亚美军新闻的美国人中，超过五分之三的人在关于美国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维和部队的程度方面有一个明显的误解，他们认为他们的军队占一半或者更多，只有21%的人知道美军只占一少部分(皮尤研究中心，1/11－14/96)。

第六，其他国家的形象同样也来自于对经过很长时间发展的文化或政治密切关系的认知，这些关系对这些形象的稳固也起一定作用。回顾1993年，二战期间美英成为伙伴之前，发现美国人对英国人民和政府都“感到很友好”(Buchanan and Cantril 1953：117)。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继续保持良好口碑：过去最经常用于描述他们的四个形容词按顺序分别是聪明的、能干的、勇敢的和热爱和平的(Buchanan and Cantril 1953：51，216)；而且通过问卷形式的一般社会调查比率显示1989年英国国家的形象在八个之中依然排列在最高等级。更近一些时候，盖洛普的回答者认为英国是8个政府中最没有可能利用间谍反对美国政府的；另外，他们所有意见中主要是赞成的，并且公民个人自由方面，这些国家中英国得到了最高的支持率(NORC 1990)。

同时也有相反的情况。随着冷战的到来，很长时间都受到怀疑的支持率的俄国人，作为“最不友好的”国家很快地取代了德国和日本(Buchanan and Cantril 953：117，216)。而且在冷战的这些年期间，由于正面的理由，美国开始觉得俄国最有可能派间谍，而先前的两个敌对国家(德国和日本)开始被看做在文化和政治上比二战时这个美国盟友(俄国)具有更多的同质性(Roper Starch 1993)。

第七，关于其他国家的认知水平越低，越容易对它产生形象扭曲。那些毫不迟疑地承认对前苏联有很少认知和对电视信息有很重依赖的美国人，更容易受到新闻事件的影响。他们的观点更多的不是基于前苏联国际行为的“有意识地发现”，并且因而准备好对前苏联立场变化甚至在它的政府系统有任何变动之前作出相应的反应，(Hinckley 1989：248)。1951和1990年间的民意调查记录到关于“美国和前苏联达成一致帮助维持和平是否可能”的重要变动。前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引起接近三分之一的乐观反应急剧下降，从1968年6月的49%下降到8月的34%。在1973年，随着发展的和解，乐观主义者回升到60%但是随后，在“赎罪日之战”之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冷战逐渐缓和而再一次上升前又滑落到45%(Holsti 1996：66f.)。

第八，新闻中曝光率较低的国家的形象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当他们进入聚光灯的时候，他们领袖的形象从默默无闻被提升。萨达姆是一个几乎一夜之间被提升的典型例子。1980年，他通过暗杀每一个潜在对手掌握了权力，只有17%的应答者提供的15个“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国家列表中包括伊拉克，并且把它远远放在前苏联(84%)、伊朗(56%)和中国(41%)之后，有趣的是，刚好在沙特阿拉伯之前。几年之后，在和伊朗冲突期间(1987年9月)，43%的人依然偏袒伊拉克，8%的人由于伊朗而反对伊拉克；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见或者很少关心(Lang and Lang 1994)。在突袭科威特仅一周之后，60%的美国公众同意布什总统将萨达姆比喻为希特勒(Dorman and Livingston 1994：72)。

最后一点是关于在大众与那些受过更多教育和获得更多信息的美国人之间的区别。后者尤其是专家的知觉更复杂、更有特色、更多根植于事实细节、更合乎逻辑、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有更宽广的视野。然而，Richman发现全部都是通过许多同样的途径来回应相同的媒介环境(1972：246－9)。教育水平中变动方向的区别是非常小的，但是在国际紧张局势上升期间，注意力的增加使“没意见”的比例变得更少，尤其在那些受较少教育的人之中较为明显。

甚至专家的观点和公众一样具有一些盲点。在新闻记者和学者、政府的专家之间有相当多的新闻交易(Tunstall 1971)，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他们依靠同样的来源和根据同样特殊的美国视野来观察世界。对于推翻伊朗国王事件，好像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少数为外国事件、中东日报和外国政策写文章的专家在1970年到1978年夏天之间已经察觉或者预见到革命。可以确信的是，“许多文章确实描述了一些次要和主要的问题。然而，甚至直到报道基层民众反Shah情绪或者发觉受欢迎的革命即将爆发之前，这些文章也缺少评论”(Mowlana 1984：77)。到目前为止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在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他们对威胁的知觉，集中在亲莫斯科的伊朗人民党宴会上。

1992年当这一章的作者之一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问一个前苏联专家小组为什么他们没有预见到前苏联的解体时，有一个相似的经历。他们使他确信并不缺少关于政府系统无效和即将解体的知识。他得知，大多数专家或多或少地“知道”这种情况在某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但是，由于占优势的观点与此相反，所以没有一个人打算因拥有与其他人不一致的观点而孤立。

知识差距

美国人对于很远国家的政治发展从不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们也很少获得关于那些国家事情的信息。就像论文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能——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在能力上——以同等的态度处理世界事务”。外国事件在文化上和地理上来看仅仅是太遥远。除了游历广泛的美国人，大多数人头脑中形成的形象高度地依赖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到达他们的信息。

当然这些媒介已经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差不多每个人都获得了很生动的形象，但是对于充分利用各种来源中潜在可用的全部信息方面，时间、技巧或倾向并不是必然的。存在一个真正的知识差距。它为什么在一个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中继续存在？

在我们公认的关于信息在四个水平上流动的概述中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只是稍微提到：在世界新闻生产中有组织的活动，构成世界新闻的产品的选择分配，不同消费者的使用，和他们被建构到美国人对其他国家形象中的过程，形象建立的障碍不多于如Isaacs(1958年)曾经烙上的“我们思想的印痕”。

只有世界上一小部分人明白。这是必然的——首先，因为媒介报道是高度选择性的，其次因为，除非被信息逐字充满，人们在使他们自己免于信息超载方面不情愿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不符合自己利益和需求的信息上。这些对获得新知识的限制使许多错觉留存下来。另一方面，了解一个国家的人越少，进入几乎每一个人意识的对一定事件的充分报道就越容易引起形象改变。问题是新信息能够引起更多误解或者带进已有的陈规。

尤其在录像带上，那些新闻倾向于“插入的(episodic)”，一种方式，能快速改变很少与上下文和有历史意义的观点有联系的事件(Iyengar 1991)，我们依然面对着另一个问题：即，在这个信息丰富的社会里，谁将对不断增长的关于世界日益相互依赖的公共知识负责呢？技术本身不是解决方法。它在各种遥远事件上快速改变的焦点需要通过一个促进理解的策略来补充。对于一个有良好教育的社区来说这是一项任务，理想的方法是在扩展传播复杂性方面与媒介管理者及专家合作。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宁愿把他们自己看做是新闻记者而不是教育者。所以，尽管对反对者提出申诉，他们也一直只说不做。

参考文献

Adams，William C.and Phillip Heyl(1981)‘From Cairo to Kabul with the networks，1972－1980，’in William C.Adams(ed.)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Middle East，Norwood，NJ：Ablex，1－39.

Altheide，David L.(1981)‘Iran vs.US TV news：the hostage story out of context，’in William C.Adams(ed.)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Middle East，Norwood，New Jersey：Ablex，126－57.

Bauer，Raymond A.，Ithiel de Sola Pool，and Lewis A.Dexter(［1963］1967)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The Politics of Foreign Trade，New York：Atherton Press.

Buchanan，William and Hadley Cantril(1953)How Nations See Each Other：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ensus Bureau(1998)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December)，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hen，Bernard(1973)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Boston：Little，Brown.

Cook，Timothy E.(1994)‘Domesticating a crisis：Washington newsbeats and network news after the Iraqi invasion of Kuwait，’in W.Lance Bennett and David L.Paletz(eds)Taken by Storm：The Media，Public Opinion，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05－30.

Dorman，William A.and Steven Livingston(1994)‘News and historical content：the establishing phase oF the Persian Gulf policy debate，’in W.Lance Bennett and David L.Paletz(eds)Taken by Storm：The Media，Public Opinion.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63－81.

Emery，Michael(1989)‘A declining species：the international news hole，’Gannett Center Journal 3(fall)：151－64.

Gallup(1988)Unpublished report of survey sponsored by National Geographic，Princeton，NJ：(April/May).

——(1994)Unpublished report of survey sponsored by 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Princeton，NJ(October).

Gans，Herbert(1975)Deciding What’s News，New York：Pantheon.

Garrison，Bruce(1995)‘On-line services as reporting tools：daily newspaper use of commercial databases in 1994，’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16(4)：74－86.

George，Alexander(1991)‘Introduction，’in Alexander George(ed.)Western State Terrorism，Cambridge：Polity Press.

Gerbner，George(1991)‘The image of Russians in American media and the“newepoch”，’in Everette E.Dennis，George Gerbner，and Yassen N.Zassoursky(eds)Beyond the Cold War：Soviet and American Media Images，Newbury Park：Sage，31－5.

Giffard，C.Anthony(1989)UNESCO and the Media，New York：Longman.

Graber，Doris(1988)Processing the News：How People Tame the Information Tide，New York：Longman.

——(1990)‘Seeing is remembering：how visuals contribute to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134－55.

Hinckley，Ronald H.(1989)‘American opinion toward the Soviet Un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242－57.

Hoge，James(1997)‘Foreign news：who gives a damn？’，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36(4)：48－53.

Holsti，Ole R.(1996)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Isaacs，Harold(1958)Scratches on Our Minds，Cambridge：MIT Press.

Iyengar，Shanto(1991)Is Anyone Responsible？How the Press Frames Political Issu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g，Gladys Engel and Kurt Lang(1994)‘The press as prologue：media coverage of Saddam’s Iraq，1979－1990，’in W.Lance Bennett and David L.Paletz(eds)Taken by Storm：The Media，Public Opinion，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43－62.

Larson，James F.(1984)Television’s Window on the World：International Affairs Coverage on the US Networks，Norwood，NJ：Ablex.

Manheim，Jarol B.(1991)All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Armonk，NY：M.E.Sharpe.

——(1994)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Evolution of Influ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dia Monitor(1991－7)Washington，DC：Center for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

Mattlin，Jay(1997)‘Yes，Americans still do care about the news，but not the way they used to：behavioral evidence from television and print，’Paper presented at the 52 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Norfolk，Virginia，May 15－18.

Moisy，Claude(1996)The Foreign New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ambridge：Joan Shorenstein Center on the Press，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Mowtana，Hamid(1984)‘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the US－Iranian conflict，’in Andrew Arno and Wimal Dissanayake(eds)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Boulder，CO，and London：Westview，71－99.

Neuman，W.Russell，Marion R.Just，and Ann N.Crigler(1992)Common Knowledge：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ORC(1990)An American Profile：Opinions and Behavior，1972－1989，ed.Floris W.Wood，Detroit：Gale Research.

O’Heffernan，Patrick(1994)‘A mutual exploration model of media influence on US foreign policy，’in W.Lance Bennett and David L.Paletz(eds)Taken by Storm：The Media，Public Opinion，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31－49.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1999)Media Consumption，Washington DC.

——(1988－98)Data Base：Public Attentiveness to Major News Stories，Washington，DC.

——(1999)The Internet News Audience Goes Ordinary，Washington，DC.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1996)‘News in the next century，’unpublished report conducted for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News Directors’Association，Princeton，NJ(October).

Richman，Alvin(1972)‘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affairs：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education level，’in Richard L.Merritt(ed.)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32－51.

Richter，A.J.(1991)‘Enemy turned partner：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week and Novoye Vremya，’in Everette E.Dennis，George Gerbner，’and Yassen N.Zassoursky(eds)Beyond the Cold War：Soviet and American Media Images，Newbury Park：Sage.

Robinson，John P.and Geoffrey Godbey(1997)Timer or Life：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nd Mark R.Levy(1986)The Main Source：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News，Beverly Hills，CA：Sage.

——(1996)‘News media use and the informed public：a 1990s’updar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129－35.

Roper Starch Worldwide(1993)Survey，New York(10－17 July).

RTNDF(1996)Profile of the American News Consumer.News in the Next Century，New York：Radio and Television News Directors’Foundation.

SmithⅢ，Ted J.and S.Robert Lichter(1997)‘The people talk back：public attitudes about the news med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52 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Norfolk，Virginia，May 15－18.

Tunstall，Jeremy(1971)Journalists At Work，London：Constable.

——(1977)The Media Are American：Anglo-American Media in the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States Congress(3.994)Impact of Television on US Foreign Policy，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Doc.79－868 CC，103rd Congress，2nd session，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tley，Garrick(1997)‘The shrinking of foreign news：from broadcast to narrowcast，’Foreign Affairs 76(2)：2－10.

Wallis，Roger and Stanley J.Baran(1990)The Known World of Broadcast News：International News and the Electronic Media，New York：Routledge-Comedia Book.

Wanta，Wayne(1993)‘The agenda-settin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an examination of different media fram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5：250－64.

Whitney，Charles D.and Lee B.Becket(1982)‘Keeping the gates for gatekeepers：the effects of wire news，’Journalism Quarterly 59: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