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主义”的立场

一、“批判主义”的立场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持大众文化“批判立场”的最重要、也是影响最为深广的理论群体，^[51]核心人物主要有前面论及的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等人。^[52]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一直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点，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不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就没有资格来谈大众文化。此语并不令人吃惊。由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影响，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于1944年在美国以德文出版的《启蒙辩证法》就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53]

20世纪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开始进入中国，对国内学术界影响极为广泛，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有关大众文化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视野中，大众文化是借助大众传媒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操纵着社会大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着支持资本主义统治的顺从意识。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观点来看，大众文化就是让大众不假思索予以消费的文化产品，其结果就是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反抗意识，盲目追求快感，甘心忍受资本主义的奴役。不仅如此，由于文化的商品化，否定了文化的艺术性、独立性，其结果就是导致文化的堕落或退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还强调说：

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产品，再加上普通地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就更加具有商品的性质，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54]

概括来看，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的生产就是文化工业进行的一种“标准化”的大规模复制，大众文化并不反映实在的艺术个性，并没有真正的内容，从本质上说，只能是一种模仿，必然导致艺术的生命的扼杀，艺术创造性和个性的毁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学者中，持批判立场最鲜明、影响也最大的莫过于阿多诺了。他在1941年发表的《论流行音乐》(On Popular Music)一文，一直被奉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作。在此文中，阿多诺对流行音乐提出了三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通俗音乐是标准化的，是“虚假的个性化”(pseudoindividualization)；第二，它促进了消极的消费；第三，它作为“社会凝固剂”而发挥作用。^[55]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就是一种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结果，其产品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和销售而生产，并不考虑到真正的精神需要。他还强调说，“工业生产的文化商品不是由它们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决定的，而是由价值实现的原则决定的。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赢利动机投入到各种文化形态上”。^[56]这就是说：正是追逐利润的目的决定了文化工业生产什么样式的文化商品，不可避免地，文化工业的作用就是麻木心灵、削平个性、腐蚀大众意识、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的秩序。在这里，“大众不是文化工业的衡量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尽管文化工业本身如果不适应大众，就基本上不可能存在”。^[57]

德国著名学者、当代批判学派的代言人哈贝马斯继承了从马克思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思想。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大众文化在形成初期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注意到，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通过把文化工业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和批评，哈贝马斯提出了著名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指出它是在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达成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而产生公共领域的最初根源，在于国家必须担负任务，以大规模的计划满足民众在教育等方面的需求。^[58]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理想类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他举例说，在18世纪末的德意志，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作家、出版社和书店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以及读书会等也广泛建立起来，这就为德国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提供了可能，从而出现了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其中的公众通过阅读和讨论，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公共交往网络。他们彼此平等，自由讨论，依据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很具乌托邦色彩。^[59]

哈贝马斯继而指出，由于现代社会的民主争论被文化工业所压制，大众传媒和大众娱乐的发展使得“公共领域”基本上是徒有虚名。换句话说，商业利益战胜了公共利益，“公众舆论”不是通过公开、理性的讨论，而是通过操纵和控制而形成。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的大众文化已经彻底丧失了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功能，从而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它带给人们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消费主义(consumerism，详见第七章的讨论)，再一个则是“人为的公共领域”，“只能创造出私人的享乐原则、消费与逸乐休闲的把戏”。^[60]如果说消费主义是主宰社会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人为的公共性”则是政治概念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无论是消费主义还是“人为的公共性”，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文化的剩余价值。另外，哈贝马斯还把家庭视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典型文化机制，并从这个角度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功能转变过程。他认为，家庭作为一种公共领域，是训练个体、教化个体，最终促使个体社会化的预备场所，家庭一直承担着联系个体私人性和个体公共性的中介角色。不过，从19世纪中叶以后，用于家庭阅读的文学杂志逐渐被发行广泛的画报所取代，家庭作为文学接受场所也就宣告结束，随之兴起的是一种作为“文学消费场所”的家庭。一句话，资产阶级的社交形式有了新的替代物，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交批判活动变成了无须担负任何社会责任的集体娱乐活动。^[61]

1957年，接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美国学者麦克唐纳在《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A Theory of Mass Culture)一文中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猛烈批评。他在此文开篇就说，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事实上是由两种文化组成的。其一是传统文化，可以叫做“高雅文化”，它主要见于教科书；其二是“大众文化”，就像口香糖一样，是针对市场而批量生产的、直接供给大众消费的东西，包括广播、电影、卡通、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和电视，而这些都是严肃艺术家不愿涉足的领域。不仅如此，大众文化是由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而开发的，他们利用了大众的需要——大众文化是在维护而不是去打碎阶级社会的不平等。麦克唐纳还把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民间文化是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是民众自享、满足自身需要的文化样式——换言之，民间文化是民众自己的一个小小花园，四周有一道围墙，与高雅文化的大花园隔离开来，但大众文化打破了这道围墙，“单凭它无所不在的影响和让人难以言尽的数量，就足以威胁高雅文化的生存了”。最终，麦克唐纳悲观地认为：“文化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只要它不是变得越来越坏，我们就万幸了。”^[62]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在1996年出版了《关于电视》(On Television)一书，把文化工业与商业逻辑联系起来，从而对大众文化进行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相通的批判，只不过他的批判更具经验性、社会性。在他看来，在20世纪90年代，电视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ratings)实现的。高收视率必然会带来丰厚的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不过，对于收视率的追逐也促成了电视从20世纪50年代的注重文化品位向90年代媚俗倾向的转变，一方面是电视对现实事件的选择和排斥，另一方面又必然把各种信息依照社会新闻的模式来处理和表现。其直接后果就是信息垄断，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影响。^[63]布迪厄还指出，在电视无所不及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知识和艺术创作也受到了商业逻辑的严重侵扰和蚕食，排斥了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正常传播，并由此表明了对文化商业化的批判态度：“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艺术产品商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64]

需要明确的是，在“批判主义”立场的阵营中，认为大众文化就是“美国文化”的学者特别是欧洲学者不在少数。前述对大众文化的猛烈批评，不少就源于这一认识，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主要人物：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因为在美国，大众文化一直处于主流地位，欧洲出现这种情况要晚得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工业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工业“扰乱了传统的文化等级制”，美国文化工业生产的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摇滚乐等大众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对输入国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状况使学术界特别是欧洲学术界感到强烈的不安，从而进行了一种基于本国立场的思考和激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