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员针对的立场

三、APEC主要成员针对FTAAP的立场

(一)美国

自APEC成立之初，美国就提出“新亚洲太平洋共同体”的理念，明确表达出逐步推进APEC机制化，并向亚太自由贸易区过渡的立场。直至今日，这一理念仍是美国参与APEC合作的指导思想。虽然美国仍在继续致力于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进行，但其贸易自由化战略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已经由主要通过多边贸易体制转变为同时利用WTO多边机制与FTA/RTAs双边机制共同推进自由化。这种策略的转变也清晰地反映在美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中。

在亚太区域内部FTA大量增加，APEC面临改革和转折的关键时期，美国一贯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导，试图引导APEC走向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意图更加明显。通过不断加快APEC机制化建设步伐，最终实现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美国对APEC发展的长远规划。其中，推进APEC逐步向FTAAP转化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路径之一。同时，在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高质量、带有强制约束力性质的FTAAP谈判，也符合美国主导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维持在本地区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的战略诉求^[1]。

总体来看，在亚太地区启动FTAAP谈判是目前美国在APEC合作中的核心战略。成员参与广泛、覆盖内容全面且自由化程度较高的高质量FTAAP必将为美国带来多方面的潜在利益。这些潜在的政治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支持美国的多边贸易战略。从美国整体对外经贸战略看，利用多边贸易体制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仍是美国贸易战略的最终目标。双边和区域自由化机制只能是对WTO多边机制的补充完善而不是完全替代。在APEC范围内启动FTAAP谈判进程，可以满足其利用FTA谈判间接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与其他APEC成员启动FTAAP谈判，形成共同的利益集团，也将提升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和要价能力。

第二，弱化茂物目标时间表的要求，转移发达成员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压力。根据APEC茂物目标，2010年是发达成员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最终期限。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美国不可能在2010年之前实现茂物目标。因此，如何对APEC其他成员有所交待成为美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挑战。在茂物目标第一阶段时间表到期的敏感时刻，美国正在加紧启动FTAAP的谈判进程。这样一方面可以将亚太地区未来的一体化走向纳入其既定构想中，同时也可以避免无法实现茂物目标的尴尬处境。

第三，巩固美国在亚太区域一体化网络中的轴心地位。利用自身的超强政治经济实力限制日本、遏制中国、控制东南亚是美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出发点。随着“亚太世纪”的出现，美国的全球利益和战略重点不断“东移”，原有的以安全-贸易为主轴的东亚战略面临着中国崛起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挑战。为安抚亚洲盟友，并瓦解地区一体化形成排斥或削弱美国主导权的倾向，美国确立了基于共同战略、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亚太三环外交体系。通过这一体系，美国旨在摆脱目前游离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之外的困境，进而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塑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新秩序。

目前，在APEC范围内启动FTAAP谈判是美国正在着手推动的一个重要行动。可以预计，一旦启动FTAAP谈判，美国将坚持一贯的强硬立场和主动积极的进攻型战略，主导整个FTAAP谈判进程，并以达成高质量的区域自由化协议为最终目标。

(二)日本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日本贸易政策的立场仍然是多边主义的。1998年以后，东亚地区经济普遍低迷，高增长奇迹的结束使日本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与前景的信心发生动摇，并开始对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集团力量维护市场份额、保持竞争优势、恢复经济增长予以关注。同时，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进展缓慢，WTO多边回合迟迟没有结果，与许多国家一样，日本也不得不另辟蹊径以便分享其他国家的优惠贸易措施。

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国际贸易白皮书》首次从官方角度阐明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不足以及建立双边FTA的必要性。指出日本区域贸易安排的政策目标有5个方面:促进新贸易规则的确立与实施;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为多边贸易体系积累经验;避免因不参与双边FTA而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2002年5月，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制定了《日本经济活性化六大战略》，明确提出要以商签双边FTA来适应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以此为基础，日本外务省2002年制定了《日本FTA战略》，正式提出日本对双边FTA的基本立场、谈判和签署双边FTA的基本原则、选择主要谈判对象的原则及具体标准和双边FTA战略的重点。

在明确的FTA战略指导下，对于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FTAAP，日本自始至终都高度关注。日本认为，参与FTAAP有助于其维持在亚洲以及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同时也可以分享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好处。与美国一样，启动FTAAP的建设会转移日本实现茂物目标的压力，符合其作为发达成员的基本利益。尽管参与FTAAP谈判将为日本带来较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也符合其主导亚洲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战略，但是，日本参与FTAAP谈判的困难和艰巨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核心困难就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无法解决农产品贸易问题，日本在FTAAP谈判中只能消极被动地采取防御战略，甚至有可能选择抵制谈判或无限期拖延缔约的策略。如果根据美国的构想缔结全面、高质量的FTAAP，那么对日本政府及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将是一个严峻挑战。

(三)东盟

通过积极融入区域及双边经济一体化进程，分享贸易自由化的经济福利，并借此巩固东盟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已经成为东盟贸易战略的主导思想。APEC发展为约束性的FTAAP框架为东盟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开拓了新的空间，但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

FTAAP的自由贸易框架将为东盟在亚太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开拓新的空间，有利于其FTA战略的顺利实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将为东盟带来较大的实际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利用FTAAP机制协调制衡大国。在政治经济大国之间进行利益制衡是东盟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一贯立场。FTAAP虽然是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机制，但由于参与成员众多，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政治博弈复杂，有利于东盟利用发展中成员联盟的地位实施“大国平衡”战略，谋求自身的生存空间，进而维护自身在东亚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2)分享复合网络型国际分工的福利。20世纪90年代之后，亚太地区原有的垂直型国际分工雁型模式被复合网络型的新型国际分工所取代，表现为一种多边互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织的区域分工网络体系。美国、日本、东盟和中国构成彼此相互牵动又互为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在东亚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参与FTAAP谈判并最终缔结自由化协定，有利于东盟各国围绕出口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工业化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和开放型转变，依靠产业升级、增加技术和资本的密集度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强了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将带动各成员交通、运输、建筑、通信、金融、保险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为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出口产业的发展也使各成员间的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加强，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

(3)有助于内部成员最大限度享受市场开放的福利。对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内部的个别成员来说，自身开放程度较高，在FTA谈判中出价能力较强，市场开放和制度变迁的成本较低。但在与其他经济大国进行FTA谈判时，往往由于自身实力弱小，难以最大限度拓展海外市场，无法充分享受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果。而东盟作为整体参与FTAAP谈判，集体行动带来谈判要价能力的增强，必然使内部各成员的福利得到“帕雷托改善”。

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参与FTAAP谈判对于东盟来说都具有较大的潜在利益。但是，东盟作为发展中成员联盟也面临许多客观风险和实际困难。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于对过度依赖发达成员和国内产业受到严重冲击的担心，而统一协调内部各成员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解决谈判资源匮乏的困难则更大。

因此，客观地看，东盟国家不可能主动启动并主导FTAAP谈判进程，而更有可能采取主动出击与积极防御相结合的战略，继续实施在APEC其他核心成员之间的“大国制衡”战略，以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