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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奥的历史之谜,至此豁然开朗

时间:2022-04-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美索不达米亚悲剧:深奥的历史之谜,至此豁然开朗美索不达米亚的悲剧,在其他文明中心不断上演。最后,中国的圣贤们一再致力于培养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使之适应自然生命的运行与社会关系的和谐,避免过分膨胀的人欲将文明的基础损耗净尽。高污染的汽车取代自行车,使中国城市的天空烟雾弥漫。

三、美索不达米亚悲剧:深奥的历史之谜,至此豁然开朗

美索不达米亚的悲剧,在其他文明中心不断上演。辉煌的古埃及文明由于巨大的法老陵墓“金字塔”的修建、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所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过分损耗而毁灭;印度河流域作为古印度文明的发祥地因过度开发、生态破坏而夭折,代之而起的恒河文明虽然更加辉煌,但也没能挣脱这一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往复循环。

中华文明虽然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但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她免遭其他古典文明覆灭的命运而绵延至今:首先,喜马拉雅山、西北沙漠、西伯利亚冰原、蒙古草原以及寒冷的东北形成天然的地理屏障,常常阻止并削弱外来民族的大规模侵扰。其次,古埃及文明与古印度文明以及其他古典文明都具有的宗教狂热、种族冲突、种族—宗教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人、财、物力的巨大损耗,在中华文明的大多数时期都十分罕见,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从中华文明的黎明时分就以一种还万物以本来面目的态度来看待万物,既不夸大它们,也不贬低它们,而是谨慎而自然地对待它们。因此,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既不是超自然的宗教生活,也不是将自然贬低为物质财富的浅薄的世俗生活,而是依循自然之生命节奏的诗意生活。这种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与中国在古代的地理安全、种族文化融合、非宗教主义等因素直接相关。再次,持久连续的历史赋予中国人以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从正反两方面积累的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人:无论对文明内部还是对文明外部,和平总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最佳途径,暴力往往导致两败俱伤,除非万不得已,不应贸然尝试。最后,中国的圣贤们一再致力于培养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使之适应自然生命的运行与社会关系的和谐,避免过分膨胀的人欲将文明的基础损耗净尽。中华文明阅尽繁华而能屹立至今,就依赖于这样一种深刻博大的文明智慧与生命智慧。

尽管如此,像中华文明这样饱含生态智慧的文明,其强大统一的王朝尽量避免穷兵黩武或像西方诸帝国那样炫耀武功,她的和平主义的内外政策,也都承受着巨大的人口—生态压力。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是高原荒漠和崇山峻岭,不适宜人类居住与开发;其余三分之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一一开发净尽。伴随人口膨胀而来的,是耕地紧张、社会动荡。内外战乱使王朝更迭,人口因此锐减,土地获得重新分配和开发,新王朝得以“休养生息”。休养生息使人口再度膨胀,大举开发新的耕地与资源成为必需。而人口的膨胀注定要超过人们的开发能力,因为开发能力越高,生态破坏越剧烈,土地以及其他资源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休养”,于是社会动荡必然降临。

以中国的人口与黄河含沙量之间的关系为例:周朝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是53%,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此时是通体清澈的,公元前1044年,宽广清澈的黄河流经孟津时,一定屏息凝神,静听河边一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向汇聚于此的大军发表响彻历史的誓词:那是周武王在讨伐殷纣前设坛昭告天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而到晚周,圣人孔子已发出这样的感叹:“圣世出,黄河清!”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开发与征战已使黄河首度出现浑浊;到汉朝,公元初年,中国人口已超过6000万,这一高峰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400余年的战乱而急剧下降,到唐天宝年间,中国人口已超过8000万,黄河之水已十分浑浊;到北宋末年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人口达1亿400万,黄河含沙量已达50%;明朝末年人口达1亿5000万,黄河含沙量达60%;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猛增至3亿1300万,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人口达到古典中国之最高限4亿3000万,黄河含沙量已高达70%!即使西方侵略者不来,传统中国的生态极限也早已超过,动乱、战争、革命已是一触即发。[5]

在巨大的人口—生态压力下,积贫积弱的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迅速富强的出路。迫不及待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尽管西方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在中国人民感情中激起强烈的义愤,但渴望迅速富强的中国人,还是不得不走上一条模仿西方的发展道路。经过150年的浴血奋战、尝试、挫折、失误和重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呈现出难得的初步繁荣。

回顾150年的奋斗历程,人们发现,最大的失误在于:对文明传播的内在肌理以及中西两种文明体系的运行模式认识不清、把握不准。一半因为情势所迫、一半因为先入为主,中国人在追求现代文明之初,眩目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成就,普遍接受了“进化论”的世界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征服自然”的口号流行不衰,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一口咬定“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似乎一个社会表面的政治经济变化或“进步”,可以超越文明的生态极限,进而一口咬定中国古典文明是落后过时的,必须全盘抛弃。

这一失误极大阻碍了中国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的努力。最直接的后果是:由于错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致使最近50年中国人口由原来的5亿多猛增为目前13亿多,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主要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全国拥有自行车4亿多辆。为了“现代化”,中国大力发展汽车工业,首先是某些机关部门的首长,上任伊始便大买汽车以供自己、家属及单位享用;然后政府把每个家庭拥有至少一部私人汽车作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全不管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和拥挤的交通根本不能承受西方社会那样的“交通现代化”!高污染的汽车取代自行车,使中国城市的天空烟雾弥漫。

2002年3月4日,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列举道:“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8%,平均每年新增1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高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沙尘暴频繁发生;草地退化、沙化、碱化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并且每年还在以200公顷的速度增加。森林人为破坏严重……人工林占森林多数(人工林保持水土的能力与原始森林不能相比:原始森林因其长期形成的生物多样性而固土防沙能力极强,人工林由于缺乏生物多样性而易形成土壤板结。——笔者)……每年有200万公顷的有林地逆转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林地。”此外,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农田、农村饮用水污染等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生态破坏严重(红树林面积从历史上的25万公顷锐减为目前的1.5万公顷),等等。他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制约一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既要解决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欠账,又要紧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步伐,面临着很大压力。”[6]

很明显,中国目前的“快速发展”正在使“生态欠账”越积越多,直至祖宗基业、民族大业被“生态坏账、呆账、死账”拖垮为止。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的生态觉醒与生态拯救的力度,远远赶不上生态破坏的广度和深度。

1972年初春的一个早晨,经历了昏天黑地的狂风之夜,一个世代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山东农家女孩,刚刚起床出门就目睹了恐怖的一幕:流淌了亿万年的黄河,在她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浩浩汤汤几万里、被形容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的母亲河,在最应当波澜壮阔的下游地段,竟然彻底干涸!人们惊讶地发现:再没有水从河床上流过,再没有一滴水!对于一条以入海作为她神圣目标的伟大河流来说,那一时刻,其实意味着的是一次死亡,一次该让所有中国人痛哭的死亡!对黄河的这次可怕断流,历史纪录表现得麻木不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和《黄河志》没有任何记载。1972年的中国,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从此开始慢慢回归国际社会,而全然没有顾虑到: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生态母亲,已经无力奔赴大海了。我们真是不肖之子!森林被砍伐,草场被圈占,一座座大坝将黄河水截留,无处宣泄的黄河沙将这些大坝越堵越死,每年排入黄河的污水高达41亿吨,母亲河还没走出青海河源地区就断流长达半年之久!1997年9月3日,黄河首次出现洪汛期断流:黄河母亲连眼泪都哭干了!专家预言,2000年以后,黄河不仅会变成季节河,还会变成内陆河!蓝天下,干涸的黄河河床上,一群群烂漫少年正在兴高采烈地踢足球。什么样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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