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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明的向外传播

时间:2022-04-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都市文明的向外传播上海开埠以后,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带到了上海,石印、铅印等印刷技术在上海出版业中被广泛应用。上海不但是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其印刷业也在全国位居魁首。综上观之,上海出版业对江西的辐射是很明显的。如在20世纪以后的上海出版业中,有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合伙的,也有独资的。

二、都市文明的向外传播

上海开埠以后,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带到了上海,石印、铅印等印刷技术在上海出版业中被广泛应用。这些印刷技术也通过上海传到了江西。石印技术在光绪年间传入江西,晚清江西的石印局有江西官书局、江西官报印刷所、江西印刷局、江西开智书局4家。到民国年间,江西的主要石印所达160余家。江西铅印技术的应用是由光绪十七年(1891年)教会创办的九江华中书馆印刷所开创的,晚清江西的铅印厂有5家,民国时期增加到119所。也就是说,民国年间,江西的石印、铅印业达到鼎盛。

上海不但是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其印刷业也在全国位居魁首。无论是在印刷设备的生产和销售上,还是印刷技术的应用上,都是国内其他地域所无法比拟的。上海的不少书店除经营书刊外,还经营印刷器材。如别发印书馆经营印刷机器;格致书室经营照相器材、铅字铜模和印刷机器;其他如伊文思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均经售印刷器材,可以说上海是印刷器材的总汇地。江西的不少印刷器材都直接从上海采购。如1872年开办的江西官书局就曾在光绪二十六年从上海购有双轮对开机一台,二、四、五号老宋字各一副。可以说早期江西的石印、铅印器材主要是来源于上海的。印刷出版业中所需的技术人员也多从上海聘请或在上海培训。如江西官书局从上海购买铅印器材后,其铅印工人就是从上海、武汉两地聘请的。光绪三十三年,高安人邹殿书在南昌创办助进印刷所,其技术工人由本族子弟在上海培训后担任(31)。这些早期从上海来的和由上海培训的工人,把上海先进的印刷技术逐步传到了江西,促进了民国时期江西印刷业的发展和兴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许多印刷出版机构迁来江西,它们不仅带来大量的图书、纸张,也把先进的印刷机器和设备等带到了江西,在江西建立了许多印刷机构,从而推动了江西印刷技术的进步。有些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在江西培养新的印刷技术人员。如中华书局因《辞海》纸型在上海陷落时未能带出,而内地又多有需求,于是委托战时印刷课本等书籍的江西合群印刷公司用原书照相制版翻印。为解决人员的技术问题,遂邀请合群印刷公司经理朱达之等人到香港中华印刷厂观摩印刷技术,并派香港中华印刷厂彩印部主任张文元到赣州驻厂监印,对制版、校对、调色、选纸等技术进行现场指导。(32)这些活动使江西的印刷技术进一步提高,加上吉安、赣州经改造过的土纸比较充足,在战时出版了很多急需的书籍,不仅满足本省的需要,还支援着其他省份,使上海出版业战时在内地得以重建。

综上观之,上海出版业对江西的辐射是很明显的。就印刷技术传到江西的时间上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石印技术虽传播较早,但也到民国时才广泛应用起来,这与上海在晚清大量的石印机构的出现形成了一个时间差。这种传播上的时间差还表现在民国以后,上海的印刷业中主要是铅印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而江西则是石印、铅印并重的时期。这些都是从器物文明的传播上说的。在制度和观念上,上海对江西的影响当然也存在,但表现得非常缓慢或者说不明显。如在20世纪以后的上海出版业中,有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合伙的,也有独资的。但江西除上海分支机构外,自身办的出版机构都是独资和合伙投资的,几乎没有股份制出版机构。可见,器物文明对人们有直接的吸引力而易于传播,至于制度、观念等深层次文明的传播则要慢得多。

【注释】

(1)[美]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页。

(2)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3)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4)黄协埙:《本报最初之时代》,《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

(5)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上学部公呈》,《洋务运动》丛刊(八),第15页。

(6)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7)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第11—12页。

(8)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9)黄警顽:《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92页。

(10)宋原放、孙颙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17页。

(11)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12)参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401—402页。

(13)宋原放、孙颙主编:《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18—919页。

(14)霆声:《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中国现代出版资料》甲编,第241页。

(15)同上书,第246页。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20)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465页。

(21)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22)取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12页上表均数所得。

(23)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13页。

(24)1898年7月26日,清政府令此报为官报。

(25)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2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27)《上海研究资料》,第406页。

(28)喻建章:《在救亡图存中求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江西的出版业》,《南国书苑六十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29)熊向东主编:《江西省出版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30)梁凯峰:《江西省出版志》,第246页。

(31)《江西省出版志》,第188页。

(32)喻建章:《南国书苑六十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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