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上海出版业

一、太平天国与上海出版业

在上海都市化的进程中，既有自身的区位优势，又有外力的推动。这种外力的推动作用始终伴随着上海的都市化进程，有时甚至呈显性状态，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外力。太平天国对上海都市化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反映都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上海的出版业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当然，太平天国对上海都市化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本人无力也无意在此论及，至于太平天国的出版业也不属于本文关注的范围。这里，只欲就太平天国对上海出版业相关的政治环境、人口结构、出版机构的迁移等方面所产生的较为直接的影响略作申述。

首先，太平天国使大量人口和资金向上海集聚。在这一时期向上海迁移的大量人口中，官僚、富户和商人既是其中的主力也是当中的急先锋。上海周边地区的官僚、富商因为近水楼台的便利，最先也最多地迁入上海。早在太平军攻克南京时，江浙一带的富户豪族就开始往上海避难。据资料记载，当时“东南完善者，独上海一隅”，“顾地为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间，肩摩趾接，居室则嚣杂湫隘，荒地亩至百余金”⁽³⁴⁾。随着太平军逼近和占领南京一带，“镇江、扬州富户携资远徙”⁽³⁵⁾，一时“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郡，又由苏郡移居上海”⁽³⁶⁾。形成了一股“搬移者始自关外（指南京），旋及苏州，十去六七，渐及上洋（指上海）”⁽³⁷⁾的人口流动潮流。

继攻克南京之后，太平军在1853年连下常州、无锡、苏州诸城。于是，江浙一带人口向上海流动更加剧烈，他们或纯为避难，或为易地发展。据记载，“苏城失守，藩臬各官俱奔上海，制台亦逃上海出版业，预为浮海之计”⁽³⁸⁾，一时造成了“苏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内”⁽³⁹⁾的局面。在浙江，不少满族官员都携带家眷，分乘船艘，开往上海，或经上海、天津而回北京⁽⁴⁰⁾。除大批官僚之外，江浙地方的富户也大量向上海麇集。时称“始自官署家眷先各远避，而绅富则纷纷矣”⁽⁴¹⁾。在这股人流中，就有苏州著名的地方富绅潘曾玮（大学士潘世恩之子），木渎的冯桂芬，苏常地方的席立功、周韬甫等。如席立功，出身于“素有名誉之世家”，其父亲就在太平军起义时“偕昆仲三人，避乱于上海”⁽⁴²⁾。苏州地主陈卧云在逃到上海时身携白银10万两，到上海后就开设了钱庄⁽⁴³⁾。另一个苏州大地主柳兆熏在逃到上海以后，也常常做银行的投机买卖。后来的上海银行业巨子沈缦云的父亲张桐龄原是个举人，母亲郭氏也知书善画，太平天国进军江南时，其全家由无锡避居上海。到上海后，父亲在某绅商家任家庭教师，母亲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清心书院当教师⁽⁴⁴⁾。著名的盛泽镇丝商沈枝珊，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拿出一部分资金托其兄沈栗甫到上海开设绸缎铺，他“每月在湖丝局汇银到夷场王永义行内，俱用吴兴图记，存王永义西庄者二万余两，又存王轶仙处五万两……又以二万两开慎号南货行于东市”⁽⁴⁵⁾。上海中药行业著名的百年老店雷允上就是因咸丰时苏州地区的战火，于1860年迁到沪上营业的。苏州药商汪心耕“遣庄东甫潜到上海，由湖州丝行汇银16万两到邱姓丝茶栈运贩”⁽⁴⁶⁾。逃亡到上海的吴江县地主黄森甫、杨憩棠在上海外洋街合伙开设了生禄斋店号⁽⁴⁷⁾。个别与外贸有关的商人，如程稼堂在避难上海后还远逃日本。当时的外国报纸报道说：“上海已成为安全的城市，这声名正广为传播。”⁽⁴⁸⁾太平军进军和占领绍兴期间，绍兴府“避兵来沪者，踵相接”。还有些为衣食计，纷纷“弃读就贾”，其中多就贾于沪上，如田荓卿就“避地贸迁于上海”⁽⁴⁹⁾。当宁波为太平军攻占时，外国报刊报道说，这里的“钱庄和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下乡”⁽⁵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同治年间。直到那时，“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⁵¹⁾

不仅是上海周边地区，离上海较远的地方也有不少富商向上海迁移。由于太平军从广西、湖南北上，地处长江中游的汉口也受其影响，致使“该处外国银号已移来上洋，华商货物亦移往他处”⁽⁵²⁾。当时汉口“完整而富裕的银钱业”，由于受到战争的冲击，不少票号也迁到了上海。特别是在太平天国挥戈东向以后，在太平天国力量所到的浙西地区，“不但无殷实之家，且多人亡户绝”⁽⁵³⁾。在淮南地区，“运商四散，盐商亦皆逃亡”⁽⁵⁴⁾。

这期间大规模人口的迁入，使上海人口激增。在租界开辟以前及其初期，“上海全县的五六十万人口中，集中于县城及其附近者约有20万余人”⁽⁵⁵⁾。到太平天国结束后的1865年，上海总人口已达691919人⁽⁵⁶⁾。当然，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作为一个传播文化的出版业要获得发展，它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受众。这虽然和一个地域的人口数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并非直接由其决定，而是直接受人口结构制约的。因为只有具备一定文化的人，才可能成为出版业发展中的受众；只有有一定财力的人，才会成为出版物的购买者。而在太平天国期间进入上海的人群中，恰恰就有许多是官僚、富商这样一些有文化又有财力的人。他们的涌入大大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受众。虽然我们无法得出此时上海各种人口的数字，但我们据《1865年工部局年报》发布的人口职业统计来看，当时上海社会职业有着很明显的变化。这次统计上报的有职业的租界华人为6580个，其中从业人数排在前20位的职业及人数如表2-5。

表2-5 1865年上海租界华人主要职业人数表

表2-5说明，在华人群体中，虽仍以传统的职业为主，然也有不少新的职业产生。许多新职业的产生，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其余还有许多上海华人中没有的职业，如会计师、土木工程师、医生、药商、制表商、面包商、煤气装配工、潜水员、乐师、律师、摄影师等。这其中不少的新行业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表明此时上海有知识人的绝对数量一定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无疑对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相对来说，租界外国人的平均知识水平当然更高，这时在上海的外国人的职业有药剂师、书商、牛奶场主、染料工、梳棉工、织布工、洗衣工、翻译、教师、画师、摄影师、牧师等。这表明，太平天国后，上海已流入了西方各种商业和技术人才，不仅有直接从事出版业的印刷排字工人和书商，更有出版业所需的广泛读者。

其次，太平天国使上海的繁荣地域发生改变。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导致了原居上海城厢的居民大批地涌入租界，造成租界人口的集中。小刀会起义一爆发，就有许多原居城厢的居民离开刘丽川率军占领的县城，人们“不断像潮水般地逃进两个租界”，“洋泾浜北边的中国居民，在县城被占领前只有五六百人左右，而这时，据第一届董事会的道路委员会提出的正式报告，已经激增到两万以上”⁽⁵⁷⁾。在1853年9月14日，怡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信中也说：“这次变乱，使上海大受震动，许多买卖人携带家眷逃到租界区躲避”⁽⁵⁸⁾。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杭时，避居租界的华人已达30万，到1862年，竟有50万之多⁽⁵⁹⁾。这些挤入租界的人们，“每个人由日出到日落都设法做点生意”。⁽⁶⁰⁾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不仅昔日的金融重心苏州衰落，许多票号移入上海。以后《申报》在追述这段历史事实时说道：“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军兴以来藏富于官。票号交结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底定，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两。”⁽⁶¹⁾这些已入上海的许多票号及原来南市的上海钱业都纷纷移入北部租界。正如后人姚公鹤所云：“适值洪杨举事，内地受兵，商人借经商之名，为避兵是实，既联袂而偕来，即内地绅富，亦以租界处中立地位，作为世外桃源。商人集则商事兴，绅富集则金融裕，而领袖商业之机关乃次第开设，此为北市钱业发达之最初原因也”⁽⁶²⁾。这样，也使上海的商业重心开始由原来的城厢一带转移到了租界里面。在商业重心北移的同时，一些新的居民点和商业区开始形成；徐家汇即成市于这一时期。⁽⁶³⁾上海繁荣地域的变化，对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南市书业的纷纷北移就是明证。这点，在后文中我们将详加论述。

再者，在太平天国期间，上海的租界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殖民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内乱，在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起义中，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他们不仅获得了最大的商业利益，而且在租界建立了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在行政上，上海于1843年11月开埠，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签订《上海土地章程》。于是，英、法居留地得以设立，但这三个居留地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种局面在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的大动荡后，由于华界难民的大批涌入租界，为外国人全面控制租界提供了契机。1854年7月11日，西人会议通过土地章程修改案，设立工部局⁽⁶⁴⁾。这种工部局，正如英国领事阿礼国所说，它将是“一种市政机关”⁽⁶⁵⁾，为了商业的利益，西方殖民者开始接受华人入界居住⁽⁶⁶⁾。在军事上，1853年4月12日，上海西人大会决定组织义勇队。在司法上，1855年4月，在华当局未允的情况下，英领及工部局均签字允许，使以前的临时警察，“正式成为常备警察”⁽⁶⁷⁾。1864年5月1日，租界会审公廨成立，后会审公廨逐渐变质，西人权利逐渐扩大，致使司法权几乎为西人掌管。总之，上海租界基本上脱离了中国政府的行政、司法体系，成为“国中之国”。诚然，这些权利在租界的建立，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然而，毋庸讳言，这种事权不一的分治格局，造成了一些控制薄弱地带和缝隙。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出版自由的理念，不管其虚伪性如何，相对于封建专制下的政府来说，毕竟是个进步，之后租界内许多进步书籍的出版，都是借助于这个“国中之国”。它对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另外，在太平天国初期，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传闻太平天国运动在内地发展起来”，由于信仰的关系，他们觉得《圣经》的需求量会大大增加，为了大量印刷《圣经》，上海伦敦会“将几部大机器运往上海”，并昼夜印刷了几十万册的《圣经》。直到“了解到有关太平天国的事，到他们败绩的显露，发现并非像原来所估计的那样急需出版和发送上百万册《新约全书》”时，才“根据当时的情形，工作进展速度缓慢了下来”⁽⁶⁸⁾。这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义，一度引起了上海传教类书籍出版量的增大，并使当时上海不多的机器印刷设备得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