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出版业与近代出版业的分野

一、传统出版业与近代出版业的分野

上海开埠不久，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就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关于墨海书馆的启迄时间，向有争议。它是西人在沪建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也是1860年美华书馆来沪前上海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因此，对它的启迄时间加以考析是十分必要的。关于它建立的时间，有1843年说，有1848年说。《上海研究资料》中《事物原始》云第一个教会印书馆是墨海书馆，开始活动的时间为麦都思到沪之年，即道光二十三年，公历1843年。1988年第2期的《出版史料》载有1954年任广学会总干事的江文汉先生的《广学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原来在马六甲主持印刷所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于1848年在上海现今的山东路创办‘墨海印书馆’，主要是刊印中文圣经；到1860年‘美华书馆’成立后不久，它的业务才停止。”叶再生先生在其《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中据1843年10月《虎门条约》规定“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之语，认为：“墨海书馆要在1843年的最后两个月内，办理完租赁房屋、搬运设备、雇佣员工、安装运转、组织生产等事项，是不可能的”⁽²⁾。因而，他否定1843年建成说，认为1848年建成说较为合理。从有关资料来看，《上海研究资料》说麦都思到沪之年为1843年是不够准确的。麦都思早在1835年就到过上海游历，只不过没有定居上海。叶先生以《虎门条约》的签订时间来推断墨海书馆的“建成”时间是1848年。如果从“建成时间”上说，1843年建成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事实上，麦都思来上海定居的时间比叶说更晚，他于1843年12月中旬抵达上海，12月23日在上海县城东门外，租赁民屋，居住下来。从定居到年底只有7天时间，想使机器安装运转，确非易事。然而，需要说明的是，麦都思在香港出席1843年八九月间伦敦会举行的会议上，就被派往上海或宁波传教，而麦氏又一直主张到上海传教。这种情况下，其准备工作的时间应该说是充分的，尽快建立出版机构是传教之急需，故他来上海时，就将印刷器械也一同带来。他在上海东门外租的房子，楼上住人，楼下就安置了他从巴达维亚搬来的印刷所。⁽³⁾加之，麦氏本人懂汉语，精通印刷，游历又广博。这样，他在上海县老北门附近的大境杰阁（今南市区大境路一带）开设书馆，用我国砚台别称“墨海”为名，定名墨海书馆，应该是来上海以后不久的事。墨海书馆于1861年迁至英租界山东路口⁽⁴⁾。据熊月之研究，墨海书馆在1844年至1846年间，书馆共出书籍17种，说明墨海书馆至迟在1844年已建成。王韬记载其戊申（1848年）正月游墨海书馆的经历，云：“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竞为创见。余特往访之……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床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而纤翳，洵属玻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丝毫。”⁽⁵⁾从这段记载来看，1848年的正月，墨海书馆已确有机器生产，书楼建设已很完备，书籍已用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在1848年以前墨海书馆已用机器出书。关于该馆的机器设备和书籍印刷过程，王韬后在其《瀛壖杂记》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然该馆并非所有书籍都是用机器印刷出来的，正如胡道静先生所说：“墨海之机器印刷的书册，只限于《圣经》和教义宣传品及1857年出版的《六合丛谈》，至于译印的西方科技书籍，仍然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来刻印的。”⁽⁶⁾但即使是《圣经》的印刷，也有手印的。麦金托什在其《在华早期的教会书馆》中记载：伦敦会在估计太平天国因信奉基督而需大量《圣经》时，将几部大机器运往上海墨海书馆，后来，这些机器因超负荷运转而受到严重损害。教会决定“将机器运回英国，而用手印机代替。手印机当时也在使用中”。这表明墨海书馆的《圣经》也有手印的。就这一点上，陈伯熙《老上海》云：“墨海书馆成立于一八四三年，为上海有铅印设备第一家……其书或为活字，或为泥胎烧成之铅版。墨汁、胶棍大致与今式相同。”不能让人尽信。

由以上分析可知，麦氏定居上海后，由于传教之急需，立即着手筹建墨海书馆，它的创建时间应从1843年算起。1844年已开始出书，其建成时间肯定不迟于1844年。而且，在1844年至1847年间已开始使用机器设备生产书籍，而非到1848年才建成。

关于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是：“1860年，美华书馆搬至上海开始出版业务后，伦敦教会就决定停止墨海书馆的业务”⁽⁷⁾。胡道静先生在其力作《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中这样说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墨海书馆译印西方科技书籍的工作休止……墨海在五十年代印出许多科技著作，至此已在中国知识界中产生了影响，开花结果。兴办洋务，自译西书的高潮已经来到……一八六三年，上海仿京师同文馆例，设立了广方言馆。一八六八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设译书馆。这些机构都陆续翻译了不少的西方科技书籍。对墨海书馆来说，人也跑了（按：“人”指王韬），要干的事也有很多的其他有力机构去承担了，该退位了。这大概是墨海终止译印西方科技书籍的根本原因”。熊月之说：“墨海书馆何时停办，时间不详。光绪初年的《申报》和《万国公报》上，还有它的广告，可见到19世纪70年代还在活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到1860年，美华书馆在上海立足之后，墨海书馆在上海的出版中心地位，即被美华书馆取代，以后地位日渐式微”⁽⁸⁾。2000年12月出版的《上海出版志》第223页云：“1860年以后，美华书馆迁来上海后该馆停业”；而同书第249页《1843—1949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中，墨海书馆的“创办时间”栏目中的停业时间为1863年。该书第889页又说：“墨海书馆收歇时间不详，至少存在30多年。”总之，关于墨海停业时间是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四种：（1）1860年；（2）1863年；（3）1860年以后；（4）1870年以后。1860年说和1860年以后说的主要依据材料有两条。一是传教士麦金托什著作《在华早期的教会书馆》中的“美国教会在上海建立后，我们发现这个书馆基本上可以完成《圣经》出版协会以及本教会所要做的工作。看来我们大可把教会书馆关闭、并把印刷材料处理掉”。二是王韬在《瀛壖杂记》所说的“墨海后废，而美士江君，别设美华书馆于南门外，造字制板，悉以化学，实为近今之新法”。美华书馆是1960年从宁波迁往上海南市东门外的。由此，而用这两条材料来推定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为1860年。其实，这两条材料都不能作为墨海1860年停业的证据。第一条材料中的“决定停止”并非就立即停止了，只是美华书馆在从宁波迁来上海时所带来的汉字字模、汉字字盘、五台印刷机以及美华书馆1862年安装的一台滚筒式印刷机等先进的印刷设备满足了墨海书馆的印刷需要，完全可以取代墨海的印刷功能。正如麦金托什在《在华早期的教会书馆》中所说：“我们感谢美国教会书馆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并提供了伦敦教会、不列颠及国外《圣经》出版协会、宗教小册子出版协会以及其他组织所需要的东西。”再者，《王韬年谱》中载，王韬1861年冬才回乡探亲，这之前“仍佣书于墨海书馆，兼督办诸翟乡团练”。另外一点也可说明，墨海书馆的中文铅活字在1861年秋后才为英商康普东（CharlesSpencerCompton）接盘而创办上海最早的中文新闻纸《上海新报》⁽⁹⁾。因此，1860年说是不能成立的。至于“1860年以后”说，本身时间概念较模糊，所据材料与1860年说应是同出一辙，只是说法比较客观、比较科学一些罢了。

1863年说也不能使人信服。同一书中已现互相抵牾之处。其结论殆因根据胡道静先生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墨海书馆译印西方科技书籍的工作休止……一八六三年，上海仿京师同文馆例……该退位了”之语，望文生义所得。事实上，胡先生只是说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成立，“大概是墨海终止译印西方科技书籍的根本原因”，并未说墨海书馆在1863年停业。熊月之据光绪初年的《申报》和《万国公报》上有墨海广告，把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推迟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很有见地，但也没有说出墨海书馆的具体停业时间。

那么，究竟墨海书馆是何年停业的呢？上引麦金托什著《在华早期的教会书馆》中一段材料的后面几句话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文中说：“过了不久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先生结束了他同印刷所的关系，参加了《圣经》出版协会，作为他们的驻华代表从事发行工作同时管理现在各地的大量售书小贩。这项工作他连续做了几年，据说其间他在中国走访了十四个省份。与伟烈亚力先生离开的同时，伦敦教会书馆关闭。”这里的伟烈亚力“离开时间”是关键。其“离开”二字，有两种理解，一为离开伦敦会，结束他同印刷所的关系；二为离开上海回国。伟氏离开上海回国有两次，第一次为他离开伦敦会，结束与印刷所的关系后回国，时为1862年。1863年11月，伟氏作为大英圣书公会代理人来华后，到各地推销《圣经》，1877年7月8日因患眼疾、双目失明而再度回国。这样，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就只能是1862年或1877年这两个年份。如果是1862年停业，则从这以后就不再会出现它的活动。然而，1873—1876年间，墨海书馆仍多次在《申报》刊登出售新书的广告。出售的书籍有《中西闻见录》、《普法战纪》、《觐见图》、《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益智新录》、《格物探源》等。当时上海的啸园书店、浙江的茹古斋书店都有出版物交墨海书馆代售，1877年4月的《格致汇编》上还印有“寄售处墨海书馆”字样。这说明直至1877年4月，墨海书馆还存在；而麦氏所说的“离开”，是伟烈亚力第二次离开上海回国，其时间为1877年7月8日。由此可知，墨海书馆的停业时间在1877年7、8月间。

既然墨海书馆是1877年7、8月间停业的，那么，王韬的：“墨海后废，而美士江君（按：美士江君指姜别利），别设美华书馆于南门外，造字制板，悉以化学，实为近今之新法”一段话又作何解释呢？作为一个墨海人，他的话当然不是妄语。前面已经指出，墨海的停业时间不可能在1860年，也就是说他的“墨海后废”是美华书馆“别设于南门外”以后，其印刷机器设备的规模和先进程度都超过了墨海书馆，从而代替墨海书馆成为沪上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于是，墨海书馆在1861年秋卖掉了它的印刷设备。而当时的墨海书馆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是因为它有中国从未出现过的机器印刷设备。也就是说，王韬本人也罢，当时的上海人也好，他们所惊奇的都是墨海的机器设备，这些我们由《王韬日记》便可得知。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出版机构和印刷机构是合二为一的，可统称之为印刷出版机构。这样，在王韬看来，1861年秋墨海书馆卖掉印刷机器设备时，就算是“废”掉了。另外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王韬的《瀛壖杂记》曾于1853写成2卷，1871年，又撰成《瀛壖杂记》6卷，上面所说的一段话明显不是1853年写的。因为那时上海还没有美华书馆。据《王韬日记》载，王韬是1862年10月5日离开上海去香港的。所以1862年以后的没有了印刷设备的墨海书馆的活动，他也是不清楚的。至于卖掉印刷设备以后的墨海书馆的活动，从有“书籍广告”和“寄售处墨海书馆”看来，这时的墨海应是作为一个书籍出版发行机构而活动的。

综上所述，1860年，美华书馆迁到上海后，它代替墨海书馆成为沪上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致使墨海书馆最为突出的印刷优势丧失，此时，伦敦会决定关闭墨海，但最终并没有完全关闭，只是在1861年秋后把印刷设备盘给了别人。卖掉印刷设备以后的墨海书馆以一个书籍的出版发行机构进行活动，直到1877年7、8月间才真正停业。

墨海书馆是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地区最早设立的出版机构，也是上海最早使用机器铅印的出版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出版方式和出版理念的出现，是传统出版业与近代出版业的分野，也是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开端。那么，何为传统出版业和近代出版业呢？衡量它们之间的界石到底是什么？因此，在论述上海近代出版业之前，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和说明。

我国近代以前的出版活动，由官刻、家刻和坊刻组成，后两者通常又合称为私刻，取私人刊刻之意，以有别于官方出版。官刻与私刻的分野是出版活动的组织者、经济承担者角色的差异。家刻和坊刻的区别在于出版目的的不同，前者主要为传承文化、立说扬名或个人嗜好而为之，后者则专以盈利为目的；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书籍的生产活动都靠手工进行，或没有编辑活动，或作为作者编辑的活动与作为出版的编辑活动合二为一，且产销活动的规模狭小，资金筹措方式和管理体制单一，空间上处于封闭状态，受世界形势的影响较小等。而近代出版业则是使用机器生产，使大规模的产销活动成为可能；出版机构中有专门从事出版活动的编辑，专门进行着书籍的加工工作；在资金的筹集上，广泛吸纳社会资金，不仅仅是独资和合伙；在经营管理上，不再是家长式的管理方式，而有一个专门管理的机构；此外，近代出版业不应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与世界形势紧密相连。总之，是否用机器设备生产书籍，有无专职编辑，组建、管理出版机构的方式单一与否，有没有大规模的产销活动，出版业是否走向世界，这些都是判断传统出版业与近代出版业的界标。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先看一下墨海书馆印刷书籍的情况：“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甚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字用活版，以铅浇制。墨用明胶、煤油和搅而成。印床两头有墨槽，以铁轴转之，运墨于平板，旁则联以数墨轴，相同排列，又揩平板之墨，运于字板，自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书车床，重约一牛之力。其所以用牛者，乃以代水火二气之用耳”⁽¹⁰⁾。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墨海书馆已开始使用机器印刷，且“甚简甚速”，只不过仍使用牲畜为动力。这改变了我国自雕版印刷以来一千多年的书籍生产的手工操作方式，而代之以机器生产，使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活动成为可能。在书籍生产的分工上，已有专职从事出版活动的编辑，虽然仍带有不少两种编辑合一的影子，如麦都思对个人著作的编辑活动，王韬的翻译编辑活动等皆如此。但从墨海书馆1844—1860年出版的171种书籍来看，他们还是从事了不少的作为出版的编辑活动。而且，后来墨海书馆的编辑专业分工更加明显。从管理方式上说，墨海书馆已实行监理、助理制，打破了昔日出版机构内部管理单一的形式。开埠以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先进出版技术、出版法规、出版理念的进入，导致与出版业密切相关的纸张的价格、书籍销售量的大小等都对中国的出版业产生着影响，使中国的出版业成为世界出版业的一部分。这些都表明上海出版业的一个新的时代——近代出版业开始了。因此，可以说墨海书馆的成立标志着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