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建立

二、主体性建立

“如果我们认同电视是一个‘家用媒体’，就应该认同另一个与之密切关联的概念：电视同时还是‘主持人媒体’。”^[30]作为电视台各种工作的最后终端，作为电视与观众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作为节目的品牌、频道的形象，主持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目前，各电视台的现行体制大都为制片人、编导负责制，这就从机制上不能保证主持人在应有的空间范围内发挥作用，造成了主持人事实上处于被动位置，主观能动性无从发挥的局面；另外，电视台播音部的撤销使得主持人大多归属在各自的栏目组，往日的业务学习难以正常进行，主持人对节目的建议和意见也难以通过正常途径传达，于是出现了人“重”言“轻”、“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有人分析指出：现阶段节目主持人在电视生产的全过程中难以在必需的环节里发挥主导作用，甚至无作用可言。

要建立节目主持人的主体性，应该在观念上加强认识，决策层应该理顺机制，同时，要激发主持人参与节目的自觉意识。

1.观念上加强认识

主持人主体性的弱化，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是把主持人当作了“门面”，从而忽视了主持人的主导作用；二是片面理解了主持人即栏目形象或频道形象的说法，以为他们只是在节目流程的最后环节出镜即可，完全忘记了应该留给他们足够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空间。

有一位主持人在谈到从业经验时说：“我一直非常希望编导能尽可能地给我多看一些材料，我越多地掌握选题的背景材料，就会变得越踏实。也许有些东西在节目中不用，但是灌输到我脑子里之后，就会有用。如果一个节目就给我一张薄薄的纸，光凭现场发挥，那就只能提些不疼不痒的问题，不可能深入地挖掘问题的本质，自然也就不可能调动被采访对象的情绪进入一种兴奋状态。”^[31]其实，大多数的主持人都有这样的心声，都期待编导们能多放权、多松绑，期待着能够在节目的创作空间里深度参与。

深度参与对主持人的心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倘若在节目策划初期就让主持人参与其中，使他们熟知节目中所说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细节，那么，在他们面对镜头进行有声语言创作的过程中，他们的感觉和语言便容易做到生动形象、言之有物。

敬一丹谈起做《感动中国》主持人的心得时说：“作为主持人，最重要的是遇见一个好的创作班子。我在《感动中国》里遇到了朱波，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制片人。朱波让我和白岩松两个主持人一开始就以策划人的身份参与到节目创作中来，让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事，而不是等节目创作完成之后把我们作为标签一样贴上去。他还让我们自己写串联词，这又给了我们主持人一个非常好的参与空间。主持人对着别人写好的稿子硬生生地念出来和我自己饱满地、有情感注入地说出来，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度参与’。朱波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着弄吧！’”

2.决策层理顺机制

作为电视媒体的决策者、管理者应该理顺机制，给予主持人最大的作用空间。“要诞生具有国际影响的电视明星，除主持人的个人奋斗和相应的空间环境之外，还要有机制的支持。”^[32]

有评论说，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方宏进等一批主持人的成长，离不开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这片良好的土壤。当初中央台评论部的成立和《焦点访谈》节目的创立，没有框框，也没有因袭。很多记者都出镜，后来，又逐渐向一些记者集中，如曹荭、章伟秋、翟树杰、柏杨、叶晓林等，之后向少数几个记者集中，最后形成了几位总主持人。几年来，评论部的几位主持人在观众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

由此看来，从记者中培养新闻类节目主持人，特别是名主持人，要让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离不开台领导对主持人节目规律的认识，离不开制片人、编导对主持人的真正放权。比如说，为主持人提供机会，在参与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中学会更多；一句话，温室里养不出参天大树，仅仅在演播室里背记“台词”的方式只能算是表面功夫，主持人的成长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机制。

3.激发主持人参与节目的自觉意识

主持人是栏目和电视媒体的代表者，也是表达者，因此，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出镜的片刻，而应该拥有“主持人主权”，包括对节目整个创作过程的参与权、语言表达的主动权和现场调度的控制权。只有这样，主持人才能够更好更快地熟悉节目内容、领会创作意图，从而在出镜的时刻更自信、更生动，更好地展示个性和水平。

首先是参与权。美籍华人宗毓华在美国NBC主持《夜间新闻》时，她决定主要新闻的筛选，确定重要的采访对象，所有的稿件由她最后审定，一些重要的评论自己执笔撰写，当然主要的采访或出镜主持也都由她承担。中国与美国的媒体有不同之处，但有些方面是值得借鉴的。实践证明，只有对所主持节目有了整体、全面的把握，主持人在主持时才能把握节目的主题和实质，点评时才能到位。主持人水均益素以对国际题材节目的采访和主持见长，在设计《焦点访谈·和平：使沙漠变绿洲》（曾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和中国电视新闻奖一等奖）时，水均益和编导盖晨光进行了一番舌战，最后从《圣经》中翻出了一句古训，就是这个节目的标题和结尾的立意——和平，使沙漠变绿洲^[33]。

参与权并不意味着选题、编辑方面的“我说了算”，因为选题往往是领导定的，拍摄主要是贯彻编导的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持人的工作就是被动的。主持人应该积极主动，勇于出谋划策。王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的主持体会时说：“编导要求你提5个问题，你应该考虑设计出10个问题，想得更丰富一些，以利于后期的编辑。这样你在长期的工作中，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才能让人家感到你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人家对你提出的问题觉得有用，拿捏得比较准，是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记者。做到这一点不想事行吗？”^[34]参与权的掌握不仅仅是主持人胜任工作的重要因素，也是提升主持人在台里、在编导面前形象的关键。

其次是语言表达的主动权和现场调度的控制权。在《实话实说》栏目中，主持人崔永元同时还兼制片人，因此在具体节目的创作过程中他总能够拥有相当的主动权。他可以在选题、策划、组织、实施等各个环节上投上决定性的“一票”，他能够在现场的语言表达上掌握控制权，提什么问题，从什么角度提问题，什么问题要追问，让什么观众发言等，他可以说了算。所以，崔永元机敏、真挚、幽默的魅力和风采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他本人也真正成为贯穿节目始终的灵魂。

当然，主持人语言表达的主动权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主持人口齿要清楚，思路要清晰，同时要能够把握自己、掌握全局，时刻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说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否则想啥说啥，或是任凭嘉宾滔滔不绝，往往就会使现场失控，与节目宗旨相差甚远。

当然，主持人需要“主持人主权”，但这种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它应该服从于栏目和节目的设计程序；也并不是所有的节目主持人一定要在形式上对电视节目生产的全过程大包大揽。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电视节目的制作少不了分工合作，但我们至少要在认识上强调主持人的主体性发挥，同时在运作中逐步加大主持人的作用空间，以期实现完整意义上的主持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