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议上抓内参选题

第二节　从会议上抓内参选题

当今社会，通过论坛、峰会等会议沟通思想、交流情况、布置工作任务等，已成为国内外权力机关、企事业跨国集团惯用的手段，在互联网新技术推动下，远程音视频电视电话会议早已被国内外政府、集团公司运用的得心应手了。在会议成为信息沟通交流重要载体的大环境下，各类各层次会议已成为新闻记者获取报道线索和新闻素材十分重要的渠道。笔者的实践经验表明，记者不仅可以从会议上抓到好新闻，也可以从会议中获取内参报道线索及素材，会议是记者挖掘内参报道的重要载体。

比如内参《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谈改革要处理好四个关系，抓好十个环节》，就是笔者从会议上采访到的。1983年4月10日，新一届天津市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召开了，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从发展经济、解决城乡人民生活难题，到政府工作人员清廉从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城市规划建设，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给企业放权，搞活国有企业，等等，堪称一次精彩的施政演说，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场上掌声不断，气氛火热。笔者认真聆听了这个讲话，当即撰写了会议消息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宣传报道，同时也就改革的话题撰写了内参《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谈改革要处理好四个关系，抓好十个环节》，这是当时省部级领导同志第一个谈论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讲话。李瑞环明确指出，“改革工作，既是中央的部署，又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没有改革就没有四化”。改革之初，在大多数人都对改革持怀疑心态的时候，李瑞环同志把改革中处理好单位和国家关系、单位和个人关系、改革单位和广大群众的关系、搞好定员和妥善安排超编人员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对改革中要搞好的十大环节也讲得头头是道，对统一对改革的思想认识，推动改革向深层次发展，很有启迪作用，受到全国各省市级领导的欢迎，不少省市先后派代表团到天津学习考察。

又比如，1997年7月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天津举行了“津港经济合作发展研讨会”，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大家庭后，在内地举行的第一项与内地合作的活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专家和港澳台地区的专家教授也出席了研讨会。澳门大学教授、经济学与法学博士杨允中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引起笔者的注意，在认真分析研究他的讲话之后，笔者认为，杨教授的发言具有政策上的前瞻性，值得中国高端领导层参考。于是撰写了内参《澳门大学教授杨允中建议中央尽快给天津和环渤海地区定位》，1997年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参《特刊》第21期刊出，专门提供给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参阅。

2006年，国务院下发（国发〔2006〕20号）《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给天津滨海新区进行了功能定位：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对照澳门大学教授杨允中9年前提出的关于给天津及环渤海地区定位的构想，与9年后国务院给天津滨海新区的定位，基本上是相互吻合的，可以说，内参《澳门大学教授杨允中建议中央尽快给天津和环渤海地区定位》，具有一定的舆论先导和理论铺垫作用。天津滨海新区是国家继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重点开发开放的地区，旨在带动环渤海乃至整个北方经济的发展。3年来，滨海新区已进入全面开发建设新阶段，总投资1.5万亿元的10项重点工程正在规划建设之中，待这10项工程完成后，天津滨海新区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显著增强，尤其在内外交通、产业结构、自主创新能力、政策体系、市容环境等方面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2009年上半年，滨海新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完成生产总值1 576.83亿元，增长23%，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再比如，内参《内蒙古普通高等教育落后的状况亟待改变》也是在会议上发现选题并采访到的。1987年3月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笔者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会”报道组派往天津、内蒙古和河北省三个代表团采访。

在进行教育专题采访时，笔者了解到内蒙古高考录取分数线远远高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3大直辖市，其原因是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落后，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在各省市高校招生人数猛增时，内蒙古反而连年下降。这种反差，体现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合理，如果不纠正，反差会越来越大。于是，笔者经过深入采访撰写了这篇内参。一般说来，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记者，只搞公开报道，并没有采写内参的任务。这篇内参在内部刊出后，引起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家教育部领导的重视，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环境保护科研所副所长赵利新等同志，建议国家增加投资，在内蒙古增设高等院校等要求，不同程度地被采纳并落到实处。

附例稿（168）

内参：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谈改革要处理好

四个关系，抓好十个环节

中央台驻天津记者站金树华

4月10日，李瑞环同志在新的一届市人民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讲话说，改革工作，既是中央的部署，又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没有改革就没有四化。

李瑞环同志说，根据前段出现的一些苗头，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1.处理好单位和国家的关系。防止由于承包不合理，基数过低或者负盈不负亏，企业乘机多捞，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使本来已经分散的资金更加分散，重点建设得不到保证，影响四化建设大局。

2.处理好单位和个人的关系。避免由于奖金发放失控，消费基金的增长超过生产和利润的增长，重新出现商品匮乏、市场紧张、物价不稳的状况。

3.处理好改革单位和广大群众的关系。如果只追求改革单位或少数人的利益，向社会其他单位和消费者转嫁负担，这就必然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不满。

4.搞好定员和妥善安排超编人员的关系。现在许多单位都是人浮于事，对这种现象必须进行改革。要把多余的人减下来，但何时减、减下来怎么安排，必须认真研究，审慎从事，否则也会出问题。

在谈到怎样做才能把改革和生产统一起来，使改革真正成为促进工作和生产的动力这个问题时，李瑞环同志强调必须抓好以下十个环节：

1.抓好文件的学习，使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入理解中央关于改革的精神。现在有的单位对中央精神还没弄清，甚至还存在许多的模糊认识，就仓促动手，这样很容易出事。

2.从上到下建立专门负责改革的班子。各级主要领导要抓改革，要把抓生产和抓改革统一起来，切实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3.不搞一刀切。要在总原则下，允许范围有大有小，形式多种多样，进展有快有慢，不强求一律，要从实际出发。

4.不能操之过急，不要光讲进度，要坚持循序渐进、稳步前进的原则。迈小步、不停步，不走弯路和邪路，尽可能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5.要确保国家计划下达任务的完成。防止利大大干，不顾国家计划，影响建设全局。

6.要把住四道关。国家必须有利；消费基金总额的增长必须控制；广大群众利益不能损害；多余人员妥善安排。

7.要健全审批手续。单位、群众不愿意改的不要强迫，单位愿意的也要按规定的权限经过审批。

8.要坚持以生产和工作的成效作为检验改革的标准，把生产和改革统一起来。

9.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在宣传改革、进行改革的过程中，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能顾此失彼；要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要一切向钱看。

10.要不断总结经验，用正面经验加以引导。

（本文1983年6月3日国家广播电视部总编室《情况》第191期刊出）

附例稿（169）

内参：澳门大学教授杨允中建议中央尽快给

天津和环渤海地区定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天津记者金树华：

澳门大学教授、经济学与法学博士杨允中最近在津港经济合作发展研讨会上建议中央尽快给天津和环渤海地区定位，以推动这一地区经济加速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带动新一轮全国更大发展的主要动力。

杨允中教授认为，给天津和环渤海地区定位十分重要。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在环渤海经济区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它应成为整个环渤海地区以至华北、西北、东北各省市高发达城市群的中心。

杨教授指出，改革开放18年来，天津经济实力和全国一样，无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有了迅速增长。随着形势的发展，天津市和环渤海沿岸各中心城市都相继提出自身的发展前景规划。如何把环渤海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整体加以规划、指导、协调，使这一地区形成整体优势、组合优势、系统优势，具有极大的迫切性。但是，目前天津是全国4大直辖市中唯一还没有定位的城市；环渤海沿岸各中心城市以及区域整体也存在一个如何定位的问题。

杨允中教授就天津和环渤海地区加快发展提出建议：

1.适当“补课”。他说，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和综合试验区不是首先选定在环渤海地区，因此，不仅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而且即使同属沿海地区的南部、东部和北部，特别是广州、上海同天津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在国家整个发展重点逐步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转移的过程中，应该使天津和环渤海地区适当“补课”，即依靠定位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根据自身特点出发进行不失时机的开拓（不宜主要靠人为导向和政策倾斜），以缩小以至消除这一时间差和空间差。

2.国家在做未来整体发展规划时，应考虑把发展重点适当向天津倾斜，尽快赋予天津滨海新区与上海浦东等同的政策定位。

3.天津宜把整个渤海作为自己活动范围的延伸，既充分利用渤海的海洋资源，又设法使环渤海沿岸之间形成高紧密度的区域合作和海运交通体系。

4.建立同北京有分工有合作、具备紧密型特点的一体化发展体制，充分开拓这两个特大型城市共同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科技优势。北京应加强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天津则应充分发挥其经济中心的功能。

（本文1997年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参《特刊》第21期刊出）

附例稿（170）

内参：内蒙古普通高等教育落后的状况亟待改变

中央台驻天津记者站金树华

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环境保护科研所副所长赵利新等同志最近向记者反映：由于普通高等教育落后，内蒙古近几年在人才培养方面与内地和沿海省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个现状如不尽快改变，50和60年代支边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回归”原籍的现象将会加剧。

据赵利新等同志说，“六五”期间内蒙古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所以1984年和1985年各省市高校招生人数猛增时，内蒙古反而连续下降。其原因是内蒙古普通高校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招生能力太低。目前，内蒙古高校中在校生最多的内蒙古师大只有4 000人，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牧学院和内蒙古医学院、工学院在校生是两三千人，其他的都在2 000人以下，有的还不到1 000人。

由于普通高校少而且招生能力又低，内蒙古高考录取分数线自1981年以来逐年升高，近几年已大大高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京、津、沪3大城市。请看1984～1986年内蒙古与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最低录取分数线对比表：

年份科目内蒙古北京天津上海

1984年

文科445分421分387分400分

理科409分366分375分400分

1985年

文科430分344分373分410分理科437分380分367分400分

1986年

文科458分415分411分430分

理科469分487分426分472分

由于高考录取的最低分数线高，“六五”期间内蒙古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自治区招生办公室测算，如果内蒙古按北京、天津的录取标准招生的话，1984年至1986年3年中内蒙古比北京少招生1.8万人，比天津少招生2.7万人。

赵利新同志对记者说，按一般常理讲，内蒙古的录取分数应低于京津沪才能有利于消除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而目前这种状况不但不利于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还在加剧不平等。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内蒙古工作，家庭生活上的困难不说，还给子女带来升学上的困难，所以纷纷要求调离。

鉴于此，赵利新等同志建议国家增加投资，在内蒙古增设高等院校，有计划地增开采矿、煤炭、冶炼、石油化工、建材、毛纺、制革、食品加工、饲料加工等专业。他们还建议把一部分蒙文专科学校改为民族学院，把个别有条件的中等专科学校升为大专。

（本文1987年5月1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总编室《情况》第77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