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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言”时代的盐

时间:2022-04-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有媒体人士认为,眼下是一个“热言时代”。我认为,当下的“热言时代”是中国当下遭遇全球化、媒介化、社会转型“三重门”的结果。无声的时代是我们不愿意要的,但口水的时代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虽说一个时代的高度需要有众人的声音作为分母,但若口水太多,思想过于稀薄,也不能成为大时代。我觉得,他的文章是当下“热言时代”的“盐”。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则强调“问题”的现实演练。

有媒体人士认为,眼下是一个“热言时代”。指的是,当下中国的媒体言论活跃,盛况非过去所能及。具体表现在,大大小小的媒体都在做时评、言论,竞相开时评专栏、栏目。一时间,时评成为许多媒体,特别是平面媒体竞争力的指标。从媒体的内容生产来看,如果说此前的竞争主要是新闻竞争,如今的竞争更表现在“意见”的竞争。中国当下的话语生态可谓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我认为,当下的“热言时代”是中国当下遭遇全球化、媒介化、社会转型“三重门”的结果。作为大众社会的舆论主体,我们的确应为这来之不易的“热言”节日感到兴奋。我的声音我作主,哪怕唱跑了调,记错了词,也不要紧。言为心声,表达即快乐。因为,表达是公民的权利。

同时也可看到,在话语的繁荣背后,却是思想的单薄和匮乏。触目所见,多是口水景观,碎片风景。有人甚至说,这是“口水”的时代。无声的时代是我们不愿意要的,但口水的时代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虽说一个时代的高度需要有众人的声音作为分母,但若口水太多,思想过于稀薄,也不能成为大时代。“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成为后世仰望的历史高地,不仅在于很多人能够说话,更在于不少人说的话经得起历史的淘洗,时间的咀嚼,也就是说,说出的东西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浓度。但时下的时评文章,水分太多,很多时文感觉是用口水写的。时评文章,作为一种直面社会的时令文章,需要与现实问题短兵相接,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内结束战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采取的是游戏战术。时评是散打项目,不能做成系统工程。这使得时评作者,习惯于平面作业,长于做地表文章,追求短线效应,忽视长线关怀。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媒体试图努力改变言论的集体贫血状况。比如,《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等媒体做出了不少尝试。也看到一些评论精英在口水的围城中突围,意在为当下稀薄的口水言论添加一些矿物质和钙质元素。熊培云即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我觉得,他的文章是当下“热言时代”的“盐”。

熊培云是一个“两栖”写手,经常出没于网络与平面媒体。从传播影响力来看,他在网络上的名气可能更大。我初见熊培云的评论文章,是在一些报章上。多年前,在南方的媒体上见到他那文气丰沛、才气淋漓的文字,立即被他的文章深深吸引,就像当年被龙应台的“野火”文字深度套牢一样。后来,见到他的文章多起来,渐渐被吸引了视线,也喜欢上了他的话语风格。遇到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我就会期待他的声音,关注他的意见行踪。总体感觉,他的时评文章是“口水”时代不可多得的佳品。在言论的非理性繁荣面前,有了他的文章,为嘈杂的意见市场注入了一缕清风。

作为时评作者中的翘楚,熊培云如果一味忙于在时事丛林中打游击,也难以逃脱上述困境。作为散打选手的时评作者,很容易成为时潮的奴隶,为赶潮流而手忙脚乱,写出来的东西经不起整体推敲,最多只是一些时令的意见拼盘。时评写手若只是快意于眼前表达,缺乏整体策略和思想谋划,他难以达致写作的深度与高度。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出版,似乎打消了我们这方面的顾虑。他书中的很多篇章已见诸于当时的媒体空间,是对当时现实的直面反应,带有鲜明的问题指向。平时,在时评的短章简制中,难以完整地彰显作者的思想基座和言说立场。因作者忙于问题剖析,不能完整地作思想脉络呈现。再者,读者也被时评所向的问题语境牵住视线,关注舆论现场的波澜起伏,不大注意“意见领袖”的言论背后的思想逻辑。因此,时评作为语境的产物,也容易被语境所役。《重新发现社会》却整体性地呈现了作者的思想框架和理论脉络。这是对时文的超越,呈现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宏观思考和长线观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宽广的社会视野。

作者以“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为思想理论框架,凭借其杰出的才识,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其锐利的文字、深刻的洞察,令人信服地剖析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作者认为,当前要紧的不是超越左右之争,而是关注上下问题,即国家与社会问题,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让社会从国家的强大力量中收复失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个人的边界。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探讨,学界曾做过很多努力,但毕竟多是“主义”的沙盘推演。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则强调“问题”的现实演练。同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凭借作者的分析,让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精彩。也许有读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问题,不需要再费口舌唠叨了,这已成为大家共知的常识。但常识问题容易形成社会的路径依赖与人的思维定式,因此,关键常识需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熊培云所关注的常识,是当下中国甚为稀缺的思想元素。值得称道的是,他跟梁文道一样,都是演绎常识的高手。国家与社会关系,即他所言的上下问题,经他一番演绎,别开生面,精彩纷呈。

在《重新发现社会》中,作者特意提及杜亚泉九十九年前即辛亥革命前夕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减政主义》。这篇故人旧作其实谈的即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杜亚泉看来,所谓“减政”,“减缩政治范围之谓也”。多么精到的表述呀。那时,民国还没出现呢,知识精英们就那么深刻地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了。一百年了,轰轰烈烈干了那么多事情,可是,我们老是在常识上“鬼打墙”。基于此,在“口水”泛滥的今天,《重新发现社会》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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