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腥风血雨中勃兴

第一节　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腥风血雨中勃兴

列宁在纵览近代世界史时曾精辟地指出：“‘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¹⁾出版自由决不仅仅是报刊的专利，它决定着人们信仰、思想的自由，信息交流的自由，人身自由。所以，出版自由是从根本上挖掉封建统治的基础，为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奠定舆论基础的有力武器。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版自由成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焦点之一，成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自己政权的核心口号和目标。

纵观世界新闻史，从16世纪到19世纪，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大致有4个时期。由于各国的历史进程不同，时间是交叉的。

一、第一时期（16世纪至18世纪）

1450年前后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活版印刷机，当时正值文艺复兴运动遍及欧洲，封建王朝采取高压政策妄图扼杀出版自由。这两者的碰撞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思想大地震。“由于印刷机的出现，因而产生了‘危险思想’的传播远远超过这种思想创始人的直接影响这一前景，于是问题尖锐了。”⁽²⁾技术的进步直接威胁到封建王朝的统治，本能的恐惧使各国统治者先后颁布种种法令，严厉压制出版物。这些禁令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新兴技术即印刷术上。所以，这场斗争是新思想与旧思想之战，是封建禁锢与出版自由之战，也是王权与新技术之战。

在欧洲各封建王朝扼杀出版自由的禁令中，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都铎王朝于1586年颁布的星法院法令，它成为欧洲各国王朝上百年出版管制的范本。该命令有9条⁽³⁾：

（1）全体印刷商的印刷机必须在“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登记。

（2）伦敦市外，除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外，禁止印刷。

（3）除非教会同意，不再允许新的出版商登记。

（4）特许制的各项规定。

（5）非法印刷书籍的惩罚。

（6）（7）皇家特许出版公司有权搜查和没收非法的印刷品与秘密印刷机。

（8）印刷商的学徒不得超过3人。

（9）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印刷商各限有1名学徒。

在16—17世纪，法、德、俄罗斯等欧洲各国封建王朝都先后实施过类似法令。这些严厉的压制措施对处于萌芽时期的报刊无疑是极大的摧残，使得报刊的发展极其缓慢。在星法院法令颁布后的近百年历史里，传播新闻仍以不定期出版的新闻书为主，宣传宗教改革、传播启蒙思想的方式则以政治小册子为主，秘密印刷，暗中流传。

二、第二时期（17世纪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先有后，但在此时期，由于敌对双方的宣传需要以及市民对了解错综复杂局面的需要，使得报刊活跃一时，从而大大推动了报刊的发展。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拉开这一时期的序幕。代表资产阶级的国会派与保皇派都有自己的宣传报刊。敌对双方的报刊都以《信使报》命名，国会派方面有《公民信使报》、《不列颠信使报》，保皇派方面有《神圣帝国信使报》、《学院信使报》。“国会派的信使报与保皇派的信使报之间的斗争是新时代与皇室之间在新闻上的反映。”⁽⁴⁾这些报刊都曾报道两次内战的战况以及国会、皇室的新闻。但这些报刊发行量小，只有几百份，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不大。对资产阶级革命真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89—1794年）的报刊。这些报刊都是政治报刊，大力鼓吹推翻僧侣、贵族统治的革命，同保皇派展开论战。其中《杜宣老爹报》、《铁嘴报》、《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宪法保卫报》等都名噪一时，在市民中影响巨大。而这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马拉创办、主持的《人民之友报》（1789—1792年）。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严厉抨击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拉斐、米拉波、伊索背叛革命的种种行为，揭露保皇派流亡者的复辟阴谋，竭力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人民之友报》从其出版的第一天起就成了革命民主派的战斗机关报。

法国的贫民、平民、小市民，都把马拉看作自己利益的热烈的保卫者。“马拉揭穿了反革命保皇党的阴谋和秘密计划，揭破了资产阶级贵族及其领袖的两面性的叛变倾向。”⁽⁵⁾

三、第三时期（17世纪至19世纪）：为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在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都以不同形式宣布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议会完全控制权力，实现议会君主制，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宣布“国王不得干涉人民的言论自由”。

美国：1791年12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即10条《人权法案》，其中第一条载明：“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剥夺人们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法国：1789年8月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交换，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因此，每一个公民享有言论、著作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限制内，须担负滥用此项自由的责任。”

德国：在魏玛公国时期的宪法第118条规定：“每个德国人在一般法律内，都有权通过言论、印刷品、图画及其他方式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些法律条文的确定，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条文毕竟还是纸面上的东西，出版自由的真正体现在欧美各国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在17、18、19世纪，在资产阶级初创时期，有过封建王朝的复辟，有过资产阶级政权对封建阶级妥协，有过独裁统治。欧美各国政府都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各种手段来扼制出版自由。各种政府先后采取的方法有：

1.出版物的事先检查制

这是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最先采取的措施，防止报刊来批评政府。1662年6月，英国议会制定出版法案，明确规定报刊发行实行许可证制度，规定出版物必须受议会设立的检查官的检查。1688年“光荣革命”后仍然实施，直到1694年通过出版法案才正式废止。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于1810年重新恢复新闻事先审查制度。而德国从1819年开始重新执行书刊检查制度。

这种事先检查制度使得报刊万马齐喑，也引发越来越激烈的反抗。英国在1695年、法国在1814年、德国（普鲁士）于1850年、俄国于1905年都先后取消了报刊事先检查制度。

2.政府制定法律扼制出版

为取代报刊事先检查制度，各国政府都先后制定了煽动法、诽谤法来扼制出版物。煽动法、诽谤法对于防止滥用新闻自由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是必要的。问题是当时欧美各国制定的煽动法、诽谤法定域太宽，使报刊动辄得咎，得不到伸展空间；尤其是各国政府借此来镇压敌对势力，压制反对政府的声音。在18世纪初期，英国国会拥有可以随意确认煽动诽谤罪的权力。国会认为，凡属诽谤议员、指责议会、批评政府大臣、猥亵不敬议会的言论和报道，均可按煽动诽谤罪论处。政府或国会如发现可疑的出版物或作者，即可由总务大臣签发逮捕状，对可疑出版物实行搜查、扣押、没收或销毁，对一切可疑著作人、记者直接逮捕、审讯。成百上千名报刊发行人、作者、记者遭到罚款、监禁甚至判刑。在19世纪的开初16年中，在法国的巴黎，有109家报纸受到内务大臣警告，8家报纸被暂时停刊，5家报纸被永久关闭，白色恐怖弥漫欧洲的报界⁽⁶⁾。

3.征收印花税、实行津贴制

英国国会在1712年5月16日通过印花税法案，除了报刊税（一般征收1便士左右）外，还征收广告税、纸张税。种种税费占出版费约三分之二，深重的税赋使得报刊人入不敷出。印花税实行不到半年，报刊就停办一半。德国、俄罗斯都先后实行过印花税。直到1861年英国才取消印花税，以后欧洲各国也陆续取消。

与征收印花税相辅相成，政府以津贴方式支持、收买一批报纸，并把津贴列入政府预算。在18世纪前期，英国首相承认报纸每年津贴5 000镑，而“秘密委员会”说每年达5万英镑⁽⁷⁾。以上种种手段，使得少数期刊在重压下也只能苟延残喘，定价高，售量小，发展迟缓。正像恩格斯所描绘的那样：“诽谤法、叛国法和渎神法都沉重地压在出版事业的身上……英国的出版自由一百年来苟延残喘，完全是靠政府当局的恩典。”⁽⁸⁾

四、第四时期（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政党报刊时期

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都先后出现了短暂的政党报刊时期。所谓政党报刊时期，就是以不同政党面貌出现的报纸占有主导地位。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是环境所迫。从政治上看，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在反对封建王朝的斗争中暂时联合起来，一旦革命成功，不同利益就驱使政党争权夺利。例如，在美国有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之争，在英国有辉格党与托利党之争，政党就利用报纸相互攻击。在报刊环境上，高额的印花税、保证金以及出版物事前检查制、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使得独立报刊难有生存空间，各种报刊不得不投靠政党、政府。出版自由成了上层社会的奢侈品。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1793年到1800年期间，“报纸继续作为主要政党的机关报，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刊登新闻，报纸反映并加剧了政党政治的恶斗。”⁽⁹⁾两党论争开始是由宪法引起的。由于宪法没有保障人权的条款，民主-共和党人拒绝批准宪法，而联邦党人一意孤行强行批准宪法。两党自此开始60年的恶斗。在1809年，联邦党拥有157种报纸，民主-共和党拥有158种报纸，可谓旗鼓相当。开始双方还是“文斗”，集中火力攻击对方的党魁，从谩骂到捏造事实再到人身攻击，后来发展到“武斗”。像民主-共和党的《综合广告报》主编贝奇和联邦党的《合众国公报》主编劳诺就曾在街头斗殴；还有些报纸纠集一批流氓捣毁对方编辑部、印刷厂，丑闻不断。美国新闻史学界公认这段时间是美国新闻史上的“黑暗年代”。

报纸在诞生以后的300年时间内，为争取自由、获取生存空间经历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过程。从各国封建王朝的扼杀政策到资产阶级政府的钳制政策，再到各政党、政府的控制和利用政策，既反映了报纸从小到大的发展，使得统治集团不敢小视报刊；也反映出报纸的脆弱，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无力与统治集团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