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条约》另议专款绝不是威妥玛神来之笔，而是随着印度茶业的发展，在向西藏倾销茶叶的经济利益的推动下，经过英印政府长期谋划酝酿后而推出的。
茶叶是中国对世界饮食文化的一个贡献。161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把少许茶叶送回国作为礼物献给国王，首次把茶叶介绍到欧洲[1]。英国东印度公司紧踵其后，为开发欧洲茶叶市场做出了长期持续不断的努力。茶叶初到欧洲被视为奇珍灵药，价格昂贵，销路不广。随着运入量的增加，价格下降，饮茶先在宫廷和上流社会中流传，渐次推及民间，蔚然成风，茶叶的需求量迅速上升。1697年英国进口2万磅，1745年增加为220万磅，仍然不能满足需求。
1818年英国进口茶高达3646万磅[2]。英商依靠可耻的鸦片贸易来维持茶叶的进口，在印度掠夺鸦片，装运到中国沿海走私，换取茶、丝，运销欧美。英国商业资本从中牟取暴利，英国政府也从中抽取税收，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不惜发动鸦片战争来保卫这种以鸦片换丝茶的三角贸易。
促使东印度公司改变17世纪以来形成的茶叶—鸦片贸易的方式，转而致力于开发印度茶业的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了英国政府对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管理。1813年公司的对印度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英国私商涌入印度，开办商号、代理行，不少人从事鸦片走私。1833年，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又被取消，同年还通过法律准许英国人在印度购置地产，经营种植园。公司的垄断地位被取消，大量英国私商纷纷卷入鸦片与茶的交易，使公司遭受巨大冲击。公司机构臃肿，贪污贿赂，因循守旧，很难与私商竞争，要保持公司在茶叶贸易中的利益，只有另辟茶叶来源。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根据本丁克总督的指示成立“茶叶委员会”专门研究在印度种植茶叶；二、派遣该委员会秘书戈登到中国引进茶种；三、向公司所有职员发指示，普遍征集在印度种茶的可行性报告。[3]
早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中，英国军官布鲁斯率部到阿萨姆的萨地亚，在朗波尔发现一种很像茶的植物，他将从当地土著弄到的树苗和种子栽种到萨地亚的花园中。布鲁斯曾把样本送到加尔各答植物园检验，证实为山茶属，茶的一个变种。1826年另外一个英国人大卫·斯科特也报告在阿萨姆发现野生茶，当地人用来煮水喝。其时公司正热衷于垄断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对在印度种茶没有兴趣，认为布鲁斯的发现没有商业价值，他们送去的报告淹没在公司的文牍中被人们淡忘了。在公司的指示发出后，陆军上尉查尔顿报告在阿萨姆有野生茶树，这时公司的官员们才回忆起布鲁斯其人其事，立即组织了一个有布鲁斯参加的调查组前往阿萨姆。调查组的报告确认阿萨姆自然条件适宜种茶，有野生茶树生长，但野生茶的品质低劣，建议引进中国茶种试种。1835年公司在萨地亚和迪布鲁加尔县查布瓦引进中国茶种试验。试验获得成功，公司遂到中国招募茶工，在查布瓦办起了印度第一个茶园。
在此期间布鲁斯在阿萨姆进行广泛的调查，发现那加兰山的兰尚、提巴姆、加布鲁等地也适宜种茶，19世纪四五十年代阿萨姆种茶业普遍推广，上述各地均办起了茶园。
大吉岭为英属印度占领后，种茶业迅速发展。1856年在图克瓦尔试种，1862年推广到答赖地区，1874年梯斯塔河以东也被开垦出来种上茶苗。公司在印度西也进行种植茶叶的考察和实验，1852年建立霍尔答茶叶种植园，渐次推广到其他地区。
印度的第一个茶叶公司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英属印度政府把除了查布瓦茶园以外的所有茶园出售给该公司（查布瓦茶园为一个中国人购买经营）。该公司在1852年售茶获利，第一次向股东分红，消息传开，引起轰动，私人资本跃跃欲试。1857年英国镇压民族大起义后，改组印度政府，结束公司治理，把印度置于英王的直接管辖之下，英国资本大规模进入印度，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种茶业，各种茶叶公司纷纷涌现，1881年在加尔各答成立印度茶业联合会。成立之初，联合会的成员拥有10.3万英亩茶园。联合会在茶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等方面协调成员的利益，交流情报、技术，采取共同措施，抢占国际市场，打击排斥华茶。
印茶初上市，品质不及华茶，加以人们习饮华茶，故而销路不畅。英商乃掺华茶于印茶之中，低价抛售，鱼目混珠，偷占市场。
在造假的同时，英国种植园主也很重视培育良种，科学种茶，加强管理，施肥修枝，使用机械揉制茶叶，逐渐提高茶的品质和产量，生产出适合欧美人饮用的红茶及主要销售于西亚的绿茶。茶叶的运输、销售条件也不断改善，在印度修筑铁路的热潮中，横贯东西的大干线直通阿萨姆的萨地亚，支线通向各主要产茶区。19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到印度的海底电缆敷设完成，印度各主要城市电讯业务迅速发展起来，了解欧美的市场信息、联系供销订货业务顷刻之间可以完成。英国资本凭借其雄厚的资本，组成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的庞大公司，大大提高了印茶的国际竞争能力。如1892年成立的马丁公司拥有铁路、煤矿、船坞、茶叶种植园、锰矿、水泥厂、电力公司、保险公司等，其竞争实力，中国的单家独户的茶农和行商坐贾难以望其项背。
英属印度政府对茶业采取保护扶持的政策，印茶免征税，斯里兰卡茶补贴出口，“每磅并津贴银三分五厘，约合每担津贴银四两之多”[4]。
印茶蒸蒸日上，华茶日渐衰落。华茶历来为小农种植，“皆零星散处，此处一二株，彼处三两株”[5]。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封建经济思想视茶叶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末业所存，易荒本业”[6]。因此就是在茶叶为中国出口的大宗、对于清政府税收及平衡对外贸易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时候，统治者也从未想到改良振兴茶业，建立自己的国际销售网点，而是任凭外商把持国际市场，垄断收购价格，盘剥中国小农。光绪初年，印度、斯里兰卡茶业已成气候，渗入国际市场，清王朝对外间情况毫无了解，即便是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如薛福成者，也还在高唱老调：“洋人以茶叶为性命”，“不能一日稍离”，自恃“只此物产之菁华，可以默操其权”，提出加重茶叶的内地税厘，以补“制器造船之费，练兵筹饷之源”。[7]这种做法恰好削弱了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中国茶叶的运输一直沿用人力畜力。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在烟台谈判时，威妥玛提出淞沪铁路案要李鸿章解决，此案最后以中国出钱买下了结。铁路火车一到手，清王朝就在英印大力筑路修道沟通产茶区与沿海港口之时，把中国出钱英人建筑的淞沪铁路尽行拆除，并运送到台湾，搁置海滩，任日晒雨淋，锈蚀毁坏。
国际市场的竞争是生产经营方式、政府政策、人们的思想素质等方面的综合，华茶与印茶的竞争实质上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较量，孰胜孰负，不言自明。
19世纪70年代以降，印茶出口逐年上升。1875年印茶销售伦敦2950万磅，1881年为4575万磅，1886年增加至7650万磅。[8]华茶出口渐次下降，中国人士大梦方醒，薛福成等疾言整顿茶务，但清王朝因循守旧，颟顸无能，终不能挽回江河日下的颓势。1893年英国从印度进口10814万磅茶，从斯里兰卡进口6411.8万磅，从中国只进口了3206万磅，仅占15.6%。[9]华茶出口总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尚有一百一十四万九千余担，二十六年（1900年）只有一百零六万三千余担，二十七年（1901年）则仅有八十五万四千余担”[10]。
华茶出口锐减，清王朝财政危机，人民生活困苦，“茶农茶工因之辍业，饥寒迫切，转为盗贼”[11]。
不仅如此，华茶的衰落与中国的边疆危机交织在一起。廉价商品是英国资本用来轰开东方古老帝国的锐利武器，印茶在英属印度手中成为一门瞄准中国西藏的“大炮”。
1857年，即大吉岭种茶的第二年，孟加拉政府就酝酿打通西藏商业道路，倾销印茶，认为：“库茂恩、大吉岭、不丹、阿萨姆如此迅速发展的茶业必将在嗜好茶叶的西藏人中获得极有价值的销路。”英属印度驻加德满都的代表霍奇森（B．H．Hodgson）即致信额尔金要求他迫使清王朝同意英属印度代表驻拉萨，如果这一要求不能满足，则应在印藏边界开放贸易市场。[12]
为了开辟西藏市场，英属印度政府、商界、探险家不辞艰险，深入中国穷乡僻壤，高原峡谷、雪山莽林，测量考察，收集情报，研究对策，堪称历尽艰辛，孜孜以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