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印度的时光

李小冬

晨曦初绽，窗外此起彼伏的鸣笛声把我从熟睡中唤醒，这是抵达加尔各答的第一个早晨。满城的乌鸦沐浴在朝阳里，它们或盘旋在天空，或掠过河面，落在楼房的阳台上、车顶上、垃圾堆上、电线杆上。它们不羞怯、也没有恐惧，聒噪不停，甚至在路旁的小吃摊上与人抢食。昨夜，飞机缓缓降落在达姆机场，蒙蒙月色、清风徐徐，放眼四周，充斥着异国情调和陌生口音，对于一群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师生来说，一切都充满着新鲜和好奇，包括塔塔牌出租车和臃肿的司机，韵味十足。这注定是一段奇妙的旅程，我将踏着先贤哲人的足迹，领略这个伟大而神奇的国度。

汽车驶离城区，单跨度的悬臂大桥横跨胡格利河跃入眼帘，河面烟波浩渺，十分宽阔。巨大的悬臂桥令人想到形制类似的旧金山金门大桥，只是金门大桥由两根水桶般粗细的钢索吊起，而豪拉大桥的钢索则较前者略细，根数也多。过河不久，汽车进入旷野，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树木，村落并不多见，人烟有些稀薄。沿途有水塘、田地、树木、晾着色彩鲜艳衣服的房屋。太阳西下时，我想起了博尔赫斯所说的“平原一样的忧伤”。这里是恒河平原的东部，在渺远的古代曾是丛莽。雅利安人开辟草莱，用了一千年左右的时间才从印度河畔来到这里，便是证明。

暮色中，颠簸的巴士上，我试着揣测谭云山的感受，吸引我来到寂乡（和平乡）的不是泰戈尔，而是这个中国青年。八十五年前他曾沿着同样的路途前行，他令我激动，他的目的地也是我短暂访学之旅的终点。

一年前，文化巷，一位法国友人对我说起在印度的一个小镇，有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其中还有中文图书馆，里面有些书是蒋介石与周恩来捐献的。半年前，我作为学校的一名志愿者与一群来自这所大学中国学院的师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今天，我来到了这里，就是这里。

校园里到处都是树，学生们在芒果树下上课，你看得到一块块砌出的圆形空地，突起的水泥台就是讲台。老师位于中央，同学们或坐在草垫上，或坐在石椅上，高大的树木投下大片的浓荫。他们就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教学不以竞争和分数为重，而以惬意和轻松的氛围为意，以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高尚品格的人才为旨归。如果泰戈尔仍在，他定会坐在其中。我穿过树林，身着黄色莎丽的少女结伴而行；小路上，沙土飞扬，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对着我们的镜头流露出真诚与好奇。这是一个未被打扰的世界，泰戈尔的教育理念顽强地保持下来。他期望的国际大学是“世界的鸟巢”，是东、西方的交流之地，同时也是东方国家间相互理解之地。泰戈尔并不是单纯地生活在象牙之塔中，而是一个注重社会改造的实践家。办学之初，这是一所露天学校，只有五个学生，其中还包括诗人的长子。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诗人的学校亦随之声誉鹊起。1921年，它发展成为名满天下的国际大学。凭着泰戈尔的声望，国际大学先后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前来任教。中国人中对国际大学贡献最大者当为湖南茶陵人谭云山先生。诚然，站在米黄色的中国学院前，端详着林森的题字。有谁曾想到在距离祖国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庄，会有一幢两层的小楼诉说着民国时代的典雅与浓厚的爱国情操。1928年，三十岁的谭云山，受邀来到圣也尼克坦，在这里教授中文。回到中国后，他成立了中印学会，为待建的中国学院筹款。捐助者名单由一连串显赫的名字构成，既有蔡元培又有蒋介石——他个人与国民政府是主要捐赠者。这不仅是文化交流，也关系国家战略与民族命运。

在中国学院的露台上，我看到几个字被半遮半掩在芒果树叶下。我想进去一探的愿望，被几个同学拦住了。该怎么向他们解释？这是一个中国青年在七十多年前建造的，我远道而来，只为目睹他当年的努力。

对我而言，谭云山是个谜。在他建造的图书馆里，我目睹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赠送的十余万册珍贵的线装书。这些书籍，即使在今日中国，也堪称宝贝。不少书籍出现虫蛀现象，翻动很少的书容易生虫，因为它们可以不受惊扰地生活在自己布满隧道的王国之中汲取营养。蒋介石与周恩来的捐献亦在其中。我辨不清那些线装书的种类与名字，即使叫得出名字，也读不懂它们的内容。那个古老的中国已离我远去。我很怀疑，七十多年来是否真的有学者翻阅过它们。

而历史经常以特别的方式回到身边。这些书籍中的很大部分与佛学相关，这是自唐朝以来，一代代中国学人与僧侣的翻译结晶。印度恐怕早已丢失了这部分遗产，倘若他们想要了解自己的过去，就必须求助于这些中文典籍。谁又知道，这些无人理睬、沾染灰尘的书籍，哪一天会激发起哪颗年轻的心灵。

在阿维杰特院长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那些老照片。谭云山与泰戈尔、尼赫鲁，与到访的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毫无疑问，他是20世纪的重要见证人。脆弱的中国、错乱的世界，也给予年轻人意外的机会，将他突然推到历史的前台。

墨色渐旧的小篆，述说的何止是学习方法的掌握和求学过程的艰辛，先生的内心到底是什么？他很少吐露自己的感受。在那些黑白照片上，他神情端庄、甚至略有些拘谨，是再典型不过的谦谦君子。他自己的观点淹没在浩瀚广博的引用中，那些淡淡的感伤洋溢其中。或许他终身都生活在对强有力心灵的渴望之中。他似乎关闭了自己，只向内心探索。但这探索，究竟多少是智慧，多少是玄虚？泰戈尔不也曾感慨地说：“啊！我悲怆的祖国，裹着褴褛的衣饰，／带着陈腐的知识，自鸣得意，／以为自己敏锐地看透了创造的虚假，／你怡然自得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你所做的不过是砥砺玄奥的谈锋。”

现在的和平乡很少有人知道谭云山的故事了，中国学院也淡去了昔日的光芒，变得更像一个单纯的语言教育机构。它曾是国际大学最著名的机构，它的建筑都是最雄伟与精致的，现在却失去了独特性。它不但没有扩张，反而还在靠遗产生存。人们大抵是健忘的，在大谈中印同盟时，却忘记了这个昔日最重要的联结者。

或许一切都不值得哀叹，谁能想到谭云山的理想，会以这种方式延续下来。谁又能想到泰戈尔与一个湖南青年的偶然相逢，会这样改变他的一生，并带来这样的影响。泰戈尔“世界一家”的理想经常被攻击为幼稚，它也经常在现实的政治军事冲突、物质争夺中显得脆弱。但是那些美好的、单纯的信念，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它们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生长。

国际大学虽小如鸟巢，却能吸引和容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和学生，而且坚信各种文明的成果都具有普世意义的。诗哲虽逝，但遗训尚存，遗踪犹在。然时间有限，行色匆忙，未能细细体味哲人的精要。或许人要在外面的世界四处流浪，才能最终抵达自己内心的殿堂。

别离了和平乡，我们向阿格拉出发，在那里除了精美绝伦的泰姬陵墓，还有辉煌与哀伤的红堡，等待着我们的觐谒。阿格拉红堡，又是一件伫立在天地之间的杰作。如果说泰姬陵融和了天地间的灵气，是超凡脱俗、空灵绝美，那么红堡则聚集了整个莫卧儿帝国最强盛期的自负、阳刚和奢华。那座红色砂岩建成的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外城堡，在湛蓝的天空下，如此辉煌夺目，那是古帝国曾经拥有的无上荣光和雄浑霸气。

移步入堡，才渐渐体会到皇族的奢华。外表是固若金汤的城堡，内在却是奢华舒适的宫殿。宫殿内庭里，洁白的大理石基上，雕花的廊柱支撑着莲花形的门洞一个连着一个，绵延不绝，在明亮的阳光下铺开一片阴凉。那巨大的王座在阴影里沉默，凸凹不平的黑洞里，曾经镶满了珠宝；描金涂彩的内壁，现在也只剩下残垣顶部，依稀保留了当时的辉煌。

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大帝于1565年维修阿格拉堡时主要出于军事目的，但他的儿子贾汗吉尔和孙子沙贾汗，却把它变成了雄伟壮丽的宫殿式城堡。这座方圆1.5平方公里的宫堡，虽经历漫长的岁月，多已失修，但画梁和墙壁上精巧的雕刻与设计，至今仍保存着昔日富丽堂皇的风貌。

莫卧儿王朝的几个著名皇帝，曾在城堡里度过充满传奇和荣耀的岁月，同时都有着浪漫忧伤的爱情故事，更让人唏嘘的是：他们都遭遇儿子背叛，兄弟残杀。这座建筑是当时东方世界最高技术的结晶，也是一个身居顶位，手握巨财的帝王以倾国的代价倾注的一份狂热执着；然而这类故事通常都是以悲剧作为结局的。

茉莉宫上的这座八角石塔小楼，据说，是观看泰姬陵的最佳位置。当年沙贾汗被囚禁后，经常默默地坐在此楼中，怀着无限的思念之情，遥望着宠姬陵墓，倾诉他那一颗孤寂哀伤的心，直至忧郁而亡。江山和权力诱发出的野蛮行径如同亚穆纳河边的草丛，生生不息，坚韧倔强。

此刻，我也站在这豪华冰冷的寝宫，遥望泰姬陵的方向，那浑圆洁白的穹顶如晶莹的珍珠浮现在一片雾霭中。本来应该建起那座黑色陵墓的河对岸现在仍然是一片荒凉。试想在满月之夜，皎洁的月光将泰姬陵染上一抹清辉，将是怎样一幅绝美而超然的画面。泰姬那不灭的魂魄依然在巨大的陵前轻歌曼舞，她的脚铃声穿过浓雾清脆地回响在耳边。遥望着她的老皇帝，又是一番怎样的凄凉和绝望。

历史漫长了岁月，任何权力和手段都无法阻止其前进的辙迹。谈吐呼吸间，星辰流转中，还有谁能胜得了时光？精巧的建筑斑驳了光阴，伟大的爱情凄美了情愫，昔日的奢华依旧可以触碰，但那随风而逝的感伤已无法缅怀。

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每一个转角，每一个绳结之中其实都有一个秘密的记号，当时的我们茫然不知，却在回首之时，突然间发现一切脉络历历在目，方才微笑地领悟了痛苦和忧伤的来处。旅行之意义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这样，人的心胸才会变得更宽广；这样，我们才会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行走在人生旅途，我们触摸的是多棱的生活，无须为艰难哀叹，为挫败悲语；不必为虚无动情，为沉沦失声。命运总有幸与不幸，勿被顺境捆着了脚步，勿被厄运颓废了精神。其实，站得越高，你的阴影越长；越是暗夜，就越接近光明。只要不停地校正前行的方向，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

人生如此，浮生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