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

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

使用与满足研究也引来一些批评,特别是说它缺乏理论性,说它对关键概念定义太泛(例如“需要”),说它无非是一种搜集资料的策略(见Elliott, 1974; Swanson, 1977, 1979; Lometti, Reeves, and Bybee, 1977。)

极少有研究去寻求满足的前提(Palmgreen and Rayburn, 1982)。人们通过媒介使用来寻求实现的满足,一般都是从他们对为什么要使用媒介的回答推断而来的,从而引发怀疑,说这种需要是被媒介创造出来的,或它是对媒介使用的合理化解释。

自从弗洛伊德以来,许多研究已经指出人类动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使用与满足研究利用自我报告来确定人们的动机,未免有点简单和天真。1983年,有人批评使用与满足研究混淆了操作定义和分析模式;质疑它的内部一致性;引证说它提供的模式缺乏理论支持;说它“讨论散乱,远离结果,不能证实理论的基础”(Stanford, 1983, pp．247-250)。

对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另一个批评是说它过于狭隘地集中于对个人的研究(Elliott, 1974)。它依赖心理学的概念,例如需求,而忽视社会结构和媒介在该结构中的位置。对这种批评,鲁宾和温德尔(Rubin and Windahl, 1986)作出了一个回答,他们提出了一种使用与满足理论和依赖理论相结合的综合方法(Ball Rokeach & DeFleur, 1976)。他们的使用与依赖模式(uses and dependencymodel, Rubin and Windahl)将个人置于社会系统之内,这些系统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需要。

使用与满足研究也受到提出媒介霸权论学者的批评。他们说,这种思路走得太远了,居然认为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媒介的内容和他们需要的解释(White, 1994)。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大众媒介的消息倾向于强化文化中的主导世界观,受众很难回避这种媒介提供的带有偏向的解读。

最后,一些研究发现,受众之接触大众传播,并不总是高度精心的或目的明确的行为,因而对使用与满足研究的某些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在大众传播的环境中,人们似乎常常是以一种自动导航的方式来行进的(Donohew, Nair, and Finn, 1984)。这种看法认为,很多人在使用大众传播时可能并不非常用心,事实上,说它是仪式化的或习惯性的行为可能更合适。很多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可能对监视环境或接受指导不感兴趣,他们只对一些温和的、令人愉悦的刺激感兴趣。

对看电视所做的一个大规模研究(Kubey& Csikszentmihalyi, 1990)认为,在看电视的时候,主动的受众常常是一个误导性概念。对看电视进行的这个研究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受试者年龄从10岁到82岁不等。研究发现,人们一致报告说,他们对电视的体验是被动的、放松的、注意力分散的。研究者也声称,与印刷品相比较,由于图像的表现特点,电视和电影很可能在观众中产生更为一致的认识与情感反应。一致效果不是使用与满足研究预测的结果。